霸權興衰史: 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第4版) | 誠品線上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本書綜述西元1500年以來英、法、西班牙等國的盛衰興亡，並且分析1945年以來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同時預測了未來世界的趨勢。作者指出，美蘇兩強走向衰落是無可免的，世界已進入多元權力時代；美國、蘇聯、西歐、日本和中國將稱雄於世。列強的地位取決於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和軍事戰略，關鍵在於執政者的智慧、經驗和能力。本書主要探討戰略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分三個時期討論：前工業社會、工業時代，以及現代和未來。全書告訴讀者的是對國家權力的珍惜與善加利用。但是，世界霸權興衰的歷史絕不會到此結束。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一九四五年生於英格蘭北部，泰恩河畔的瓦爾森城。他就讀於紐加塞大學歷史系，以極優異的成畢業；後來取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 甘迺迪教授曾在歐洲和北美許多地方作研究及講學。他現在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的特別會員。他曾擔任過「馮堡德基金會」的客座會員。一九八三年，他轉到耶魯大學教授歷史，主講當代戰略與國際事務。■譯者簡介張春柏、陸乃聖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第一篇：前工業社會的戰略與經濟第一章西方的興起第二章哈布斯堡家族爭霸史：一五一九～一六五九第三章財政、地理和戰爭的勝利：一六六○～一八一五第二篇：工業時代的戰略與經濟第四章工業化與全球均勢的變遷：一八一五～一八八五第五章兩極世界的來臨與「中等強國」的危機（一）：一八八五～一九一八第六章兩極世界的來臨與「中等強國」的危機（二）：一九一九～一九四二第三篇：現代和未來的戰略與經濟第七章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遷：一九四三～一九八○第八章邁向二十一世紀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主要探討戰略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分三個時期討論：前工業社會、工業時代，以及現代和未來。全書告訴讀者的是對國家權力的珍惜與善加利用。但是，世界霸權興衰的歷史絕不會到此結束。

試閱文字

自序 : 本書論述近五個世紀（後文藝復興）以來世界列強的滄海桑田、興亡盛衰。無可避免地，本書將以大量篇幅來討論戰爭，尤其是列強間進行的聯盟戰爭，因為這些戰爭對國際秩序有重大影響，但本書並不全然是一部軍事史。本書還追溯了一五○○年以來全球經濟均勢發生的變遷，但本書亦不是一部經濟史。本書旨在研討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國家，在勵精圖治與富國強邦的過程中，經濟與戰略之間的互動關係。
因此，正如本書的副題所示，書中的「軍事衝突」總是與「經濟變遷」相提並論。在這個期間，任何強權的偉大功績或者分崩離析，不但是其軍隊長期作戰的結果，而且也是這個國家能否在戰時有效利用本國經濟資源的結果。從更長遠的觀點看，這也是在戰爭爆發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家與其他主要國家經濟實力相對變遷的結果。因此，研究和平時期一個強權國家地位的不斷改變，與研究它在戰爭時期的戰略戰術同等重要。
我們的觀點將在正文中詳細闡述，此處先概述如下：
各主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實力，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主要是由於不同國家社會發展速度的不平衡，及有些國家獲得科技和組織上的突破所致。例如，一五○○年之後出現的遠洋軍艦和大西洋貿易的繁榮就使歐洲各國的受益程度呈現極大差異。同樣地，後來發明的蒸汽動力及其依賴的煤鐵資源，大幅度提高了一些國家的相對國力，因而削弱了另一些國家的相對國力。一旦國家的生產力提高之後，便能夠在平時大規模擴充軍備，而在戰時維持和滿足龐大陸海軍的需求。
雖然這似乎有赤裸裸的重商主義味道，但是財富必須靠軍事力量來襯托，而要獲得及捍衛財富則非軍事力量莫屬。然而，一個國家如果將過多的資源用於軍事目的，而不是用於創造財富，那終將耗虛國力。同樣地，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擴張過度（如征服過多的領土或發動代價高昂的戰爭），結果也可能適得其反，得不償失。如果它的經濟正處在衰退時期，那麼它更會進退維谷。自從十六世紀西歐興起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當前的美國等強權體系頭號國家興衰史顯示，從長遠看，一個國家的生產力、開闢財源的能力和軍事力量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相互關係。
本書各章論述的「霸權興衰」史，可簡述如下：第一章檢視了一五○○年前後的世界形勢，並分析了當時世界「權力中心」──明代中國、鄂圖曼帝國及其在印度的旁系（蒙兀兒帝國）、俄羅斯、幕府時期的日本以及中歐諸國──的優勢和弱點。十六世紀初，中歐諸國尚未露出將脫穎而出的明顯跡象。但是，有些東方帝國雖然貌似強大，但它們都深受中央集權制度之害。在這種制度下，國家強制其國民在宗教信仰、商業活動，甚至武器發展都要保持整齊劃一。歐洲由於沒有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機關，而且各城邦和公國衝突頻仍、烽火不斷，所以人們一直在追求軍事改革。這種軍事改革又與當時出現的新科技和商業升級相互激盪，共同推動發展。歐洲社會改革的阻力較小，因此它們的經濟成長迅速，軍事效能大幅提昇。隨著時間的推進，歐洲的發展很快便凌駕世界其他地區。
科技的日新月異和軍事的競爭性，這雙重的動力加上慣有的推擠爭佔和各顯神通的方式，雖然推動著歐洲各國向前發展，但是在這些互相競爭的國家中總會有一個國家因為獲得了充足的資源而超過其他國家，進而稱霸歐洲大陸。在一五○○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企圖達到的正是這個目標。第二章闡述的就是其他歐洲國家遏制哈布斯堡家族稱霸的種種努力。與本書的其他各章一樣，本章詳析了當時列強的相對優勢和弱點。讀者可以在影響整個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科技變遷之大背景下，更清楚地理解這個時期許多戰爭的結局。本章的主題是，雖然哈布斯堡的君主擁有豐富的資源，但由於他們窮兵黷武，連年征伐，戰線過長，最後，龐大的軍事支出終於使其日益衰弱的經濟基礎不勝負荷。在這些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其他歐洲國家的損失雖然也很慘重，但它們在維持物質資源與軍事力量的平衡方面卻比哈布斯堡帝國略勝一籌。
第三章討論一六六○年至一八一五年間的列強之爭。在此紛爭擾攘的時期，西班牙和荷蘭等一級強國逐漸淪為二流國家，而法國、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等五大國則逐漸崛起，主宰了十八世紀歐洲的外交和戰爭。她們忙於展開一連串的聯盟戰爭，但也因走馬換盟國而功敗垂成。在這一時期，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法國好幾次離歐洲霸主的寶座僅一步之遙，但每次都被其他列強的聯盟所阻擋。由於到了十八世紀初，常備軍隊和艦隊的開銷已迅速膨脹，因此，能夠建立先進的銀行和信貸體系的國家（如英國）較之金融體系落後的國家，擁有許多優勢。但是，地理位置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俄國和英國這兩個「邊陲」國家，在一八一五年後越來越重要的原因。兩國既可介入中西歐的戰爭，同時又不必擔心戰火燒及自身。在十八世紀中，兩國於維持歐陸均勢的情況下，都擴張到了歐洲之外。最後，在十八世紀後期，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大大提高了它開拓海外殖民地和阻撓拿破崙稱霸歐洲的能力。
相對之下，在一八一五年以後的整整一個世紀中，沒有發生過冗長的聯盟戰爭。「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架構中各主要國家的努力下，歐洲的戰略均勢得以維持，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試圖建立霸主地位。在一八一五年以後的數十年中，各國政府主要關注的是國內政局的穩定和跨出本洲而朝其他大陸展開領土擴張行動（如俄國和美國）。這種相對穩定的國際局勢，不僅使大英帝國在海軍、海外殖民和貿易領域等方面的聲勢達到登峰造極，而且也促進了由其獨家開發的以蒸汽為動力的工業生產。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工業化擴展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並開始使國際權力的平衡偏離了那些老字號國家，而有利於那些既擁有雄厚資源和組織又能充分利用新生產工具和科技的國家。這一時期發生的一些重要戰爭（如克里米亞戰爭、美國南北戰爭和普法戰爭等）顯示，大凡戰敗的一方，都沒有將軍事組織加以現代化，也欠缺完善的工業基礎設施來支援龐大的軍隊和製造更多昂貴、精密的武器裝備，而這些武器裝備正足以改變戰爭的性質。
因此，在二十世紀腳步逼近的時候，科技的進步和不平衡的成長速度使國際體系變得比五十年前更為不穩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一八八○年之後，全球列強紛紛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爭奪更多的殖民地，它們唯恐落於人後而展開了瘋狂的競爭。其二，各國在陸上和海上的軍備競賽有增無減。其三，各國政府出於備戰的需要，紛紛建立穩固的軍事聯盟。然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經常發生的殖民地紛爭和國際危機的背景下，全球權力的平衡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已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如今則受到了挑戰而光環漸褪。法國、奧匈帝國和剛完成統一的義大利等傳統歐洲強國漸漸地被拋在後面了。相形之下，美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橫跨大陸的龐然大國卻後來居上，雖然沙皇俄國的效率仍非常低落。西歐各國中也許只有德國具有躋身未來世界強國之林的實力。而東方的日本一心一意要在東亞地區稱雄，並不想向遠處發展。因此，所有這些變遷必然帶給大英帝國相當大而終至無法承受的困難，使之更難以捍衛它的全球利益。
雖然一九○○年後的五十年可視為兩極世界形成的時期，卻引起多次「中等強國」的危機（如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章題），所以整個體系的蛻變絕非風平浪靜。相反地，在慘絕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意志帝國卻比沙皇俄國佔有相當的優勢，因為德國的工業組織和國民效率頗獲好評，而俄國雖然現代化的腳步很快，但仍很落後。然而，在戰爭初期的幾個月中，德軍在東部戰線取得了一些勝利之後，卻發現在西部戰線有被擊敗的危險，因為它的盟國在義大利、巴爾幹和近東的戰場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後來由於美國的軍事援助，尤其是經濟援助，西方協約國終於戰勝了敵對的同盟國集團。但是，最初的參戰國都耗盡了元氣。奧匈帝國土崩瓦解；俄國發生了革命；德國戰敗投降；而法國、義大利，甚至英國也因損失慘重而雖勝猶敗。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國。日本進一步擴大了它在太平洋地區的地盤；而美國到了一九一八年則已成為無可置疑的世界頭號強權。
一九一九年後，美國迅速從國外撤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也奉行孤立主義政策。這使得國際體系和基本的經濟現實比本書所涵蓋的五百年的其他時期都更不協調。戰後，英法兩國的國力雖然已經由盛而衰，但仍佔據著國際外交舞台的中心。可是，到了一九三○年代，它們遭到了義大利、日本和德國等軍國主義國家的挑戰，其中德國稱霸歐洲的野心遠甚於一九一四年。然而，美國依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史達林的俄國也正在迅速成為超級工業強國。因此，「中等」強國若不想處在這兩個大陸巨人的陰影之下，就必須盡快擴張。使這些國家進退維谷的是，擊退德日兩國挑戰的結果，很可能是兩敗俱傷。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跌宕起伏，卻注定了他們的進一步衰落。軸心國雖然在戰爭初期節節勝利，但是因為他們與反法西斯同盟在生產資源方面的差距遠甚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究難逃戰敗的命運。但是在被同盟國軍隊打敗之前，他們卻佔領了法國，並重創了英國。大英帝國的雄風從此一蹶不振。一九四三年，人們數十年前預言的兩極世界終於姍姍來遲，同時全球軍事力量的平衡再次趕上經濟資源的分布而趨於一致。
本書的最後兩章討論兩極世界時期。在此期間，世界的兩極在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的確涇渭分明，在政治上則表現為多次的冷戰危機。美蘇兩個超級強權因掌握了核子武器和長程投射系統而實力倍增。這意味著目前的戰略景況和外交景況與一九○○年時已迥然不同，與一八○○年時更不可相提並論。
雖說如此，強權興衰的過程並未停止。各國在成長程度和科技變遷方面所顯現出來的差異，仍然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平衡，而這種經濟平衡又逐漸地衝擊著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平衡。在軍事上，美蘇兩強從六○年代至八○年代始終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實際上，由於兩國對國際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南轅北轍，所以它們之間的軍備競賽不斷升級，這是其他中等強權無可匹敵的。然而，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全球生產力平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十年中，第三世界在全球製造業總產量和全球國民生產毛額中所占的比例極低，但此後卻不斷地膨脹。歐洲從戰時的大破壞中恢復過來，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組織。現在，中國大陸也正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向前發展。戰後日本經濟的成長更是突飛猛進。據估計，它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已經超過了蘇聯。相形之下，美蘇兩強的成長率卻越來越疲軟不振。六○年代以後，他們在全球生產量和財富中所佔的比例大幅縮水。因此，如果單從各種經濟指數上看，世界顯然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多極（multipolar）時代。由於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戰略和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所以最後一章適時探討了目前的列強在軍事平衡與生產力平衡之間的落差，同時還指出了中國大陸、日本、歐洲共同體、蘇聯和美國這五大政治經濟「權力中心」各自面臨的問題和機遇。此五大權力中心也要盡力解決這些目的與手段糾葛不清的古老問題。不言而喻，強權的興衰史一點兒也沒有劃上休止符的跡象。
由於本書涵蓋的範圍很廣，讀者顯然會基於不同的目的來閱讀本書。作者相信有些讀者將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內容，如對過去五個世紀以來的強權政治、經濟和科技的變遷對列強地位消長的影響，以及在平時和戰時戰略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做個廣泛又不失詳細的調查分析。顧名思義，本書對小國和小規模的雙邊戰爭不予討論。出於同樣的原因，本書（尤其是中間若干章）著重討論的是歐洲。這些都是本書的主題使然。
對其他讀者，尤其是關注「世界體系」或戰爭發生之週期性型態的政治科學家來說，本書可能不盡如人意。為了避免誤解，在此必須釐清一點，本書不擬討論（諸如）康德拉季也夫（Kondratieff）關於經濟循環之景氣或衰退與大規模（或曰「系統的」）戰爭之間關係的理論。此外，本書也不詳細討論關於戰爭起因的一般理論，或戰爭是否容易由強權的興衰所引起之類的問題。本書也不是一部關於帝國理論和帝國如何統治，或帝國統治是否有助於國力的增強之類的理論專著。最後，本書對哪些社會形態和社會／政府組成形式能在戰時最有效地利用資源，也沒有提出一般性理論。
反過來說，書中大量的資料對有關的學者無疑會有所幫助。但是，歷史學者（而不是政治學者）在進行理論探討時面臨的問題是，由於史料浩若煙海，錯綜複雜，很難得出「健全的」（hard）科學結論。因此，雖然有些戰爭（如一九三九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歸因於決策者害怕世界均勢正在發生的變化，但這一說明卻不適用於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戰爭）、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戰爭）或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發生的戰爭。同樣地，雖然我們可以說，一九一四年的奧匈帝國是「衰落中的」強權引發大規模戰爭的典型例子，但是我們還必須對當時「正在興起的」德俄兩個強權所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提出說明。再者，由於史料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任何有關帝國的利弊得失和帝國統治是否受「權力／距離」比例的影響等一般理論，都可能產生時而肯定、時而否定的，陳腔濫調。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擱置那些推測性的先驗理論，仔細地檢視過去五百年間「霸權興衰」的歷史記錄，當能得出一些結論。這些，結論通常是有確實根據的，不過要先承認任何時候都有個別的例外存在。例如，在國際體系中，各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和生產力平衡的變遷與他們的地位之間有一種明顯的因果關係。例如從十六世紀以後，世界貿易集中地由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西北歐，以及在一八九○年後的數十年中，世界製造業產品的集中地從西歐轉向其他地區。這是兩個極佳的例證。這些例子顯示，經濟力量的變遷預告新強權國家的崛起，而這些新興強權國家終究會對全球的軍事和領土秩序產生決定性影響。這正足以說明在過去數十年中，全球生產力的平衡點轉向「太平洋邊緣」地區之趨勢，不僅僅引起經濟學人的關注。
歷史還告訴我們，從長遠看，一個強權國家在經濟上的起落和它成為重要軍事強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著明顯的關係。其原因有二：其一，龐大的軍事組織有賴於經濟資源的支持；其二，就國際體系而言，財富和國力總是相對的。早在三百年前，德國重商主義理論家馮．霍尼希（von Hornigk）就曾寫道：

一個國家富強與否，並不是看國家的富裕程度或財富的安全性而定，而端賴於其鄰國國力的大小和財富的多寡。

在本書中，這種觀點將一再地獲得證實。例如，十八世紀中葉的荷蘭絕對比一百年之前更富有，但那時它已算不上是強國了，因為它的鄰國法國和英國已比它更富更強。一九一四年的法國也確實比一八五○年更強大，但是與強大得多的德國相比，就顯得黯然失色。同樣地，當今的英國所累積的鉅額財富及軍隊擁有的強大武器，皆非強盛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所可比擬，但是這一點並無助於提高它的地位，因為它的產品在世界生產量中的占有率已從百分之二十五跌至百分之三。總之，一個國家如果相對強大，就沒有問題；反之，就會有麻煩。
然而，這並不表示，一個國家的相對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的消長總是同時出現的。本書引述的史實顯示，一個國家相對經濟實力的拋物線和它的相對軍事／領土影響力的拋物線之間有一個明顯的「時間差」。這一點也不難理解。一個經濟正在發展中的強國（如一八六○年代的英國、一八九○年代的美國和今天的日本）總希望先富裕起來，而不願在軍備上花太多的錢。但是再過半個世紀，國家投資的輕重緩急次序就可能發生變化，因為經濟上的擴張必然會帶來許多海外義務（如對國外市場和原料、軍事聯盟的依賴，也許還仰賴軍事基地和殖民地）。另外，敵對強國的經濟可能正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並且也希望擴大在國外的影響力。於是，世界上的競爭愈演愈烈，市場上的股票價格不斷下跌，悲觀的觀察家預言經濟蕭條已經迫近，愛國的政治家則大聲疾呼民族「復興」。
在這種多事之秋，強權國家可能會設法增加更多的國防經費，比起兩個世代之前高出甚多，卻仍然感到不夠安全，這純粹是因為其他強國成長得更快，越來越強大。例如，擾攘不安的一六三○年代和一六四○年代，西班牙帝國的軍費便遠遠超過了一五八○年代富裕的卡斯提爾時期。在愛德華七世（一九○一─一九一○）時代，英國在一九一○年的國防經費也遠高於英國經濟處於高峰時期的一八六五年，但是英國人並不覺得更安全。現在，美蘇兩強似乎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相對衰落的強權國家總是本能地增加「安全」投資，因而必然導致「經濟投資」的減少，並造成惡性循環。
有關這五百年歷史的資料中，還可以得出另一個普遍性的結論，即爭奪歐洲或世界霸權的大規模聯盟的最終結局，與雙方所投入的生產資源的數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各國對西班牙─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戰爭、十八世紀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和拿破崙戰爭，以及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證明了這一點。最後，一場漫長難捱的戰爭是對交戰雙方相對力量的一種考驗。隨著戰爭時間和空間的延長，雙方資源的多寡將變得愈來愈重要。
然而，我們也不應陷入經濟決定論的錯誤。雖然本書主要探討過去五個世紀中世界事務發展的「重大趨勢」，但是這並不應該認為，經濟決定一切，或者說經濟是決定每個國家成功與失敗的唯一因素，因為諸多的證據顯示，包括地理位置、軍事組織、民族士氣和聯盟體系等許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對各國的相對實力發生影響。例如，在十八世紀，荷蘭「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曾是歐洲最富庶的地區，俄國則最為貧窮，但是荷蘭衰落了，俄國卻崛起了。個人的愚行（如希特勒）和極強的戰鬥力（如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步兵團和本世紀的德國步兵）也常常能影響一些戰鬥或戰役的勝負。但是，無可否認地，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強權國家戰爭中，勝利的果實往往屬於經濟基礎較為雄厚的一方，或者說，打到戰爭結束時還掌握著最後一個銅板的一方。本書引述的諸多事實將證明，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冷嘲熱諷，但本質上卻是正確的。而且，正是由於在過去五個世紀中各主要國家的權力地位與它們的相對經濟地位之間有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我們才有必要探討當今世界的經濟和科技發展趨勢對當前的均勢可能會產生什麼影響。無可置疑地，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這只能是在一定的歷史環境限制下進行的。
本書最初的原型是來自於著名的普魯士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一八三三年發表的一篇關於「列強」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概述了西班牙衰落之後國際權力平衡的起伏，並試圖說明有些國家異軍突起終至沉淪潦倒的原因。蘭克在文章的最後分析了當時的世界形勢，以及法國在拿破崙戰爭失敗後的國際事件。在史學家專業習慣的誘惑下，他在討論列強的「前途」時，也對不確知的未來世界提出了預測。
寫一篇論述「列強」的論文是一回事，而寫一本這樣的書則是另一回事。我的初衷是寫一本「小品文式」的小書。我以為讀者都了解（至少粗略地了解）有關列強的各種背景知識。但是，當我把本書的前幾章草稿寄出去徵求意見，或與一些學者討論書中的一些主題時，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有誤：大多數讀者最需要的是更多詳盡的背景知識，因為當時還沒有關於列強經濟和戰略均勢演變的論著。由於經濟史學家和軍事史學家尚未涉足這一領域，歷史事實本身才遭到忽視。本書中大量的史實正是為了填補這個重要空白。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篇 前工業社會的戰略與經濟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

史學家通常把公元一五○○年做為劃分近代和現代兩個時代的分水嶺，但是在當時，身處其境的歐洲人卻並未意識到他們的大陸即將統治大部分的地球。他們對偉大的東方文明知之甚少，且主要來自旅行者往往是以訛傳訛的故事。然而，他們對廣袤的東方帝國所擁有的神話般的財富和龐大的軍隊的印象還算是準確的。當他們與這些國家初次接觸的時候，一定覺得它們比西歐更為得天獨厚。事實上，與這些偉大的經濟文化中心相比，歐洲確實有些自慚形穢。首先，它既非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區，亦非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這兩方面由印度和中國各領風騷。
其次，從地緣政治學上看，歐洲「大陸」的形狀亦不甚佳。它的北面和西面為冰雪和大海所環繞，東面極易招致陸路入侵，南面則易受到戰略包圍。在一五○○年前後，這些現象並非杞人之慮。僅僅八年以前，西班牙的最後一個回教徒地區格拉納達，剛剛被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軍隊征服，但是這僅僅表示地區性戰役的結束，而不是基督教和回教兩大勢力較量的結束。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所引起的震撼仍然困擾著西方世界。該事件的意義似乎並不止於其本身，因為鄂圖曼土耳其人並未停止向前推進。到該世紀末，他們已經占領了希臘、愛奧尼亞群島、波士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半島大部分地區。一五二○年代形勢更趨惡化。土耳其軍隊正在逼近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南部，鄂圖曼戰艦也時時威脅著義大利的港口。教皇開始擔心君士坦丁堡的厄運很快會降臨到羅馬頭上。
儘管上述威脅是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繼承者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歐洲人卻從未做出一致且有效的反應。歐洲既不同於鄂圖曼帝國和中國，也不同於蒙兀兒人即將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未有過統一的歐洲和公認的領袖。歐洲僅僅是一些小國、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當時，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如西班牙、法國和英國正在西歐崛起，但是它們都忙於內部紛爭，同時又互相仇視，因而未能結成與回教國家相抗衡的聯盟。
與亞洲的偉大文明相比，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航海和其他技術領域內也並不占明顯優勢。歐洲的文化和科學遺產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回教世界「借」來的，正如回教國家在以前的幾個世紀中藉著貿易、征戰和殖民等手段從中國借用一樣。回顧歷史，人們可以看到，在十五世紀末葉，歐洲在貿易和技術方面正在加速發展；但是最客觀的評價也許是，當時世界各大文明中心正處於大致相似的發展階段，各有長處和短處。在技術和軍事上，鄂圖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以及稍晚時期的蒙兀兒人統治的北印度、歐洲國家體系及其俄羅斯旁支，都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國家先進得多。雖然這些意味著在一五○○年歐洲已躋身於世界文化列強之林，但是當時並無它有一天要脫穎而出的端倪。因此，我們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之前，有必要探討一下它的競爭對手的優勢和弱點。

明代中國
在近代以前，沒有任何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先進、更優越。她人口眾多（十五世紀時即達到一億至一億三千萬，而當時歐洲人口僅為五千萬至五千五百萬）、文化發揚顯達、土地肥沃，並有一個由受過良好儒家教育的官吏管理的、統一的、等級森嚴的政府機構。因此，中國社會非常成熟，具有相當的連貫性；這一切令外國來訪者歆羨不已。誠然，這個文明在忽必烈入侵後曾受到蒙古游牧部族的嚴重破壞和統治；但是，中國一向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同化，甚至到一三六八年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打敗蒙古人之時，許多舊的制度和知識都未曾有些許改變。
對於在「西方」科學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顯著的特點莫過於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很早就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她在十一世紀就發明了活字印刷，不久便擁有大量書籍。在運河的開鑿和人口壓力的刺激下，她的貿易和工業也愈來愈發達。中國城市的規模遠非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可同日而語，她的商路也一樣四通八達。她很早就發行紙幣，大幅加速了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了十一世紀後半葉，中國北部已經擁有一個頗具規模的煉鐵業，年產生鐵約十二萬五千噸，主要供軍隊和政府使用──其總人數達一百萬的軍隊本身就是鐵製品的龐大市場。必須指出的是，這個產量甚至遠遠超過了幾世紀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生鐵產量！中國是首先發明火藥的國家；十四世紀中葉，明朝推翻蒙古人的統治時就已經使用大砲。
了解中國文化和技術的進步之後，人們對於她開始著手進行海外發展和貿易的努力就不足為奇了。中國人還發明了指南針，建造了和西班牙大帆船一樣大的帆船。中國與印度洋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和絲路上的貿易同樣有利可圖。中國在許多年以前就在長江江面上進行過水戰──早在一二六○年代，為了擊敗宋朝的水軍，忽必烈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配備有發射投擲機械的龐大艦隊。十四世紀初，沿海的穀物貿易也已相當蓬勃。據記載，在一四二○年，明朝的海軍擁有一千三百五十艘戰船，其中包括四百個大型浮動堡壘和二百五十艘遠洋船舶。這支部隊尚不包括已經與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有貿易往來的私人船隊。這支船隊為中國帶來了巨大財富。
最著名的海外遠征，是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間鄭和將軍進行的七次遠航（譯者注：史書另有一種說法是八次），這些船隊有時多達數百艘船隻，擁有數萬名人員。他們遍訪從麻六甲和錫蘭至紅海口和東非尚吉巴的各個港口。他們一方面向恭順的統治者饋贈禮物，以收攬其心；另一方面又迫使桀驁不馴的部落首領承認北京的權威。曾經有一艘船從東非帶回長頸鹿，以取悅龍心；還有一艘船曾帶回一位錫蘭的首領，因為他竟然愚蠢到拒絕承認天子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必須指出，中國人與葡萄牙人、荷蘭人等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不搶掠殺戮）。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可以證明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長達四百英呎，排水量達一百五十噸）。他們完全有能力在航海家亨利向休達（Ceuta）以南推進之前幾十年就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是，中國人一四三三年的遠征成了這條航線的最後一次。三年之後，皇帝下了一道聖旨，禁止建造海船；不久又下了一道敕令，命令毀掉所有兩桅以上的船隻。此後海軍人員只得受雇於大運河上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就此遭到閒置，任其腐朽。就這樣，中國放過了向海外發展的種種機會，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當然，中國的這項決定自有其言之成理的戰略原因。當時帝國的北部邊疆再度受到蒙古人的威脅，因此，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似乎是有必要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強大的海軍成了一種昂貴的奢侈品。此外，中國先前向安南（越南）的擴張不僅勞民傷財，而且屢遭挫折。但是，當後來縮編海軍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時，中國仍然沒有改弦易轍的打算。在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受到日本海盜的騷擾，然而中國仍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的打算。甚至連葡萄牙艦隻在中國沿海的頻頻活動也未能促使當局有所反省。＊在達官貴人們看來，既然中國的臣民已被禁止一切海上貿易，陸上防禦不就足夠了嗎？
＊在一五○年代的一個短時期裡，略有恢復的中國沿海艦隊曾幫助高麗人粉碎了日本兩次入侵的企圖，但是連這點殘餘的海軍力量隨後也衰頹了。
由此可見，除了經費方面的考慮，中國倒退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其極端保守的儒家官僚政治。在明朝時期，出於對蒙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種種變遷的憤恨，這種保守性更是變本加厲。在這種保守氣氛下，至關重要的官僚機器只熱衷於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藉由向海外擴張和貿易去開創更光明的未來。在儒家看來，戰爭本身是一種可悲的行動，軍隊只有在擔心彎族入侵和國內叛亂時才有必要。官吏們對軍隊（包括海軍）的厭惡是與對商人的疑忌相伴而生的。私人資本的累積、賤買貴賣的行為，和暴發戶商人的鋪張炫耀，都觸怒了這些權貴士大夫，正如它們激起了平民百姓的憤慨一樣。因此，儘管這些官吏並不想將整個市場經濟連根拔起，但他們卻經常沒收商人的財產或禁止他們經商，以此對他們進行干預。在權貴的眼裡，中國臣民進行對外貿易自然更令他們懷疑，因為他們對此更無法控制。
這種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科技上的重大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修了萬里長城，發展了運河系統，重建了冶鐵廠和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勸告皇帝說這一切都是「治國」必需的。但是，這些事業也並未受到真正的重視。運河聽任衰敝損毀，軍隊則經常缺乏新裝備，（在一○九○年左右建造的）天文鐘被棄置不顧，冶鐵廠也漸漸相繼關閉。
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遠遠不止於此。印刷僅限於學術著作，未用於廣泛傳播實用的知識，更不用說社會批評了。紙幣被中止使用。中國城市從未得到西方城市享有的自治權；連首都也必須隨著皇宮的遷址而遷移。沒有官方的鼓勵，商人和企業家就不可能興旺發達；即使賺了錢人們也寧可用來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是投資在發展基礎工業上。同樣地，禁止海外貿易和遠洋漁業消除了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動力。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中國與葡萄牙和荷蘭等國尚有少量貿易，但僅限於奢侈品交易，且受官方的嚴格管制。
結果，明朝時期的中國較之四百年前的宋朝，活力和進取精神都已不可同日而語。誠然，在這個時期農業技術有了一定的進步，但是不久之後，連這種比較密集的農業和對邊際土地的開發利用也跟不上人口的迅速增長了。甚至在一六四四年較有活力的滿族人取代了明朝之後，這種持續的衰落也未能加以遏制。
一七三六年，正當達比（Abraham Darby）在科爾布魯克德（Coalbrookdale）的冶鐵廠剛剛開始繁榮起來的時候，中國河南和河北的鼓風爐和煉焦爐卻完全被廢棄了。這些爐子早在征服者（即英王威廉一世──譯注）於哈斯丁斯（Hastings）登陸之前就已經發揮了相當大的功能，如今它們要等到二十世紀方能恢復生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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