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媽對全球化的預言: 輸出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會換來種族仇恨和世界動盪 | 誠品線上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如果你以為虎媽只會教養孩子，那你就大錯特錯！虎媽早在2003年就看出，這個世界會因為全球化，變得更可怕！ 全球化標榜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但在非西方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自由市場卻讓財富高度集中在激起民憤的少數族群手上。這些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例如東南亞的華人、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埃西亞人、拉丁美洲及南非的白人、西非的黎巴嫩人及後共產主義俄國的猶太人，最後都成為暴力仇恨的標靶。與此同時，民主政治又賦予了貧困的大多數人力量，因而形成了種族紛爭、掠奪甚至是種族屠殺。 除此之外，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惹人注目的主導市場的少數群體，這也是反美主義在世界各地興起的原因之一。作者是全球化之友，但她提醒必須要分散全球化的利益、避免其最具破壞性一面的影響。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蔡美兒Amy Chua虎媽，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學術研究領域包括國際商貿、法律與發展、種族衝突及全球化問題。蔡美兒1962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香檳城，其父母為菲律賓華裔，祖籍福建。她於1984年獲得哈佛大學學士學位，1987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並獲法律博士（JD）。蔡美兒先後在杜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福大學、紐約大學做客座教授。2001年起受聘為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2005年晉升為約翰．達夫講座法學教授，2011年出版《虎媽的戰歌》一書，在全球引起關於東西方文化與子女教養方式的激烈辯論。蔡美兒的著作有：《帝國時代》（Day of Empire）、《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及《虎媽的戰甲》（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譯者簡介劉懷昭北京大學學士，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宗教學碩士研究生。資深傳媒業者，曾任北京《三聯生活周刊》國際版編輯、《明報》紐約分社編輯及《星島日報》洛杉磯分社採訪部主任。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中文版序言致謝前言 全球化與種族仇恨第一部分 全球化的經濟影響第一章 紅寶石與水稻——華裔少數族群在東南亞的主導地位第二章 駱馬胚胎、大農場以及藍籌第一股——拉丁美洲的白人富豪第三章 第七位寡頭——後共產主義俄羅斯的猶太億萬富翁第四章 「喀麥隆的伊博人」——在非洲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第二部分 全球化的政治後果第五章 對市場的反彈——以種族為標靶的攫取及國有化第六章 對民主的反擊——裙帶資本主義和少數族群統治第七章 對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反擊——驅逐與種族滅絕第八章 混血——同化、全球化和泰國的案例第三部分 種族民族主義和西方第九章 西方自由市場民主的陰暗面——從吉姆•克勞到納粹大屠殺第十章 中東鍋爐——作為區域性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以色列猶太人第十一章 他們為什麼仇視我們——美國作為主導全球市場的少數族群第十二章 自由市場民主的未來後記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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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前言　全球化與種族仇恨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個天高雲淡的清晨，我接到母親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她壓低聲音告訴我說，我的姑媽莉安娜，也就是我父親的孿生姐姐，在她菲律賓的家中遭到謀殺，被她自己的司機割喉。母親用我們老家的客家話告知了我這一消息，但「謀殺」這個詞她是用英語講的，彷彿是要憑藉語言的牆壁，將這一事件阻擋在我們家門外。
　　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來說，自己的親人被謀殺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親的悲痛是難以名狀的；直到今天，他仍然不願談論此一話題。而對我們家其他成員而言，除了悲痛之外還含有一點不光彩的成分。對於華人來說，運氣乃積德使然，一個走運的人是從來不會遭到謀殺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給一個菲律賓人一樣，被謀殺是可恥的事。
　　我和我的三個妹妹都非常喜歡莉安娜姑媽，她是個身材嬌小、性情古怪的人，終生未嫁。跟許多有錢的菲律賓華人一樣，她在檀香山、舊金山和芝加哥都開有各種銀行帳戶。她常來美國看我們，她和我父親有著孿生姐弟之間才會有的那種親密。因為她自己沒有孩子，所以她在姪女們身上很是大方，隨著我們漸漸長大，她送的禮物也愈來愈貴重。在我十歲生日時，她送給我十粒小鑽石，用衛生紙包著。我姑媽熱愛鑽石，一買就是十幾二十顆，然後裝在伊麗莎白雅頓保濕面霜的空瓶子裡，有些甚至就放在她洗手間的架子上。她喜歡積攢東西，我們在麥當勞用餐時，她會把免費的小袋番茄醬塞滿她的Gucci手提包。
　　根據警方的報告，我的姑媽莉安娜，「一名五十八歲的獨身女子」，是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晚上八時左右在她的客廳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傭中有兩人受到訊問並交代說，我姑媽的司機尼洛．阿比克在她倆知情並提供協助的情況下，策劃和實施了這一謀殺行為。「在案發前數小時，目擊者看見被告正在磨那把據知用於作案的刀。」殺人後，「被告與兩名目擊者會面，告訴她們說東家死了。當時他戴著一雙沾著血跡的白手套，手中還握著刀，刀上也同樣沾有血跡。」但是，接下來警方稱，逮捕令未及執行，阿比克就「失蹤了」。兩名女傭則予以釋放。
　　同時，在馬尼拉有名望的華人墓地，我家的親戚們為我的姑媽舉辦了一個隱祕的葬禮。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這個墓地裡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據請來看風水的道士說，由於我姑媽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則會給活著的親屬帶來厄運。於是她被獨自安置在一個小墓穴中，與家族的墓穴相鄰，但不緊靠著。
　　葬禮過後，我問我的其中一位叔父，兇殺案的調查可有後續進度？他只簡短說了一句「兇手還沒找到」。是我嬸嬸告訴我，馬尼拉警方已經自動當成「結案」。
　　我無法理解我的親戚們就事論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態度。我的姑媽被伺候她的人、與她朝夕相處的人殘酷地殺害了，為什麼他們感受不到足夠的震驚？為什麼他們不對那兩名女傭的獲釋表示憤慨？當我追問我叔父時，他對我甚至有點不耐煩。「這裡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嘛，」他說，「這裡是菲律賓，不是美國。」
　　我叔父並非僅僅是麻木。原來，我姑媽的死遵循著一個普遍的模式。在菲律賓，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華裔被綁架，綁匪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菲律賓裔。許多被綁架者—往往是孩子—都被殘酷地殺害，甚至是在付了贖金之後。還有其他一些華人的遇害，像我姑媽那樣，不屬於綁架撕票，而通常是搶劫性質的。殺害我姑媽的兇手未予捉拿歸案也同樣不足為奇。菲律賓的員警，他們本身都是出身貧窮的菲裔，在處理這類案子時經常是無動於衷。當有西方記者問到，為什麼暴力攻擊的目標總是華裔時，一名菲律賓員警咧嘴一笑，說那是因為「他們比較有錢」。
　　我的家族屬於菲律賓那個人數不起眼但經濟實力雄厚且善於經營的華裔少數族群。華裔儘管只占菲律賓人口的百分之一，卻掌控著全國百分之六十的私營經濟，包括菲律賓的四條主要航線和幾乎所有的銀行、酒店、購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團企業。我自己的家族在馬尼拉經營一個塑膠工業集團公司。與陳永栽、施至成或吳奕輝這樣的巨頭相比，我家只不過是「第三等」華裔富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擁有大片上好的地產和幾處度假別墅。此外，他們還寄存有裝滿金條的保險箱，每根金條約有一塊士力架巧克力棒那麼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這麼一根，是莉安娜姑媽在她去世前幾年，透過聯邦快遞寄給我的法學院畢業禮物。
　　自姑媽遇害以來，有一段童年的記憶我總是揮之不去。那年我八歲，住在我家位於馬尼拉的高宅大院裡。一個清晨，天還沒亮，我醒了，到廚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樓下多走了一層樓梯，因為我結結實實地絆在了六條大漢的身上。
　　我走進了男僕們住的地方。我家的家僕、園丁和司機—有時我想像阿比克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正鋪著席子睡在骯髒的地板上。那地方散發著汗臭和尿騷味。我被嚇壞了。
那天晚些時候，我跟莉安娜姑媽講起了這件事，她慈愛地笑起來，解釋說，那些僕人（當時住在我家的好像有二十個，全部是菲裔）能給我家做工算是走運。要不是有這份活兒幹，他們就只能上無片瓦地睡在露天下水道裡與老鼠為伍。
　　說這話時一個菲傭剛好走進來。我記得她給我姑媽的哈巴狗端來一碗飯。我姑媽接過碗時仍在不停地說著，就好像那女傭不在眼前似的。菲律賓人嘛，她接著說（是用漢語，但顯然不在乎那傭人是否聽得懂），又懶又笨，別無所求。要是他們不願意為我們幹活，他們隨時可以走人。我姑媽說道，畢竟他們是雇工，又不是奴隸。
在菲律賓大約八千萬的菲裔人口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的生活費用不足兩美元。百分之四十的人一輩子都居住在臨時收容站，百分之七十的菲裔鄉下人沒有自己的土地，幾乎有三分之一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衛生設施。
　　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單是窮困的話還好說。窮困本身不會導致人們行兇。最糟糕的情況是，窮困加上受辱、絕望和冤屈。
　　在菲律賓，成千上萬的菲裔在給華裔打工，但幾乎沒有華裔為菲裔打工。華裔主導著工商業的每一個社會層面。全球市場經濟強化了這一主導地位：當外國投資者到菲律賓做生意時，他們接觸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除了一小群貪腐的政客和少數西班牙混血的貴族家庭以外，菲律賓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是華人的後裔。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菲律賓所有髒、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攬了。所有農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傭人和遊民都是菲裔。在馬尼拉，數以千計的菲裔曾經生活在巴雅塔斯垃圾山及其周圍：發酵中的廢棄物堆積成的這個山丘橫亙十二條街，當地人稱之為「樂土」。無家可歸的人們靠著在腐爛的食物和動物死屍中翻揀搜尋為生。二○○○年七月，積聚的沼氣導致垃圾山內爆塌陷，悶死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兒童。
　　當我向一個叔父問及巴雅塔斯的爆炸時，他不高興地回答說：「提這事幹什麼？對於外國投資來說這是再糟糕不過的事。」對此我不以為怪。我的親戚們的生活完全與當地菲律賓大眾隔絕，住在清一色華裔居民的豪華飛地裡，街道都以哈佛、耶魯、史丹佛和普林斯頓命名。社區入口處由武裝的私家保安把守著。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他身高接近六英尺，而我姑媽只有四英尺十一英寸高—我的心中就湧起仇恨與厭惡，這種感覺強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有些時刻我也會意識到，華裔確實應該正視廣大的菲律賓多數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樣的人：在他們眼裡，華裔作為剝削者，外來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優越是難以容忍的。我永遠不會忘記警方報告中阿比克的「殺人動機」一項，所填寫的內容不是搶劫，儘管填寫了這個司機盜走的珠寶和錢財。代之，被當作動機的只有一個詞：「報復」。
　　在這個比我們絕大多數人所想像還兇殘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媽的被害只是滄海一粟。在美國，我們讀到大屠殺和種種野蠻事件，起初遠在天邊，現在離自己愈來愈近。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繫，也不知道我們在這些事件的發生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塞族集中營裡，女囚反覆遭到姦淫，一天好幾次，女兒們往往與母親一起受辱。至於男囚，若是走運的話，就被高唱著國歌的塞族衛兵活活打死；如果沒這麼幸運的話，他們會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槍口下被迫親手閹割其他被囚的難友，有時是用自己的牙齒咬下來。先後共有數千人慘遭折磨和殺戮。
一九九四年在盧安達，胡圖族平民在短短三個月間殺死了八十四萬圖西人，且通常是用大刀砍死。年幼的孩子回家，看到的是他們的媽媽、爸爸、兄弟姐妹橫屍地上，身首分離。
　　一九九八年在雅加達，印尼暴徒叫喊著打、砸、搶了數百家華裔店鋪和住所，燒殺搶掠間有兩千人喪生。一名倖存者—一個十四歲的華裔女孩子，後來服鼠藥自盡。她曾在親生父母面前慘遭輪姦，性器被肢解殘割。
一九九八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殺式爆炸者駕駛著滿載爆炸物的轎車衝向了一輛校車，校車內有三十四名猶太小孩，年齡都在六到八歲間。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類似的事件加劇了，成了家常便飯，成了巴勒斯坦人仇恨的一個強大的集體表達。「我們恨你們，」阿拉法特的一名資深官員在二○○二年四月對此表示，「空氣仇恨你們，大地仇恨你們，樹木仇恨你們，你們在這塊土地上一點用處也沒有。」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中東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國飛機。他們摧毀了世貿中心大廈和五角大樓的西南部，砸死燒死了大約三千人。一個阿拉伯示威者高舉的橫幅上這樣寫著：「美國人，想想吧！為什麼你們在全世界到處引起仇恨。」
　　除了暴力以外，這些事件之間有什麼內在關聯嗎？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三股最大的力量關係上—市場、民主和種族仇恨—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無減。
　　本書是關於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充斥在西方以外但幾乎未予認識，事實上還時常被看成一種禁忌—它將自由市場民主轉化成為引發種族衝突之火的發動機。我所指的這一現象即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現象：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少數族群在市場條件下趨向於在經濟上起控制作用，在極大程度上控制著他們周圍的「本土」多數族群。
　　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在世界上隨處可見。在菲律賓，在東南亞各國，華人都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一九九八年，占印尼全國人口百分之三的華裔控制著大約百分之七十的私營經濟，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團企業。近一段時間，緬甸華裔經營者簡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經濟。在南非，白人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並且，在某種更複雜的意義上，在巴西、厄瓜多、瓜地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伊博人在奈及利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克羅埃西亞人在南斯拉夫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猶太人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也幾乎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
　　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是自由市場民主不起眼卻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存在的社會裡，市場和民主不單是偏愛不同人，或者不同階級，而且偏愛不同族群。市場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手中聚斂財富，經常是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而民主則賦予窮困的大多數人政治力量。在此情況下，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成為啟動潛在的災難性民族國家主義的發動機，造成備感挫折的「本土」多數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選票的投機政客煽動的人們—起而對抗他們所仇視的富有的少數族群。今天，這一矛盾正在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地上演，從印尼到獅子山，從辛巴威到委內瑞拉，從俄羅斯到中東。
　　從二○○一年九一一事件開始，這種衝突也在美國上演。美國人並不是少數民族（不過以國籍而言，我們確實是少數，算是少數民族的近親）。民主政治也並未遍及全球。儘管如此，現在全世界還是認為美國人是主導全球市場的少數。以美國的領土以及人口來看，我們所握有的經濟勢力實在是強大到不成比例。於是我們成為眾人憎恨的對象，世上許多主導全球市場的「少數民族」也同樣被仇視。
　　全球反美主義的產生有諸多原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乃是自由市場和民主在全球的擴展。在全世界範圍內，全球市場都被極大地理解為是在強化美國的財富及其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全球的平民主義者和民主運動將力量、合法性和發言權賦予世界上貧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眾。非西方國家的人們比美國人更容易承認這一點：自由、公平的選舉會把權力帶給反市場、反美的領導人。在過去二十年裡，美國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範圍內同時推進市場化和民主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受挫群體的憤怒牽引到了自己身上。
　　自由市場民主與世界各地的種族紛爭之間的關係是與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這一現象引發了複雜的糾葛，同時躲過了全球化的熱衷者及其批評者的視線。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場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擴展構成，並因這一擴展而激化。二十多年來，美國政府以及美國的顧問、利益集團和基金會，一直在各發展中國家及後社會主義國家中竭力推進自由市場民主。有些時候，我們的努力已經幾近荒唐。例如，有這樣一個美國自由市場顧問團在蒙古的傷心故事：在這些美國人離開這個國家之前，一名蒙古官員請他們多寄一些卷帙浩繁的美國安全法給他們，即那種單面複印的文件檔案。這些美國人聽到這樣的請求都一陣狂喜。遺憾的是，其實蒙古人對這些文件的興趣點並不在其內容，而在每頁空白的那一面，因為這些影本可用以緩解蒙古政府時常出現的紙張短缺。
　　美國政府還曾僱用總部在紐約的世界最大的公關公司博雅，來幫忙向哈薩克人民推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諸多博雅公關的創意中，有一個是他們開發的歌頌私有化的小型系列電視肥皂劇。其中一集講的是，兩個倒楣的家庭極渴望住上新房子，但他們不知怎樣建造。突然間一個熱氣球從天而降，上面有「索羅斯基金會」的醒目字樣。美國人從熱氣球中蜂擁而出，建起了房子，然後甩手而去，只留下感激不已的哈薩克人雀躍歡呼。
　　但最終，關於美國人幼稚和無能的故事還只是插曲而已。事實是，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美國人領導下的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性擴展已經從根本上轉變了世界。直接地，同時也通過強有力的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政府幫忙將資本主義和民主選舉帶給數以億計的民眾。與此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席捲了世界，帶著投票箱和漢堡王、嘻哈音樂和好萊塢、銀行條碼和美國人起草的規章制度。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中盛行的一個觀點是，市場和民主是包治未開發國家百病的萬能藥方；市場資本主義是世上所知最有效的經濟體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個人自由的政治體系；市場和民主的攜手並進，就會逐步將世界轉化成一個繁榮的社區、遠離戰爭的各國，並將個體轉化成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識的公民和消費者。在這個過程當中，種族仇恨、宗教狂熱，以及其他種種未開發的「落後」跡象會被消滅。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便是這一主流觀點的重要代表。在其暢銷書《凌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他再造了一個美林投資銀行，並說「自由市場和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正在允許各地更多的人將志向化為成就」，消除的「不僅是地理的邊界，還有人的邊界」。全球化，佛里曼描述道，傾向於把所有敵友都轉化為「競爭者」。佛里曼還提出了他的「預防衝突的金拱門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聲稱「沒有哪兩個都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彼此打過仗……」（不幸的是，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蓋迪斯指出，「美國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友們恰恰選擇那樣一個不吉利的時刻開始轟炸貝爾格勒，那個城市中的麥當勞多得令人尷尬」）。
　　對於全球化的擁護者來說，對世界上的集體仇恨及種族暴亂進行治癒的方法是直截了當的：更多的市場和更多的民主。於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佛里曼發表了一篇社論文章，指出印度和孟加拉是中東的好「榜樣」，並辯稱，對恐怖主義和激進伊斯蘭教徒的解決之道就是「喂？喂？您有一通留言。答案就是民主，笨蛋！」—「多種族的、多元主義的、自由市場民主」。
　　與之相反，本書提出的嚴肅論點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擴展是集體仇恨和種族暴亂的一個首要的、使之惡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著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許多社會裡，市場和民主並非相得益彰。由於市場和民主在這樣的社會中施惠於不同的族群，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極不穩定、極易摩擦起火的狀態。市場將巨大的財富集中到「外來的」少數族群手中，在時常處於貧困的多數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從絕對意義上說，多數族群的生活可能會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這也是許多全球化討論的集中爭議所在，但任何意義上的改善都敵不過他們的持續貧困和他們所仇視的少數族群非凡的經濟成功。更為恥辱的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同他們的外國投資夥伴一道，總是會進一步控制該國家經濟要害，即往往是象徵著一個民族的遺產和特徵的那部分—石油之於俄羅斯和委內瑞拉，鑽石之於南非，白銀和錫之於玻利維亞，柚木和紅寶石之於緬甸。
　　民主在此情況下的引進，並不會將一個國民社區中的選民轉變為思想開放的公民夥伴（cocitizen）。相反，對選票的角逐助長了蠱惑人心的政客，他們將遭人嫉恨的少數族群當作替罪羊，煽動種族民主主義運動，提出要讓「國家的真正主人」重新獲得國家的財富和民族身分。一九九○年代，當美國為民主的全球擴展而歡呼的時候，種族化的政治口號也激增了：「喬治亞屬於喬治亞人」、「厄利垂亞人滾出衣索比亞」、「肯亞屬於肯亞人」、「白人應該離開委內瑞拉」、「哈薩克屬於哈薩克人」、「塞爾維亞屬於塞族人」、「克羅埃西亞屬於克羅埃西亞人」、「胡圖至上主義」、「阿薩姆邦屬於阿薩姆人」、「猶太人滾出俄羅斯」。羅馬尼亞二○○一年的總統候選人瓦迪姆．圖多爾可沒這麼簡單扼要。他在競選中提及歷史上和經濟上都占主導地位的匈牙利少數族群時，自詡說「我是刺穿者弗拉德＊」，並承諾：「我們要直接穿透他們的匈牙利舌頭將他們吊起來！」
　　在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社會裡推行自由市場，其結果幾乎是無一例外地遭到對抗。對抗的表現形式一般為三種：一是對市場的對抗，將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財富當作靶子；二是親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力量對民主的對抗；三是對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本身實行的暴力，有時這種對抗是種族滅絕性質的。
　　現今的辛巴威便是對第一種對抗形式的生動詮釋—一種以種族為標靶的反市場的對抗現象。多年來，羅伯．穆加比總統一直在鼓勵著對白人所擁有的上千萬英畝商用農田的搶奪。如一位辛巴威人解釋說：「土地是我們的，外國人不應該在這裡擁有土地。沒有哪個辛巴威黑人在英國擁有土地，那麼歐洲人憑什麼擁有這裡的土地？」穆加比本人說得更為直截了當：「直戳白人—我們真正的敵人—的心口之痛！」這個國家中的多數白種「外國人」都是第三代辛巴威人。雖然僅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卻世代控制著這個國家百分之七十的上好土地，這主要表現在高產的三千英畝菸草和甘蔗種植園。
　　眼看著辛巴威的經濟因大規模的土地搶奪而急劇下滑，美英兩國攜手與十幾個人權組織一道，敦促穆加比總統下台，高調呼籲「自由公正的選舉」。但是，將民主當成解決辛巴威問題的答案是一個太過天真的想法。或許，若穆加比沒有犯規，原本會輸掉二○○二年的選舉。但即使如此，千萬別忘了穆加比本人就是民主的產物。作為辛巴威黑人解放運動的英雄和在群眾中呼風喚雨的大師，他在受到嚴格監督的一九八○年選舉中大獲全勝，許諾要徵收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對這一許諾的不斷重複使得他從此在選舉中無往不勝。此外，穆加比的掠地運動也是此民主進程的另一產物，它在時間上巧作安排，成為二○○○年和二○○二年選舉的先聲，並且經過精心謀劃，調動起民眾去支持穆加比瀕臨崩潰的政權。
　　在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群與有人口優勢的貧困的多數族群之間的博弈中，多數族群並非永遠占上風。除了對市場的對抗以外，另一種結局是對民主的對抗，即犧牲多數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受益。有關這一動態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實際上，本書將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全部涉及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從費迪南德．馬可仕在菲律賓袒護華人的統治，到獅子山總統西亞卡．史蒂文斯與五名黎巴嫩珠寶商的影子同盟，直到肯亞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與幾個印度巨頭的「業務安排」。
　　第三種也是最慘烈的一種對抗，是多數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滅某一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暴力。兩個最近的例子是南斯拉夫發生的對克羅埃西亞人的種族清洗以及盧安達的圖西族大屠殺。這兩起事件中都有遭到嫉恨的、其富裕程度與人口比例不相稱的少數族群受到相對貧困的多數人的攻擊，而其攻擊都受到種族民族主義政府的煽動。換句話說，市場和民主是盧安達和南斯拉夫種族屠殺形成的原因之一。這是一個大膽的說法，但本書將試圖為之辯護。
　　值得稱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評者們提醒人們注意到自由市場產生的古怪的失衡狀況。一九九○年代，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在《上帝之下的一體市場》（One Market under God）中寫道，全球市場使「公司成為地球上最強而有力的機構」，將公司的執行長們轉變成「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精英階層之一」，同時，從美國到印尼，「以一九二○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決絕態度遺忘了窮人」。與法蘭克站到同一陣線對「萬能的市場」進行批評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美國地主和工廠工人、環保主義者、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人權活動家、第三世界的捍衛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圖、達佛斯、熱那亞和紐約進行抗議活動的其他組織。全球化的辯護者們回應說—其理由不失正當—沒有全球市場化，世界上的窮人甚至會更窮。世界銀行最近的研究顯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區—全球化的「涓流下滲」（“trickle down”）使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和富人一樣獲得了收益。
　　但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如同他們鼓吹全球化的對手一樣，全球化的西方批評者們忽視了市場不均問題的種族層面。他們傾向於從階級衝突而不是種族衝突的角度看待貧富問題。這一視角或許在先進的西方國家是有意義的，但發展中國家的種族現實卻與西方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評者們提供的經世之道在運用到非西方社會時往往是短視甚至是危險的。
　　本質上，反全球化運動所要的一件東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該運動的大祭司之一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澄清說，從總體上看並不存在反對「全球化」的鬥爭，只有反對一小群「救世主」以犧牲真正民主的社區為代價而樹立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的鬥爭。如出一轍地，在二○○二年的巴西「世界社會論壇」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員洛瑞．華萊士（Lori Wallach）拒絕被貼上「反全球化」的標籤，並解釋說，「我們的運動，實在說來，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質」。華萊士還警告世界貿易組織必須「要麼順應全世界人民的意志，要麼完蛋」。回應這些言論的是至少有十多家非政府組織呼籲「民主地使世界上貧困的多數族群強大起來」。
　　鑒於發展中國家存在的種族動態，尤其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現象，僅僅「使世界上貧困的多數族群強大起來」是不夠的。因為使盧安達的胡圖強大起來並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使塞爾維亞的塞族人強大起來亦同樣差強人意。
　　全球化的批評者們要求對全球市場造成的巨大的貧富不均現象給予更多關注，在這點上他們是正確的。但是，正如將市場當作解救世人於貧困和鬥爭的萬靈藥是危險的一樣，將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樣是危險的。從長遠看，市場和民主或許能給發展中國家和後共產主義社會帶來最佳的經濟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內，市場和民主卻是問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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