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保存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 誠品線上

眷村保存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本書探討台灣眷村保存的起源、發展與限制，反思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此一提問又可分為兩個面向來討論。其一，我們該如何理解眷村作為一種文化資產保存對象的出現與盲點，其中有何選擇性與特殊性，又有那些成果與瓶頸？本書採取階級、族群與國族的社會學觀點，以房舍土地、進度成效、參與人士、論述作法為主要觀察對象。其二，我們該如何解析眷村保存的多元文化意義？本書以眷村保存為研究案例，提出一個以多元文化為核心內涵的分析光譜，討論多元文化的概念、類型與爭議，探究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可能與限制。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李廣均李廣均生於台南市（1963），成長於屏東、高雄地區，畢業於高雄中學、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1986）。退伍後赴美求學，畢業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社會學系碩士班（1991）與博士班（1997）。返台後，曾先後任教於東海大學、長庚大學與中央大學，現職為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副教授（2005-迄今）。主要開授課程包括社會學的想像、現代思潮與社會正義、移民與社會：一九四九專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多元文化專題，近年研究興趣主要關注眷村保存、一九四九移民生命歷程等相關議題。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自序 1949的曲折與脈動 第一章 台灣眷村的起源、改建與保存 1.1 緣起與提問 1.2 起源、改建與保存 1.2.1 眷村起源 1.2.2 眷村改建 1.2.3 眷村保存 1.3 法源基礎與經費來源 1.4 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 1.5 方法與資料 1.6 章節安排 第二章 眷村、文化資產保存與多元文化 2.1 眷村研究 2.2 文化資產保存在台灣 2.3 多元文化：理論與爭議 2.3.1 自由主義 2.3.2 批判理論 差異政治 2.3.3 國族主義 2.4 小結 第三章 那些眷村（沒有）取得保存機會？——社會學的階級觀察 3.1 入住列管眷村的機會結構 3.2 取得保存機會的列管眷村 3.3 目前眷村保存的主流作法 3.3.1 將軍之屋與日式建物修復 3.3.2 眷村文化資產保存的盲點 3.4 那些眷村 房舍被忽略？ 3.5 小結 第四章 那些縣市（沒有）展現保存成效？——社會學的族群觀察 4.1 眷村文化園區選址結果 4.2 眷村文化園區推動流程 4.3 後段班 vs. 前段班 4.3.1 新竹縣、彰化縣與雲林縣 4.3.2 桃園市與高雄市 4.4 異數的解釋 4.4.1 台北市 4.4.2 雲林縣 4.5 小結 第五章 那些人士（沒有）推動眷村保存？——社會學的國族觀察 5.1 原眷戶的低度參與 5.2 非眷戶的積極推動 5.3 公務員的依法行政 5.4 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 5.4.1 緩不濟急的官僚通病 5.4.2 日式建物修復與靜態文物展示 5.4.3 人史分離的選擇性保存 5.5 小結 第六章 眷村是如何被保存下來的？——列管眷村文資保存的選擇性與特殊性 6.1 摘要 6.2 眷村保存的社會學分析：階級、族群與國族 6.3 眷村保存的多元文化意義 6.4 研究限制 6.5 代結語 參考書目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採取階級、族群與國族的社會學分析視角，探究眷村作為一種文資保存對象的起源、推力與限制，進而關注眷村保存多元文化意義的比較與批判，期能豐富本土化與台灣化對於1949來台移民的認識與了解。

試閱文字

自序 : 1949的曲折與脈動
 
七十年，可以訴說多少人生曲折，又可以承啟多少時代脈動？
1949至今已歷經七十個年頭，當初因為戰亂抵台的百萬軍民多已老去，第三代甚或第四代也已長大成人。回首凝視，我們該如何理解或是認識這批戰爭移民？對照近年來屢屢引領媒體關注的「本土化 / 台灣化」之說，所謂的「外省人」是否也能成為本土化的主角，進而豐富台灣化的內涵？對此，筆者認為至少仍有以下幾個盲點值得探究，也是本書的寫作關懷。
首先，1949前後來台的百萬軍民如何落地開枝，他們的人口軌跡或是家族地圖該如何繪製？例如，他們是否可以、又或是在何種情形之下結婚成家，是否都能入住眷村？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又該如何紀錄他們的親密關係與遷住歷程，這樣的發掘與討論如何可以拓展本土化的視野與觀察？
其次，相較於目前官方推行的人群分類政策與代表性機構的成立，1949來台移民的身分經驗是否受到稀釋或是遺忘？1991年之後，考量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相關身分資料的籍貫登記逐步廢除，卻也讓後來的第三代或第四代，逐漸成為沒有「過去 / 歷史」的台灣人。更有甚者，不論是媒體報導或是自我定位，私領域中原本流動多元的身分特質逐漸出現一些選擇性的消音，或是朝向特定方向（族群優惠措施）的傾斜，抹拭早期省籍之間大量通婚的事實與影響。然而，這樣的走向與趨勢又意味著何種的本土化意義？
第三，相較於本土化與台灣化對於清領或日治時期的研究，目前對於1949戰爭移民的研究內容與關注層次相對單薄扁平，多半集中政治認同與選舉行為的比較，缺乏針對社會文化差異面向的探討。例如，至今多數報導或是相關著作仍然認為眷村是1949移民的主要居住模式，此一說法不僅不符合實證資料，反而落入省籍之間刻板印象的複製與誤導。
為了提供對於1949來台移民的另類思考圖像，本書試著採取階級、族群與國族的社會學分析視角，探究眷村作為一種文資保存對象的起源、推力與限制，進而關注眷村保存多元文化意義的比較與批判，期能豐富本土化與台灣化對於1949來台移民的認識與了解。
對於筆者而言，本書的寫作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生意義。2013年初，內人於健檢中發現第三期肝癌腫瘤，震驚之際全家陷入一片愁雲慘霧。近七年來，經過數十次大小手術，前後住院二十餘次，每次短則五至七天，長則十天至兩週，不論是精神心力或是身體狀況，都是極大的折磨與考驗。面對病情治療的不確定性或是心情體力的低落透支，1949來台移民人物故事的閱讀與整理，猶如黑暗中的一絲微光，引領我在反思沉澱之中，得到再次出發的信心與勇氣。相較於戰亂帶來的諸多磨難與衝擊，我期許自己和家人可以超越人生逆境，不畏不縮。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關關難過關關過，雖然歷經栓塞、換肝、轉移、化療等過程，如今仍能平靜和諧地與疾病共存。
其間，懷之和安之從兩個懵懂未知的小學生，如今即將成為大學新鮮人。他們曾經在病床邊陪伴媽媽度過許多日子，一路學習體諒互助、寬容自制，這樣的成長經驗毋寧是特殊而令人不捨，卻也協助我度過不少關鍵時刻。最後，我要感謝一路走來許多好友的支持和鼓勵，讓我與家人可以毅然平靜地走下去，不輕言放棄努力與希望。七十年來，這不也是許多1949來台移民用生命寫下的體悟與心情嗎？

試閱文字

內文 : 作為一個重要而明顯的文化地景與軍眷社區，眷村曾經引起諸多好奇、討論與誤解。整體而言，本文希望指出，不論是眷村研究或是省籍議題，除了國家認同、政黨支持或是選舉行為等較具一致性的研究主題之外，一個重要趨勢是從「階級的族群」逐漸轉向「族群的階級」。這是因為，早先研究（Gates 1982）指出，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也是一個凌駕本省人之上的社會階級，眷村則被認為是一個自外於台灣社會的封閉社區。後來隨著各種國內外政經環境的改變，關注焦點逐漸轉向注意外省人或是眷村內部各種不同的社會差異，包括世代、年齡、性別、軍階層級、教育程度、職業工作、經濟收入、婚姻狀況、親屬關係、居住條件、黨國體制依附程度等。
歷經數十年使用，老舊眷村的拆遷改建於1970年代中後期成為政府施政考量，眷村也逐漸成為學術研究對象。1967年，王培勳完成了可能是最早一篇以眷村為主題的學術論文，該文以台北市南機場附近的眷村家庭主婦為訪問對象，探究她們的健康、學習、經濟、家庭、娛樂等議題（王培勳 1967）。之後，張瑞珊（1980）與鄒雲霞（1981）嘗試以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理論為基礎，視眷村為一個相對封閉卻自有文化特色的社區單位，探討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眷村住戶之間的人際網絡與凝聚力。
同一時期，由於眷村改建的數量與規模影響層面漸廣，引起許多都市計畫研究者的關心，主要聚焦居住空間、生活機能與都市發展等議題（陳麗瑛 1980；夏傳宇1980；李如南 1988）。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歷經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挑戰，學術界跳脫了先前的研究格局，代之以更為寬廣的政經視角來觀察眷村的存在與影響，關注面向遍及地位取得、就業區隔、省籍通婚、居住空間、職業生涯、國家認同、語言文化等（蔡淑玲 1988；王甫昌 1991；羅於陵 1991；張茂桂 1993；王甫昌 1994；鍾基年1993）。相對地，眷村研究亦試圖向內提問，反思眷村內部的社會組成與特殊性，以異質性觀點重新認識眷村內部的性別差序、機會結構與族裔問題（趙剛、侯念祖 1995；劉益誠 1997；賴錦慧 1998；吳明季 2001）。
1997年，新制眷村改建在爭議氛圍中上路，眷村改建的經濟效益與公平性爭議引起多方討論（張俊宏等 1997；覃怡輝、蔡吉源 1999；李惠宗 1999；李廣均 2016），也有人探討拆遷改建對於眷村文化與人際網絡的衝擊（柳慧燕 1999；何思瞇 2001；賴志一 2007）。整體來看，眷村研究始於針對眷村內部鄰里關係與文化特色的探討，後來擴及眷村之空間政治、社會異質組成與改建公平性的討論，近來則是關心如何從搶救集體記憶與活化再利用的角度來探討，改建後的眷村將何去何從（古淑薰 2006；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2009；李丹舟 2015）。
雖然許多媒體報導經常將眷村視為外省人的主要居住場所，但本書認為，眷村與外省人是兩個相關但不應畫上等號的概念。眷村或許是戰後來台移民的一種重要居住型態，卻不是唯一的一種，關鍵在於如何區分眷村的定義與類型（李廣均 2011：394-403）。此外，眷村研究不能脫離族群關係或省籍議題的知識脈絡。我們相信，族群關係或是省籍議題的了解，可以開拓眷村研究的視野，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族群與階級之間的糾結與變化。
「族群還是階級？」是國內外許多社會階層文獻關心的核心議題，也是我們認識省籍關係或是眷村研究時不能忽略的面向。William J. Wilson（1978）指出，隨著美國經濟與生產結構的轉型，種族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影響力日漸降低，影響非裔美國人生存機會與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反而是階級位置。Wilson指出族群 / 文化結構與階級 / 經濟結構之間的牽動與消長，對於了解台灣的外省人或是眷村改建具有啟發性。隨著國內外政經環境的改變，眷村改建或是保存又會如何影響他們的階級位置或是認同選擇？
李棟明（1970）曾經指出，第一代外省人主要住在都市地區，集中任職軍公教警等部門，初級產業與製造業的就業比例則是遠低於人口比例。如前所述，Hill Gates（1982）觀察1960、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時發現，省籍與階級的社會界線出現重疊現象，省籍 / 族群是主要的社會不平等形式，即便是低階外省老兵也自覺優於曾經被日本殖民的本省人！就當時社會階層圖像而言，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也是一種凌駕本省人之上的社會階級。惟胡台麗（1989）則是發現，外省人之中有為數不少（約8至10萬人）必須「自謀生活」的老兵，他們的生存機會與生活條件主要決定於來台之前的階級屬性（教育程度、軍階高低等），以及黨國體制下的軍人管理辦法與退輔政策。
釐清省籍 / 族群與社會經濟變數之間的複雜性，是國內相關文獻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林忠正與林鶴玲（1993）比較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產業分布、家庭收入、階級意識、房產狀況）發現，父母均為外省人的樣本與父母通婚的外省人樣本，在住屋所有權上出現明顯不同，前者住屋自有率64%，後者則只有34.1%。就房產狀況而言，父母通婚的外省人「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呈現無屋者比例較其他族群為高⋯⋯較同年齡層的本省受訪者則仍居劣勢」（林忠正、林鶴玲 1993：149-150）。究其原因，可能與受訪者年齡或是雙親社會經濟條件有關，例如人數眾多且軍階偏低的外省籍男性偏向晚婚，在婚姻市場中較不具競爭力，婚配對象雙方經常是弱勢與弱勢的組合。
李廣均（2015）則是探討台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從歷史與社會脈絡比較分析「眷村」的類型與異同，除了討論列管眷村的起源與變遷，也提出「自力眷村」的概念與觀察。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是二次戰後來台軍民發展出來的兩種群居型態：就住戶組成背景、人際關係、生活習慣而言，兩種型態有相似性與關聯性，但就生存條件、相關權益與文化保存而言，兩者則有明顯不同的命運與前景（李廣均 2017a）。
省籍之間教育成就的歷年研究也累積不少成果（吳乃德 1997；陳婉琪 2005；范雲、張晉芬 2010），主要發現外省籍子女教育成就的優勢可歸因於公部門的教育補助、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父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等，這些因素又與外省人的階級特徵（社經地位兩極化）、工作特性（集中軍公教警）與人口分布情形（都會地區）有關。吳乃德（1997）指出，外省籍民眾比起本省籍民眾具有較好的社會流動與教育成就，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對於軍公教部門提供子女教育補助，而外省籍人口任職這些部門的比例則是高於本省籍人口。
雙親教育程度曾經是解釋教育成就省籍差異的主要原因，但在控制家庭社經因素之後，省籍 / 族群效應消失（陳婉琪 2005；范雲、張晉芬 2010）。陳琬琪（2005）表示，對於1940-1950年代的出生者而言，外省籍子女就讀大學的兩性差距比本省籍子女小，原因之一是本省家庭性別資源配置的不平等情形較為嚴重，印證了相關質性研究的發現（林鶴玲、李香潔 1999）。此外，控制父母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之後，省籍效應依父親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遞減：對高教育家庭的子女而言，沒有統計證據可以顯示，省籍因素對於子女就讀大學可以產生顯著影響，亦即相較於省籍身分，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更為重要，呼應了Wilson（1978）對於非裔美國人階層 / 階級位置未來變化的類似觀察；相對地，對於低教育家庭的子女而言，控制公部門效應與手足數目之後，省籍影響依然存在，不過此一影響已經隨著時間推移或世代而減弱，甚至消失。
本書關心，眷村內部的社會組成或異質特性是否會影響眷村改建或保存的意願、程序與成果？相對地，未來眷村保存成果是否得以再現眷村內部的社會異質性呢？亦即，就眷村作為一種文化資產保存對象而言，不同社經位置的眷戶或外省籍人口是否可以得到「普遍平等」的參與和近用機會，眷村保存的文化再現與近用條件是否存在階級差異？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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