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探險: 艾琳達的一生 | 誠品線上

美麗的探險: 艾琳達的一生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三十幾年前，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孤立無援的時候，艾琳達離開第一世界的生活享受，與島內異議份子共同打拚。平實、樸素的艾琳達，真正與基層民眾和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為被壓迫者主持正義。－－李昂琳達的生命歷史，與台灣心魂相繫、血肉相連；就算一度被強制隔絕在境外長達十年，卻未曾斷了與這片土地的連繫。她永遠堅持站在批判的崗位上，做一個忠誠的反對者。－－陳菊1963年，十四歲的琳達跟著美軍退伍的父親來台，在台灣渡過五年青春歲月。為何她會在二十八歲時，毅然離開加州舒適的家庭，再次來到台灣，跟著陳菊投入步步危機的人權救援工作？她為何嫁給政治犯施明德？在施明德成了民進黨主席後，為何又堅決離婚？琳達的人生選擇或許出乎尋常，但她自始至終，堅持自我，做一個追求國際正義的獨立女性。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林佳瑩1982年生，台北人，國語標準得常被說像外省人。台大政治系暨公衛學院碩士畢業。大學畢業後，擔任民進黨台南縣黨部文宣專員，負責2004年立委選戰之輔選，選後總算可以用台語跟青盲牛的阿嬤聊天。同時也懷著對政治理想的幻滅就讀研究所。畢業後任職於衛生署國合處，閒暇時常擔任環保與人權團體之翻譯志工。2010年底申請到扶輪社獎學金，出國前半年，投入艾琳達的自傳寫作計畫。2011年7月起在東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讀和平研究。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陳菊 序李昂 序：革命與愛情How This Book Was WrittenEnglish Synopsis序 幕 選擇第一章 來自亞洲的包裹 (1949-1963 出生-14歲)第二章 少女琳達在「自由中國」 (1963-1968 14歲-19歲)第三章 美國甜心台灣妻 (1968-1975 19-26歲)第四章 轉折：拋夫棄子、投身人權工作 (1975-78 26-29歲)第五章 革命伴侶之畸形婚姻 (1978 29歲)第六章 挑戰戒嚴法 虎背難下 (1979 30歲)第七章 海外救援 (1980 31歲)第八章 國際革命經驗、火花四射 (1981-1990 32-41歲)第九章 重返台灣、勞燕分飛 (1990-1995 41歲-46歲)第十章 終場告白：美妙的冒險 (1996- 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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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與情治單位鬥智鬥力

琳達雖然討厭隨時被跟監的生活，卻也無可奈何。她帶著點調皮的心態，跟情治單位周旋，有機會占點上風，就算精神上的勝利。她在大坪林的家在從主要道路進來的大豐路31巷巷底右側，斜對角有條僅容一人迴旋的小徑，乍看之下像個通往住家的死巷，但其實會迂迴接上別的巷道，可以走回大路，琳達自己也是搬過來多時才發現。她觀察到情治單位常換人來跟監，當遇到不熟悉地理環境的新手時，她會躲進這裡，讓對方遍尋不著，再繞一圈，啪的一聲拍對方的肩膀。她常被特務嚇到，這下總算反擊成功了。
有一個年輕的外事警察會定期來拜訪，美其名是要了解外國人在台的生活，實際上是要掌握琳達參與黨外運動的情況。他是本省人，琳達跟他講情治單位怎麼跟監、怎麼用不合法的方式逮捕人、台灣的人權是如何被壓迫、她為什麼要投入黨外運動。這些事情許多資深警察已經見怪不怪，但這個初出茅廬、像張白紙的年輕人卻聽都沒聽過。他的表情從一開始的天真，變得越來越困惑。琳達從他緊皺的眉頭中，得到了一點安慰。國民黨老是對人民洗腦，現在換她來洗腦這些壓迫人民的幫兇。
又有一次，琳達在台北火車站外等夜班公車時，發現身後有個高高壯壯、年約五十歲的外省人，穿著軍用大衣，和她一樣在等往新店方向的公車。他說：「我知道，妳是那個幫黨外的外國人，我很欽佩你們。」琳達猜他是情治單位的高層，不然怎麼可以這麼沉著地認出她來。雖然他是壓迫者之一，但他個人的態度卻是友善而尊重的，在非執行勤務時的偶然機緣下，坦白表達他個人的想法。這就是人性，壓迫者也有良知，比較高層的人知道比較完整的資訊，看事情的角度也比較廣。反過來說，即使個人良知未泯，還是安於向共犯結構效力，這也正是獨裁體制可怕的地方。
他的話讓琳達發現，即使站在敵對立場的人，也能尊重黨外運動的努力。執政當局總向人民宣傳黨外人士都是顛覆政府的可怕人物。顯然，政府宣傳連自己人都不見得能說服。另一方面，政治犯雖然飽受壓迫、受刑甚至被打入死牢，可是受害者也有軟弱的時刻，其中也不是沒有陰險算計的人。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光明與黑暗常是互相交織。敢挺身而出對抗獨裁政權的志士，在踏出去的那一刻，還是不免怯弱傍惶。他們在顫抖中手拉著手，朝著遠方可以寄託的一點光亮前行，這樣做就是肯定人生的價值。

余登發被捕、施明德發難

1979年1月21日，曾任高雄縣長的黨外政治大老余登發和其子余瑞言遭到逮捕，罪名是涉嫌參與吳泰安匪諜案。吳泰安是個來路不明、神棍騙徒之類的人物。他到處去聯絡黨外人士，說要成立反政府組織，後來在5月被國民黨槍弊，但凡是他接觸過的人都被安上罪名，被捕入獄。這其實是情治單位設下的陷阱，用一個無名小卒來打擊黨外陣營。立委選舉時，余登發在最後階段加入黨外助選團的行列。1978年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以美台斷交的國家危機為由，無限期暫停立委選舉後，黨外在12月25日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強調「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立場。余登發帶頭連署，並進一步表示願意出錢出力。1月18、19日施明德南下高雄，和余登發商討訂於2月1日由余老具名邀請的黨外大餐會，要將黨外勢力從南往北擴展開來。在這關頭，余登發的被捕，無疑是大整肅的前兆。
好不容易透過助選團組織起來的黨外陣營，會怎麼因應這重大考驗？琳達從人權工作中知道，以往只要有人被逮捕，其他人就紛紛走避、怕被牽連入獄，稍微聚集起來的力量，就此被打散。像是前一年陳菊被逮捕，琳達連要人去送點東西都很困難。這次余登發被捕，當天早上十一點，許信良、陳鼓應、蘇慶黎、王拓等和琳達及施明德一共二十多人，聚在張德明的辦公室討論。許信良率先發難，他說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不集合起來、有所行動，我們會一個一個地被帶走。陳鼓應贊同這樣的看法，在黨外的陣營中，這兩人代表兩個立場幾乎相反的派別，合作對抗國民黨這個龐大的體制，是雙方脆弱的共識。許信良是本省人，對於台灣的前途，支持走向獨立；陳鼓應是1949年隨蔣介石軍隊到台灣的外省人，傾向和中國大陸統一。他和琳達的好友蘇慶黎一樣，理念也偏向左派，相信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兩派人的共同之處是都追求民主自由，也都被國民黨打壓，他們互異的統獨立場，也同樣被國民黨打為十惡不赦。國民黨政府既認為獨派打算分裂國土，摧毀他們統治的正當性；也認為《夏潮》這種左派中國民族主義靠向最大的敵人共產黨，擺明了是賣國。黨外、台獨、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策略，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軸。
戒嚴時期不能進行政治集會，所以他們計畫秘密聯絡黨外人士南下高雄，「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高雄余家，「慰問」余登發家屬，實際上是要舉行政治示威，聲援余登發。許信良要施明德當總聯絡人，為了怕國民黨監聽電話，他們分派任務、親自分頭去找人。
施明德先到省議會去聯絡南下高雄事宜。跟立法院、國民大會這類中央民意機關比較起來，省議會有比較多的黨外省議員。國民黨政府遷台時，沿用他們在大陸時代的四級行政機構：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市；台灣就被分成中央政府、台灣省與台北和後來升格的高雄兩市、省轄縣市、鄉鎮市。其實台灣就這麼小，實在不需要這種疊床架屋的行政組織。國民黨說為了反攻大陸，這套行政體制不能因地制宜改變。1949年以來，國民黨以國共內戰為由，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中央民意機構的選舉，說這些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是在大陸選出來的，得打回大陸才能改選。除非有立委或國大過世，讓出名額，才能進行個別補選，這造成民意代表根本無法代表實際的民意。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省議員都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比較能反應台灣民意，這也是有比較多省議員投入黨外陣營的原因，省議會幾乎是黨外運動的核心。施明德到了省議會後，就開始到處聯絡人，商討要如何聲援余登發。陳婉真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是《中國時報》派在省議會的記者，跟著琳達隨施明德南下高雄縣橋頭鄉。
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想到父親及丈夫被捕，害怕得不知所措，這是戒嚴時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心情。警察到家裡來，勸告余陳月瑛不要輕舉妄動。從早上九點開始，黨外人士開始湧進余家，一個又一個待在客廳，點點人頭，竟然擠了二十幾個人。大家寫了抗議信，都說要有所行動，但是沒有人知道該從何著手。一向都是人被逮捕，同志鳥獸散，家屬哭著喊冤；而現在一屋子的人圍著哀怨的媳婦，面面相覷，許多人抱著必死的決心，連遺書都寫好了！屋外圍了越來越多情治單位的人，要監控黨外人士的動靜。屋裡屋外就僵持著。

「橋頭事件」：老處女戒嚴法被開苞

琳達和陳婉真到了余家後就聊了起來，決定到附近市場買些紅布與白布。琳達向來喜歡做手工藝，在黨外陣營裡常負責做美工，但她不太能寫中文。她開始裁布條，陳婉真拿起毛筆寫上抗議標語和主要領導者的姓名，做成披在身上的彩帶。男人商量著國家大事，卻不知如何進行；女人裁剪布條，好像是無關緊要的瑣碎雜務，卻在這個時刻，推動了三十年來台灣首見人民自發的政治示威遊行。
當琳達與陳婉真把寫上標語的布條拉開時，彷彿有個無形的秩序在安排每個人的行動。大家拉著布條照相，琳達也搞不清楚是誰帶頭，向來國民黨一打擊就退縮的人們，這時卻拉著布條，就這樣走出屋外。1979年1月22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幾個黨外人士從余家出發，余登發的追隨者也跟上，一行五十多個人拉著抗議布條，走上街頭、走過廟埕、走進市場。情治單位沿著道路兩旁拚命拍照存證，卻沒有下重手阻止。他們沒想到一向被恐嚇的人民，會有勇氣站出來反抗，一時間來不及鎮壓。在三十年後的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向政府訴求，幾乎像是去逛街、爬山這種假日休閒運動。但是，這場後來被稱為「橋頭事件」的遊行，卻是戒嚴時代，人民難得集體站出來，控訴政府不義的突破。千年暗室一燈即破，反對勢力從此開始凝聚，在一次又一次的火光中，逐漸劃開黑夜，迎向民主的光明之路。
一行人遊行至橋頭市區後回到余家。中午，他們乘車到鳳山遊行一周，然後轉往高雄市火車站。蕭裕珍和曾心儀在人群中振臂大喊：「誰無父母子女，我們抗議國民黨逮捕余氏父子！」琳達隨著人群，她很興奮，雖然情勢緊張，卻高興得想歡呼，台灣人民終於團結起來，正面對抗壓迫者，但她覺得自己一個美國人，搖旗吶喊似乎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待在施明德身邊，拿出余登發幕僚準備的傳單發放。幾個警察不知從哪邊冒出來，攔下她、跟她爭論。情治單位的人把她跟警察圍在裡面，更外圍又繞了一圈民眾旁觀，他們從來沒看過有人在散發抗議政府迫害人權的傳單。忽然之間，琳達發現她被一百多個人包圍，不知道怎麼脫身，看起來眼前的這幾個警察打算把她帶走。她瑟縮在人群中，覺得很害怕。她想起愛著也恨著的Nori。
施明德帶著幾個人，乘風破浪地穿過人群而來，直奔圍著琳達的警察，義正辭嚴地說：「這是我太太，為什麼台灣人的太太不可以關心台灣人權和民主法治？你們想對她做什麼？」瘦削的他，用強而有力的手臂將琳達拖出人群。
琳達隨著眾人搭上往台北的車，施明德已想好下一步。他這鬼頭鬼腦的軍師，總會想出一個又一個策略，然後到處聯絡人，想辦法付諸執行。同行的曾心儀是黨外陣營少見的外省籍年輕女性，身形瘦弱卻讓人忍不住多看她幾眼，參與橋頭遊行時曾被警察攔下來，但她的口才犀利、態度潑辣，竟把警察罵走了。她在回程的車上說：「國民黨的戒嚴法已不再是處女了，我們已強暴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了！」車內傳來熱烈的歡笑呼應，民主的瓜熟蒂落好像指日可待。
施明德叫大家到立委康寧祥家集合。大家擠進萬華狹窄的巷弄，頓時人聲鼎沸。施明德認為康寧祥可以起更大的作用，他踏入政壇甚早、輩分高，也是少數非國民黨籍的本省立法委員。康寧祥確實想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但卻不是眾人所期待的。他向來主張議會路線，認為要透過既有的議會選舉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重重限制中，議會民主其實改變不了威權政體什麼。康寧祥在眾人的翹首盼目中，像花蝴蝶一樣地演出，公開指定了幾個聯絡人，其中卻沒有施明德。曾心儀忽然起身，怒然質疑為何略過要求採取堅定行動的施明德，反倒點了周平德等人。康寧祥這才加入施的名字。他又勸大家先回家休息，隔天早上七點到他家集合，他會先去跟抓人的警總交涉，如果警總不放人的話，他一定會行動。當康寧祥一這麼講，琳達就知道，這又是他一貫的花招。就像陳菊被逮捕時一樣，他出來講大話，叫大家不要行動，他會處理，但實際上他什麼也不能做。他這些說辭，只會打垮大家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能量。果然，隔天一早， 二十個人在康家等了一個多小時，康寧祥過了八點才出現， 說交涉沒成功，而那股反抗的氣勢也被打散了。
施明德不會就這樣算了，他畢竟是琳達心目中的革命家。「橋頭事件」後，由張俊宏、林義雄、許信良、施明德與姚嘉文組成的「黨外助選團」五人小組想辦法持續能量，律師出身的姚嘉文當起余登發的法律顧問，施明德動筆寫下「橋頭事件」的經過。他一直想把康寧祥拉進真正在進行的反對運動，所以寫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事實陳述，另一個版本寫康寧祥有參與橋頭遊行，希望能製造團結一致的氣氛。兩個版本都送到海外的台灣同鄉會，海外同鄉從此越來越關注這批黨外人士的動靜，注意他們如何以街頭路線，撼動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爭取台灣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
施明德的文章後來被登在《美麗島》雜誌上。「橋頭事件」過後，五人小組決定籌組雜誌社，希望透過辦雜誌成立各地分社，凝聚反對勢力，將力量推展到全國各地。施明德跟黃信介是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他們兩人有點像師徒，施明德很認真地經營跟黃信介的關係，他提出很多策略，但往往要讓黃信介認為是自己想出來的。
黃信介年過五十，可是看起來仍很有精神。他是資深黨外立委，黨外的財源幾乎都是他募集而來的。他掛名《美麗島》雜誌發行人，但沒有實際的工作。在雜誌社裡，施明德為他留了一間大辦公室，他偶爾來一趟，一坐下來就要小妹倒茶。琳達覺得他像個從封建時代走出來的老太爺。但也因為他的帶頭，黨外運動才能組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琳達觀察這些黨外人士，覺得這是最好的社會學實習。她在學校唸了很多左派思想、馬克思主義，要服務弱勢的勞苦大眾、要推翻獨裁政權。她討厭人與人間的壓迫，主張社會平等，但即使黃信介的大老闆行徑令她搖頭，他對抗國民黨政權的勇氣，卻也由不得她不服。當施明德提出很多想法，例如辦雜誌，希望他出面當領導人時，他都敢冒著被逮捕、失去所有身家財產的風險去做。
「美麗島事件」後，黃信介因為有立委身分，情治單位得等立法院通過決議案授權，才能抓人。他不驚不怖，一派瀟灑從容地坐在家中等著被捕，微笑地坐上囚車。為了表現風骨、抗議國民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思想，他還刻意穿了中山裝。琳達深深體會，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左派人士或許很會分析社會現象，但容易流為教條。要評論一個人，他的立論是左派或右派不太重要，應該要觀察他的行為，才會知道他到底抱持什麼理念。
余登發案在3月開庭審理。在戒嚴時代，牽扯到共匪的案件都被視為軍事案件，以軍法處置。軍法跟一般法律比較起來，刑責重上數倍。開庭的地方在景美秀朗橋旁，現在已經改成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覽政治受難者的文物。琳達住在大坪林，沒走幾步路就到了。她到法院時，已有約四十個人聚集在門口，進行非正式的抗議，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嬿嬿也在其中。她是將軍的女兒，身材壯碩還會柔道，常幫琳達做研究訪問女工。她在報紙上看到對黨外「橋頭事件」的負面報導，顧不得上班時間就跑去找琳達。她立刻加入黨外，每場反對運動無役不與。
後來，琳達把這個案件畫成漫畫，登在陳婉真辦的地下報《潮流》上。她掌握人物特徵，畫出黨外陣營領導人物的群像。余登發手上抓著一條魚，因為其子余瑞言就是在魚塭邊撞見吳泰安的；施明德有次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把假牙拿出來，敘述在獄中被刑求的經驗，所以琳達畫他手上拿著假牙；許信良則是脫下帽子露出光頭。情治單位的人翹著腳坐在桌前，桌裡桌外都是打擊黨外人士的工具：特務機構、新聞界、司法單位、工會、學校、鈔票，還有最令人痛苦的刑求工具。
這是第一次有人被逮捕，激起社會上反抗聲浪。這也是第一次有人願意為政治犯辯護，姚嘉文成為余登發的辯護律師。這變為一種模式，當「美麗島」軍法大審來臨，許多律師站出來，成立辯護律師團，為施明德這群政治犯辯護。
曾經，施明德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角色。但從「橋頭事件」開始，他為黨外運動奔走，越做越起勁，彷彿發揮了社會影響力。儘管琳達跟他的感情已經越來越疏離，但他們兩人在從事黨外運動時，卻會在無意間會心一笑。而且，國際媒體越來越關注黨外的發展，琳達這個國際媒體聯絡人的角色就更形重要。這對因為政治運動而結合的夫妻沒有時間吵架，碰面的時候只是拚命工作，在工作中默契愈來愈好，他們的感情已發生變化，卻不知道是正面還是負面，只知道彼此越來越分不開了。

赴菲開會，拓展國際視野

施明德告訴琳達，他在經營跟長老教會的關係。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到淡水行醫傳道。一百多年來，長老教會秉持馬偕醫生「焚而不毀」的精神，服務台灣人民。他們在台灣傳道的歷史悠久，向來有關心社會的傳統。尤其當人民受到不義政權的壓迫時，更是常會站出來，以基督的愛來保護弱勢的人們。因此，在黨外陣營中，也有一些年輕的長老教會牧師，參與《美麗島》雜誌社的運作，林弘宣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3月，林弘宣剛從美國回來。長老教會想指派他去菲律賓參加一個亞洲人權會議，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代表都會出席。當局不給林弘宣出境許可，施明德說，琳達妳會講英文，就妳去吧！畢竟琳達是外國人，受到的限制沒那麼多。她的台灣居留權還有半年，雖然擔心出國後回不來，但好奇的她，還是去了。
她記得啟蒙她社會運動思想的Ron Fujiyoshi說過，美國在亞洲南韓、越南、菲律賓等地支持獨裁政權。在戒嚴體制下，很多資訊都被封鎖，很難知道外界的訊息。因此，她想把握這個可以開開眼界的機會，去看看亞洲鄰國的情形，做個比較。
當時菲律賓當權的是美國支持的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他當了兩任民選總統後，取消了總統任期只有兩屆的限制，藉口共產黨叛亂，在1972年9月21日宣佈戒嚴，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大規模的逮捕拘禁，是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曾下令軍隊掃射農民和學生。他任用私人，讓親信把持國家產業，把菲律賓搞得貧富懸殊。他的妻子伊美黛 （Imelda） 曾是選美皇后，以奢華聞名，從不穿重複的鞋子，所以家中的鞋子約有三千雙之多！
琳達確實搞不清楚狀況，她以為菲律賓之前被美國殖民，應該比較自由開放。她準備了許多台灣的人權資料，卻在出境時被扣留。當她抵達菲律賓時，只知道主辦單位叫「亞洲人權論壇」 （Asia Forum on Human Rights） ，還自己做了貼紙貼在手臂上，結果在入境的機場被盤問，檢調人員還想拿走她帶的書籍，琳達堅持不許。
她按著開會通知上的地址，搭計程車到一個教會，彷彿像去參加什麼秘密儀式一般，沿著牆壁，一步一步踏著樓梯，進入地下室。這個人權組織在教會的庇護下，半秘密式地開會。與會的代表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有派人來，大家開口大罵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他們國內的獨裁政權、欺壓人民。紐西蘭的代表是毛利人，澳洲的代表是白人，但是，除了琳達這個美國人代表台灣來以外，韓國的代表也是白人，辦公室在華盛頓。在獨裁政權的壓迫下，本地人常無法出國開會。雖然如此，會場反美的氣氛卻越來越明顯，連帶著有點反白人的情緒，加上琳達的台灣人權資料已在出關時被沒收，更讓菲律賓地主懷疑她會不會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況且，誰會相信，好好一個美國女孩，會遠渡重洋，嫁給一個台灣的政治犯呢？
還好這個組織的執行長—馬來西亞籍的華人Sam Ho，會講中文，住在香港，比較了解台灣的情況。他相信琳達的說明，幫了她不少忙。「亞洲人權論壇」已經在香港成立辦公室，那時外國媒體因應美國和台灣斷交的情勢，都已經遷到香港。琳達趁機向Sam Ho多問了些香港的情況，未來好多為黨外陣營做國際宣傳。琳達離開菲律賓回台灣之前，去了香港一趟，Sam Ho帶她認識香港其他的人權組織及外國媒體。這些人脈都成了琳達接下來的戰鬥資源。
認識了Sam Ho後，她的心情比較輕鬆，總算可以安心參加主辦單位安排的參訪行程。上遊覽車時，主辦單位給大家戴上Sun & Sea的臂章，將一行人偽裝成觀光客。琳達這才恍然大悟，她來參加的真是個秘密會議，一切都是地下運作。
首先，與會者去一個位在美軍基地旁的加工區，了解美軍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一位工運領袖控訴美軍，他要組織工會，卻被美軍抓起來用刑，用熱開水燙他的生殖器。琳達想起她在台灣碰到的罷工事件，原來各國都有被剝削的不幸故事。
主辦單位也帶他們去參觀農村。菲律賓標榜成功透過綠色革命增加糧食產量，餵飽了更多人民。但實際的狀況是，政府貸款給農民，提供肥料來種新品種。為了要增加產量，就得用更多肥料。有錢農民確實賺了更多錢，但許多小農付不起貸款，破產、自殺的有之，導致農村的貧富不均越來越嚴重。台灣在1946到1972年，也實施類似的肥料換榖政策，要求農民以一比一的比率，用穀物與政府交換肥料。這是對政府專賣的肥料工業的保護政策，也是隱藏的重稅，導致1960年代後期農村的破敗，迫使農村人力轉往工業部門。琳達研究的工廠女工，很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都市的。
他們在農村共進午餐，當地的社運人士告訴琳達，馬可仕政府最害怕知識份子與廣大農民結合起來對抗他們，為了鎮壓反對勢力，會派軍隊到農村去抓來自都市的青年。軍隊厲害到會檢查青年的耳後，是否有眼鏡戴久了而形成的凹槽。抓到這種年輕人，女的會被強暴，男的會被像動物一樣宰殺，丟到山上。
有些人權工作者也告訴琳達，雖然軍隊常到鄉間清剿反對勢力，但是他們若身分曝光，可以跑到別的地方，改名換姓、從頭來過。菲律賓遍布熱帶叢林，又是群島，可躲的地方不少。然而，容易藏匿，也代表人一旦被抓了，其他同志根本一無所知，難以救援。反觀台灣，從日治時代就建立了戶口制度，並且廣設派出所，警察掌有轄區詳細的地圖與戶籍資料，很容易抓到通緝人犯。在戒嚴法下，通往山上的道路設有檢查哨，海濱為軍方控制，不能隨便進入。
即使在都市，菲律賓政府也很難掌握人民的動態。琳達攤開買來的馬尼拉地圖，有三分之一是空白的，空白的地方是窮人聚居的貧民區。都市的窮人只能在爛泥地上蓋房子，他們為了避免泥濘，把住屋架高，就在兩、三坪大的空間中生活。琳達看了這種違章建築，又看了當地華僑蓋給祖先的墳墓，覺得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實在太大了。菲律賓的有錢人通常是華僑，他們建祖墳時，會用大理石蓋個小房子，還附了廁所，供一家大小來掃墓時休息。看來死去的人，過得比活著的人還舒適。
琳達在之前五天的會議中，認識了來自斯里蘭卡的代表George Caius。他說著流利、典雅的英式英語，黝黑的膚色凸顯炯炯有神的目光，翩翩風采，十足的紳士，和台灣男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浪漫穩健，實在不由得被他吸引！琳達很高興能遇見像他這樣有歷練的人，一掃在台灣孤立封閉的感受。這段短暫的邂逅，餘韻不絕。
George Caius告訴琳達，斯里蘭卡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主要的農產品是茶葉。他曾在英國人開的茶行當會計，當斯里蘭卡開始反抗殖民統治時，他公佈了茶行的帳目，讓勞工們知道英國大老闆賺了多少巨額的利潤。當然，他就被開除了，但也因此下定決心，投身反殖民的運動。等到斯里蘭卡脫離英國獨立時，他以為曙光就要來臨，沒想到瞬間的光亮後，卻是更漫長的黑暗。新政府將所有茶行收歸國有，但英國抵制斯里蘭卡的茶葉，提高進口稅、運輸和保險成本。英國控制了銷售管道，沒有英國的配合，斯里蘭卡產的茶根本賣不出去。
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在首都馬尼拉，琳達接觸了一個包容中產階級的左派組織「新民主陣線」（New Democratic Front），他們常帶海外的菲律賓人回國，像是旅居美國但心繫祖國的有錢醫生，讓他們看看在馬可仕的迫害下，底層人民過著多麼痛苦的生活。全國的財富都集中在馬可仕跟他的親信手中，正當的商人也做不了生意。琳達覺得他們這種結合海外的手法很值得學習，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常獲得海外同鄉的關心與支持。
談起反對運動發展，這些菲國左派表示看不起當時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艾奎諾（Benigno Aquino）。菲律賓的土地集中在幾個大地主手上，艾奎諾也是其中之一。他們覺得艾奎諾雖然反馬可仕，但若他上台，也是換湯不換藥，不會改變什麼。他們也說，一些地方政客，往往很投機，打著民主的幌子，事實上卻跟政府合作。琳達的腦海中浮現康寧祥和許多其他台灣政客的臉孔。
琳達從他們的言論中獲得很多啟發。她覺得菲律賓的反對運動有思想也組織嚴密，不像台灣的黨外運動，常是隨便組織起來，而且除了反國民黨外，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論述，好爭取更多人的支持。這並非個別的問題，面對強大的壓迫者，弱者會有很多型態。有些人高談理論卻無行動、有些人有行動卻無方向、有人衝動地作無謂的犧牲、有人一碰到打壓就忍不住退縮，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這些菲律賓人的眼神是那麼堅定，講起可能要承擔的苦難，是那麼的舉重若輕。他們的國際視野，遠遠超過琳達在台灣見到的黨外人士。
回國後，琳達迫不及待地想把她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她有一大堆想法，希望黨外同志可以學習菲律賓革命組織的國際觀和明確的理念。琳達跟蘇慶黎和一些左派的朋友討論她的菲律賓之行。琳達希望黨外人士有更寬廣的思考，要知道不同階級的人各有進步的角色，才能跨越階級，動員民眾，達到反抗國民黨的目的。這時候黨外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律師和老師，黨外的財源大多來自中小企業主；然而，參與街頭運動的絕大多數是小市民和農人。琳達覺得，如果缺乏階級的思考，就會變成資產階級的民主，越走越狹隘，總有一天，會失去廣大勞苦大眾的支持。
施明德忙著籌辦雜誌，愛理不理。他看到琳達老是跟左派的朋友混在一起，甚至警告她：「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妳都跟統派的人在一起，要搞什麼陰謀。」陳菊則說：「我們忙選舉，怎麼會有時間管社會上這些有的沒有的？」也許因為琳達提出的質疑，陳菊到後來較偏向社會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