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獨家紀念版) | 誠品線上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獨家紀念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六四是墳墓，埋葬了三十四歲的我！」一九八九年，劉曉波因參與了「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被捕，遭羈押年餘後，寫下《悔罪書》而獲釋。但重獲自由並未讓這位溫厚的知識分子心靈平靜，「各種問號折磨著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面對亡靈、面對獄中人、面對中國內外關於六四的彌天大謊、面對自己的六四經歷和內心世界，劉曉波別無選擇，「自白」是他走出心獄的唯一出路。在書中，他試圖揭開「六．四」事件的所有謊言與矛盾！他嚴厲地自我剖析、究責與悔罪，那內心的磨難與激烈拉扯，令人揪心；那虛妄與真誠之間的反覆辯證，令人迷惘；他毫不留情地鄙視知識菁英的無能、批判學生領袖的爭權與功利，給讀者提供了看待學運的另一種思考視角；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畫出迄今最翔實、最撼人心弦的一部六四回憶錄與懺悔錄。「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紐約的登機回家，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深夜十一時左右被捕入獄，算算只有四十九天的時間，但這時間卻是我三十四歲生涯中最驚心動魄的日子，每每想起，覺得那麼漫長而幽深。它是我靈魂中的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三十四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劉曉波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吉林長春人北京師範大學博士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運動家、《零八憲章》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還需三百年殖民地」論提出者。●1985年起：陸續發表《一種新的審美思潮》、《無法迴避的反思──從幾部有關知識分子的小說談起》及《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等著作，從中國文學到思想文化進行驚世駭俗的批判，引爆震撼國內外的「劉曉波現象」。●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驟逝，北京大學生與市民聚集天安門廣場，一場悼念行動演變為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人在美國的劉曉波隨即聯繫胡平、陳軍、貝嶺等民運人士，發表《改革建言》、《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並毅然放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身分回國聲援。6月2日，劉曉波與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人來到廣場，發表《六•二絕食宣言》並進行絕食。6月4日清晨，戒嚴部隊開始向廣場推進，流血衝突四起，劉等四人涉險與部隊總指揮談判，數以千計的學生得以在武裝「清場」前安全撤離。（世稱劉等人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6月6日，劉避難在外交公寓兩天後被捕；同年9月，劉在中央電視台「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引起海內外民主陣營的撻伐。●1991年1月：劉曉波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有功」，免予刑事處分獲釋。●1995年2月20日：劉曉波與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等12人聯署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提出十二項改革的目標。5月與陳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同時發起聯署，發表前夕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隔年1月被釋放。●1996年10月10日：與王希哲共同發表《雙十宣言》，反對中共當局以武力對付台灣，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處勞動教養三年，關押在大連勞動教養所，同年與劉霞結婚。於1999年10月7日勞教期滿獲釋。●2008年：與中國維權人士再度起草《零八憲章》，提出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並呼籲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來解決兩岸及各民族問題。該憲章預計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時發表。但就在發表前兩日，當局以劉「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予以拘捕。●2009年12月25日：遭判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2010年1月：「國際筆會」屬下美國筆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提名劉曉波角逐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5月26日：開始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獄中的劉曉波得知後，表示應把獎項獻給六四事件的亡靈。12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主席亞格蘭將獎章和證書放在一張空椅子上，全場來賓起立鼓掌，向這張空椅子的主人劉曉波致敬。這一年，全球逾千名學者、作家、律師和人權倡議者不斷呼籲立即釋放劉曉波。●2017年6月：罹患肝癌末期獲准保外就醫。民間開始出現營救劉曉波的行動，國際輿情也對其病情十分關注，歐洲議會決議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全球154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要求中國政府允許劉赴美治療；美國和德國亦表示願意提供救治，但北京當局始終拒絕放行。●2017年7月13日：因多重器官衰竭搶救無效，病逝於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兩天後火化海葬。著有《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 《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向良心說謊的民族》《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沒有敵人 沒有仇恨》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一、我的悔罪和謊言1.走下中共的法庭2.內心掙扎3.《悔罪書》4.出獄之後的心靈歷程 二、我參加八九抗議活動1.回國2.作為旁觀者的我3.統戰部會議：介入學潮4.混在廣場5.戒嚴之後6.參加聯席會7.發起絕食 三、絕食在紀念碑上1.人群的誘惑2.撤離廣場3.避難在外交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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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一章 我的悔罪和謊言

（一）走下中共的法庭

只有問心無愧地面對自己，才能問心無愧地面對世界。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走下了中共的法庭，獲得了自由。當我聽到「免於刑事處分」的宣判時，沒有絲毫心理準備，即便知道當局要從輕發落，估計最少也要判上二年或五年，這已經與官方對我的指控和為我製造的輿論差之千里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到他們會放我。極度的驚詫和極度的狂喜使我無法自恃，真想仰天長嘯，管他喊的是什麼。我當時的表情一定極為可怕，大概接近於歇斯底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我沒有哭，官方出版的《北京周報》和香港的《文江報》所描繪的「淚流滿面」純屬造謠，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

完全是出於本能，一出審判庭大門，我便不顧一切，旁若無人地跳起來，用手在空中打了個響，大叫道：「老子又贏了！」兩名押解--我的法警見我的失態狀，立刻握緊我的雙臂，貼在我的耳邊小聲說：「劉先生，這不是高興的地方，等到了屋裡再發洩，有的是時間。」

回到屋裡，兩名法警滿面笑容而又客氣地請我坐下，要我等一會兒，並主動給我煙抽。過了一會兒，審判長譚京生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劉慶福、王憲達、黃智顯來了。譚京生拿出一系列有關我案情的審判材料：《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取保候審決定書》、《具保書》、《釋放證明書》，北師大中文系系主任劉慶福在《具保書》上簽了字。譚京生告訴我，十天之內不得離開北京，並去派出所落戶口。我當即在所有要我簽字、按手印的文件上簽字、按手印，然後要求回北師大去看望前妻陶力和兒子劉陶。但是，譚京生說，考慮到我的特殊情況，不宜在北京逗留，還是先回到大連我父母家待一陣為好，具體的事宜已安排好。

晚上，我和法院的人一起吃了餃子，法院的人感慨地說：「幹了這麼多年審判工作，還是第一次與被告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晚上十點半左右，法院的車把我一直送到火車站站台上的軟臥車廂門口。我、王憲達和黃智顯一起上車，他倆負責把我送到大連。我們三人包了一個軟臥包廂。晚十一時三十七分，開往大連的二二九次列車起動了。望著窗外茫茫的夜色，我仍然沉浸在獲得自由的喜悅中，想像著和家人團聚的種種場面。

「我真的自由了嗎？我為自由付出過多少代價，才有資格享受這份自由？」

「我有充分的理由狂喜嗎？難道『六．四』的鮮血中沒有我的責任嗎？」

「難道蹲過近兩年的監獄就有資本了嗎？難道參加過『六．四』、待過秦城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認為全世界都欠他點什麼嗎？」

「難道『六．四』之後中國的倒退與我無關，僅僅是專制政府所為嗎？」

「六．四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究竟是積極、還是消極？它真是偉大的民主運動嗎？」

「為什麼『六．四』之後謊言滿天飛？」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熱衷於評說誰英雄、誰懦夫？」

「為什麼許多與六四有關的人都抱著一種平反的期待而無所事事？好像除了期待之外再無其他？」

出獄至今，已近一年，各種問號折磨著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

近一年來，除了有兩個月呆在大連我父母的家中外，我基本上是在北京德健的家中。我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盡量縮小社交範圍，更不想多見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種牽連的人。看書、唸英文、和女朋友相愛、和朋友聊天，時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歲的兒子。

我似乎是在有意地淡化記憶中的「六．四」和近兩年的秦城生活。我也常常告誡自己：「六．四」已成過去，該做的已經做過，是非功過，任人評說。我沒有任何資格去吃「六．四」飯，沒資格品頭論足，更沒資格每天等待著平反，以分一杯羹。和那些死傷者、那些仍然在獄中的受難者相比，我所得到的已經太多，真有些不堪重負。關鍵的是現在和將來，要去為幹一番新的、好玩的、有刺激性的事做準備。在內心深處，我相信自己還會一鳴驚人，這是我的本能、天賦和命運。而對於我來說，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寫作。只有拿起筆，我才有自信，才能找到自己、主宰自己。

剛剛從大連回到北京時，我特別想去天安門廣場，長跪在紀念碑前久久不起，向「六．四」的亡靈們懺悔我的罪惡。死於槍口之下的市民和學生大都默默無聞。向名人和領袖獻媚是歷史最庸俗的本能，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歷史只向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微笑，而殘酷地忘記這些平凡的死者。還有那些死去的戒嚴部隊的士兵，他們大都不到廿歲，剛剛開始人生，但是他們卻被利用，成為專制暴政的工具和犧牲品。與死去的市民、學生相比，士兵們的命運最悲慘。他們不但付出了年輕的生命，還要遭到歷史的唾棄，成為開槍屠殺的千古罪人。多不公正的歷史！我希望等「六．四」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人們在為死於「六．四」的市民和學生獻花圈時，也能以寬容的心胸為那些死於「六．四」的士兵們默哀。

我幾次想去天安門而又不敢去，有兩次走到西單附近又回頭。我不敢一個人面對紀念碑，不敢再現記憶中的傷痕，多少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往事令我心痛欲裂，常常強忍住欲流的淚水。有一次，坐侯德健的「賓士」車去建國門。下了立交橋後，開車的小解沿東長安街向西疾駛。我開始沒有注意車外，和女朋友聊著其他的事。車到天安門廣場，正巧我偶爾向車窗外張望，突然看見了紀念碑。一種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般地湧向我，好像正面臨滅頂之災，全身不住地顫抖，胸口一陣陣絞痛。我想低頭，但不能，目光像被釘在了紀念碑上，它的巨大吸引力似乎能把我整個人吸出車窗。淚水慢慢浸出。突然，我嚎陶大哭，全身不住地顫抖。女朋友和小解的安慰也無濟於事。

等我稍稍平靜之後，感到噁心，一種從未有過的對自己的厭惡。同是參加「六．四」，而我卻沒流血，被捕後關在秦城監獄，條件遠比大多數因「六．四」而坐牢的人好。現在，我還活著，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還獲得了自由，得到朋友們和陌生人的關心、愛護。而那些死者和獄中人呢？他們的親人、朋友呢？那個隻身張開雙臂攔坦克的小伙子呢？你們的血是否白流了？你們的勇敢、良知和獻身精神是否在被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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