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衰亡史 1-3 (3冊合售) | 誠品線上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那是在羅馬，１７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坐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廢墟上沈思，忽然傳來神殿裡赤腳僧的晚禱聲，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寫作這座城市衰亡的想法。──吉朋 《羅馬帝國衰亡史》上下縱橫一千三百年，洋洋灑灑六大冊，在吉朋的心裡，他想做的是一個從理性、批判的角度去建構歷史系統的人，「運用修辭的力量，只為了把歷史事件間的關係環節講清楚」。 全書涵蓋三大重點：一是羅馬帝國的政經軍事文化與社會生活，帝國的擴張與防衛、內部元老院和皇帝的權力拔河，二是蠻族入侵與其間之重大戰爭，三是基督教的發展，政教之爭，回教興起和十字軍東征等。 本書最重要主題之一：文治武功壯盛且又疆域廣袤的羅馬帝國究竟因何由盛而衰亡？從吉朋的眼中看來，至少有以下諸因： 羅馬帝國擁有紀律嚴明的龐大軍團，但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軍人干政，軍人不僅介入帝位繼承，造成動亂，「幾乎每個朝代的替換，都起於篡奪者之叛逆與謀害」。 經濟和人口也是衰亡的主要原因。戰爭和瘟疫使得人力不足，蠻族於是大量遷入。羅馬帝國既無法同化日耳曼等蠻族，當這些蠻族構成羅馬帝國官兵，進而成為皇帝時，帝國已名存實亡。 經濟衰退來自於水士流失和奴隸制度致使農業破產，奢侈的生活方式造成貴重金屬流向東方，貨幣貶值。資本因重稅而公有，生產力下降，無法負擔帝國生活時，羅馬也就隨之崩潰。 《羅馬帝國衰亡史》出版後傳誦兩百年迄今不衰，其文學光采與史學成就同樣為後人稱誦。 ■作者簡介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 十八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史家。出生於富商家庭，曾入讀牛津大學，後因宗教問題退學，十六歲被父親送往瑞士洛桑，接受古典文史哲學的薰陶，也受到當時歐陸啟蒙思潮的深遠影響，得以將各種新舊學識融為一體。他曾擔任國會議員，也曾服務軍旅，後以著述終身。 吉朋歷經二十餘年的心血，完成光芒萬丈的歷史長篇《羅馬帝國衰亡史》六卷，成為十八世紀史家的標竿，並獲得「第一個近代歐洲史家」的稱號。歷經二百餘年，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迄今仍被現代史家視為經典之作。 ■譯者簡介 席代岳 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三軍大學及美國猶他州立大學進修，在軍中歷任連長、營長、砲兵指揮官、署長、總部參謀長等職，亦曾在砲兵學校及三軍大學任教多年，對戰史深有研究。 退役後投入文字工作，譯筆忠實，文風流暢。譯作有《凱撒戰記》(2001)、《鏖鬥的年代──1941至1975年的美越關係》(2001)、《戰爭的罪行》(2002)、《非洲遊獵記》(即將出版)等。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以恢弘史筆，展開縱橫一千三百年、影響深遠的文明演變歷程，壯闊再現羅馬帝國的政經軍事、社會文化、權力拔河與重大戰爭，《羅馬帝國衰亡史》在寫成的十八世紀，即為當代史家的標竿；首度中文全譯本如今問世，在人類歷史的下一個千年，仍會是必讀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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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一、一部真正的經典之作

1776年2月17日，歷史學家艾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A.D.)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首卷，在倫敦悄悄上市。這部書一上市就造成轟動，第一版五百冊迅即銷售一空。吉朋後來在《自傳》(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憶其暢銷盛況，說：

我不知道應如何來描述這部著作的成功……第一版在幾天內即告售罄；第二版與第三版亦幾乎難以滿足要求；而書商的版權更兩度遭到都柏林盜版商的入侵。我的書出現在每張桌子上，甚至幾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妝台上。

一夕之間，吉朋變成了英國藝文界的名人。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以下簡稱《衰亡史》)出版前，吉朋在英國藝文界尚無文名，倫敦文壇似乎也未注意到他的文才。《衰亡史》的寫作過程相當隱密，知道吉朋在進行一部鉅構的人不多。由於毫無預期，英國藝文界對這部書有驚豔之感，並一致給予好評。一些主要文學期刊都競相摘要刊登，以饗讀者。著名文評家華爾波耳(Horace Walpole,1717-1797A.D.)讚揚吉朋的寫作，譽之為「一部真正的經典之著」：

你何以能知道得這麼多，論斷得這麼好，掌握你的主題、你的知識與你的卓越反思能力這麼完全，而又能控制自己，不露出一點武斷自大？你與古代和現代的作者們多麼不同呀！

蘇格蘭歷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0A.D.)與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A.D.)是當時英倫三島公認的史學祭酒，前者的《英格蘭史》(A History of England)與後者的《蘇格蘭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一直被吉朋視為歷史寫作的典範。這兩位史學泰斗亦皆對《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朋深受鼓舞。

《衰亡史》首卷獲得肯定，給予吉朋繼續寫作的動力。接著，他在1781年出版第二與第三卷，復於1787年完成第四至第六卷。這部鉅著前後耗費了吉朋二十年的光陰。他晚年回顧此一努力，自信「完成了一部艱辛與成功的著作」。

後世在討論十八世紀史學時，吉朋經常被拿來與休謨和羅伯森相提並論。不過，在近代歐洲史學上，吉朋的聲望實際上已超越此二位私淑導師。在「不列顛史家三雄」中，休謨在今日主要是以哲學傳世，羅伯森的史著則幾被人遺忘，唯有吉朋的《衰亡史》迄今盛名不衰。

《衰亡史》問世迄今，已歷經兩百多年，但吉朋其人、其書、及其所提之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熱烈討論的課題。1976年，美國藝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為慶祝《衰亡史》首卷兩百周年，曾出版紀念論文集。吉朋逝世兩百周年(1994年)時，英國牛津「伏爾泰基金會」(Voltaire Foundation)，更舉辦研討會，邀集專家學者探討吉朋的學術成就。同年，英國「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也在吉朋母校牛津大學舉辦學術會議，討論吉朋與羅馬帝國相關問題。

經過兩百年的考驗，《衰亡史》儼然成為近代歐洲歷史與文學的經典。1995年，英國「企鵝圖書公司」(Penguin Books)將《衰亡史》合成三卷，重新編輯出版，並將之列入深受歡迎的「企鵝經典」文庫中。《衰亡史》的列入「企鵝經典」系列，相當程度反映了現代人對這部書的歷史定位。

二、古羅馬廢墟上的沉思

《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的寫作，眾所周知，有一個浪漫的起源。1764年秋天，吉朋抵達羅馬，繼續他的「大旅遊」(Grand Tour)行程。根據他的回憶，在10月15日的黃昏，他來到古羅馬廢墟，在「卡庇多神殿山」(Capitoline Hill)靜坐沉思：

那是在羅馬，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廢墟上沉思，忽然傳來神殿裡赤腳僧的晚禱聲，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寫作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

古羅馬廢墟的景象令他十分震撼，一時靈感湧發，心生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念頭。「不過」，他補充說，「我原本只計畫寫這座城市的衰頹，而非羅馬帝國的衰亡：而且，我的讀書和思考雖開始朝那個目標，但因旁務的干擾，經過數年的蹉跎，我才鄭重地投入這件艱鉅的工作。」吉朋《自傳》中這簡短的一幕，因《衰亡史》的成名而留芳，為後世傳頌不已。

「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這一段文字，成為諸多討論《衰亡史》問題的一個焦點。在《自傳》中，吉朋將「羅馬之旅」美化成一個朝聖似的旅程，再把「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描寫成一種近乎宗教改宗般的經驗。此一經驗，他告訴讀者，是驅使他投入羅馬帝國史的動力。這一段傳神的表白，曾獲得許多讀者的認同。不過，二十世紀史家對此一情節的真實性，提出不少質疑。

《自傳》是吉朋有關自身學思歷程的一個自剖。在這部自述中，學界一般認為，吉朋對自己如何成為一個「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曾經過一番刻意的塑造，其間有誇大之處，細節也不盡詳實。「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一節尤其引發質疑。有學者主張，1764年10月15日這天，吉朋其實並沒有到卡庇多神殿山。吉朋在羅馬寫的書信與日誌中，找不到他在這天探訪卡庇多神殿山的記錄。事實上，根據與吉朋同行的吉斯(William Guise)的日記記載：10月15日早上下雨，吉斯和吉朋是到羅馬的一處畫廊看畫。換言之，「卡庇多神殿山的沉思」一幕，可能是吉朋虛構的情節。

這一個質疑有一定的說服力。假如卡庇多神殿山的經驗屬實，並讓吉朋如此震撼，以他勤作記錄的習慣，按理應會留下文字記錄。但是，吉朋的資料中卻找不到相關記載，似乎有違常理。不過，此一推斷看似合理，卻有其盲點。吉斯的日記並無他們當天下午行蹤的記載。吉朋當天早上去他處參觀，並不能推斷他在同一天其他時間沒有去卡庇多神殿山。依其《自傳》，吉朋到卡庇多神殿山是在當天黃昏。在夕陽斜照中，教堂的「晚禱」(Vespers)聲忽然傳來，浪漫的景緻引起他的歷史遐想。這是極可能的事。

最近，美國學者柯蕾多(Patricia Craddox)為吉朋提出辯護。她認為：學者不應隨意否定吉朋自述的真實性，她「不相信吉朋在其生命中最嚴肅的一刻說謊」。何況，在吉朋的自述中，有幾項事實是不容置疑的，包括：他聽到教堂僧侶的晚禱聲、此教堂座落在卡庇多神殿的遺址等。英國學者郭思(Peter Ghosh)亦反對輕易質疑吉朋《自傳》的陳述。他認為：吉朋非常執著於史實與年代的精確，這一點幾乎已成為他的信仰。吾人不能僅憑間接證據，就質疑吉朋自述的可信度，這不啻是在挑戰「其已明顯建立的思想人格」。事實上，吉朋相當在意其《自傳》的真實性，嘗言：「真實，赤裸裸的、不客氣的真實，是比較嚴肅的史著的首要美德，也應是我此一個人自述的唯一長處。」

從他的文字中，我們可看到，古羅馬的景緻特別容易讓他感動、引發他的歷史想像。1764年10月2日，他踏上米爾維亞橋(Milvian)，面對羅馬古城的心情，是其一例。他在《日誌》中記載：「我們在傍晚五時到達羅馬城。從米耳維斯橋上，我陷入一場古代的夢中，直到後來方被關卡官員打斷。」他的《自傳》生動地回憶當時激動的心情：「我的個性不容易受到激動，而且我未感受的激情，我一向不屑於假裝。然而，即使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仍難以忘懷、也無法表達，我首次接近、踏進這座永恆之城時，內心的強烈悸動。」

在羅馬之旅中，吉朋多次露出類似激動的心情。他在抵達羅馬的次日，就迫不及待去造訪「羅馬廣場」(Roman Forum)：

經過一夜的輾轉難眠，我踏著高昂的腳步，走上羅馬廣場的廢墟；剎時間，每個值得紀念的地點，無論是羅慕拉斯(Romulus)站立的地方，或塔利(Tully，案：西塞羅)演講的地方，或凱撒(Caesar)被刺倒下的地方，全映入了我的眼簾。

這是一次極其震撼的接觸，令吉朋心情激盪不已：「經過數日的興奮，我始能冷靜下來，進行仔細的探索。」10月9日，吉朋參觀「圖拉真廣場」(Trojan's Forum)，對古羅馬的偉大讚嘆不已。他描述「圖拉真紀功柱」(Trojan's Column)：

今天清晨，我到圖拉真紀功柱上面。我不想用文字來描述它。您只須自己想像一下，一支高達一四○呎的巨柱，用大約三十塊純白大理石構成，上面刻有浮雕，其高雅與精緻，不亞於亞普公園(Up-Park)裡的任何一個壁爐的雕飾(chimney piece)。

在此，吉朋心情的悸動表露無遺：「無論書本上告訴我們那個民族如何偉大，他們對羅馬最繁榮時代的描述，遠不足以傳達廢墟顯示的景象。」

根據可靠記載，吉朋停留羅馬期間曾多次造訪卡庇多神殿山。這個遺跡對他似乎有特殊吸引力。無論1764年10月15日他是否確實來過這裡，這裡的景象讓他印象深刻，遂而激發他的寫作靈感，是極有可能的事。1787年6月27日，吉朋寫完了《衰亡史》。在書的結尾，他留下一段話：

那是在卡庇多神殿廢墟中間，我的心中首次出現寫一部書的想法，這部書曾經娛我和幾乎花了我生命中的二十年光陰。

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對「卡庇多神殿山」的記憶依然清晰。一個靈感竟讓他為之耗掉「生命裡二十年的時光」，自然不會是一個普通的靈感，更不是隨便就能憑空虛構。

事實上，要解釋《衰亡史》的源起，我們不能只在卡庇多神殿山的著名一刻打轉。極有可能，吉朋是把此一情景過分戲劇化了。但他的靈感絕非只是一道意外的靈光。這一靈感，可說是他在長期接觸古羅馬典籍與歷史的過程中，逐漸培養而來。首先，吉朋自幼接受古典訓練，長期浸淫於拉丁古典，對古羅馬歷史產生一種熟悉感。其次，在「大旅遊」期間，他研讀大量古羅馬人文、歷史與地理的典籍，加深了對古羅馬的認識。最後，在義大利「朝聖」的過程中，他親身觀察古羅馬遺跡，被其透露的昔日光輝所感動，遂激發其靈感。他在羅馬寫的家書曾說：「對我這顆因對羅馬人已先有認知，而多少有預備的心靈，這裡提供了這麼豐富的有趣事物，因此我幾乎真如在夢幻中。」換言之，吉朋在卡庇多神殿廢墟之會產生如此的感動，是有強烈的心理預期為其基礎的。

英國歷史家崔弗羅普(Hugh Trevor-Roper)對吉朋的靈感問題，曾提出一個很有洞見的解釋。

吉朋……此一羅馬經驗，絕非一當下突發的孤獨靈光，而是一個長期激盪過程中的一段插曲。事實上……吉朋在回憶錄中可能將那個經驗戲劇化了，從而過度簡化了其一生大作的起源。那部大作……有深一層的起源。它不……單只是個突發的綺想，或一時突發靈感的實現。

吉朋之終竟投入羅馬帝國史，與其整個讀書歷程有密切關係。他的選擇羅馬帝國衰亡史作為其寫作課題，其實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三、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羅馬帝國衰亡史，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和最驚人的一幕。」在這歷史過程中，吉朋觀察，「各種不同的原因與其累積的結果，同許多人類歷史上最有趣的事件，相互交織在一起」。羅馬帝國何以走向衰亡？吉朋嘗言：「對哲學家言，歷史知識就是探討因果的知識。」《衰亡史》的讀者，一定會感到好奇：這個十八世紀的歷史家，對此一恆久的歷史課題，會提出什麼真知卓見？

關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一個習見的說法是：吉朋把它歸咎於「基督教的興起」。《衰亡史》的確提出「蠻族與宗教的勝利」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這個論題，來說明導致羅馬帝國瓦解的力量。然而，細究《衰亡史》，我們會發現：吉朋對羅馬帝國何以衰亡並沒有一貫、系統的解釋。他曾在書中的不同情境，多處陳述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而這些因素之間並無一定的關聯性。他提到羅馬皇帝的失政、軍隊的跋扈、貴族勢力的翦除、公民精神的淪喪、社會的奢靡腐化等。當然，基督教的傳布與蠻族的入侵，也是著名的兩項。不過，若拿此二因素來概括吉朋對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則將過度簡化他的歷史論述。

那麼，對於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的基本論點為何？吉朋自述《衰亡史》的目的，是要「推尋羅馬帝國衰亡的最重要情節」。《衰亡史》的敘事，起自西元二世紀兩位安東尼皇帝-庇烏斯(Antoninus Pius)與奧理留斯(Marcus Antoninus Aurelius)-在位時期。在這個時期，羅馬帝國達到鼎盛：

羅馬帝國在基督紀元第二世紀，據有地球上最富饒美好的區域，掌握人類最進步發達的文明。自古以來聲名不墜而且紀律嚴明的勇士，防衛著遼闊的邊界。法律和習俗溫和卻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逐漸將各行省融合成一體。享受太平歲月的居民，盡情揮霍先人遺留的財富和榮光。

弔詭的是，在吉朋看來，這個鼎盛時代卻也是此一帝國步上衰亡的開始。何以如此？根據他的分析，關鍵在於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奧古斯都體制」(Augustan Settlement)。

熟悉羅馬史的人都知道，屋大維在共和末期內戰勝利後，為了重建帝國，建構了一套政治體制。這一套體制，表面上維持共和的形式，實際上是皇帝個人獨裁，如吉朋指出：「共和體制的形象，從外表上看來受到尊敬和推崇：國家主權似乎仍舊掌握在羅馬元老院手中，而執政治國大權則已全部授給皇帝。」奧古斯都摧毀共和貴族，壓抑平民力量，去除了傳統羅馬政治中的制衡力量。如此一來，皇帝大權獨攬，沒有任何機制可加以制衡。

在獨裁體制下，帝國的命運係於皇帝一人，其素質的良窳經常影響帝國的發展。賢明的皇帝固然帶來安定繁榮，奠定「羅馬和平」(Pax Romana)時代。早期的皇帝，如聶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兩位安東尼皇帝，均能以才治國、以德服人，造成羅馬帝國的盛世。可是，吉朋提醒，歷史經驗顯示，羅馬皇帝的素質「可以看到極端的兩極：邪惡與美德、高潔完美與低劣敗德」。奧理留斯之後，皇帝或來自繼承，或由軍隊擁立，率皆才智平庸、專斷殘暴，其統治是依賴「專制」與「軍隊」。

「禁衛軍」(Praetorian Guards)弄權干政，是奧古斯都體制衍生的另一嚴重問題。奧古斯都深知，他的專制統治必須依靠武力維繫，乃決定建立一支「禁衛軍」，以備「隨時保護皇帝，威嚇元老院，或在第一時間撲滅叛亂」。到提比流斯(Tiberius)時，「禁衛軍」被允許在羅馬設置永久軍營。這個作法，吉朋認為，不啻是「幫國家套上鐐拷」。就他看來，羅馬禁衛軍「的跋扈，是羅馬帝國衰亡的第一個徵候和原因」。

物必自腐而蟲生。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認為，導因於內部問題：「羅馬的敵人在其內部：暴君與軍人。」依照他的觀察，在奧古斯都建立獨裁體制之時，羅馬帝國就埋下了衰亡根源。兩位安東尼皇帝在位時，羅馬展現的盛世景象只是一種假象。就此角度言，在吉朋的討論中，「基督教」與「蠻族」兩大因素，只是加速羅馬帝國瓦解的力量，並非導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吉朋對基督教會的不友善，是眾所皆知的事。他在《衰亡史》中對基督教有嚴厲的批評。他曾指責教會的出世精神、修院制度與獨身主義，認為這些精神顛覆了羅馬人傳統的公共德行；他更批判教會的神學爭論、教士的腐化與宗派的內鬥，讓原已紛亂的帝國進一步撕裂。不過，在吉朋的認知裡，教會的負面影響是在西元四世紀後才顯現。實際上，基督教雖然早在帝國境內傳布，但是到313年才被尊為國教。同樣地，蠻族也是到四世紀後期才對羅馬形成嚴重壓力。378年，哥德人(Goths)擊敗皇帝華倫斯(Valens)於亞得里亞那堡(Adrianople)，正式在帝國境內立足。406年，勃艮地人(Burgundian)、阿拉尼人(Alani)與汪達爾人(Vandals)成功渡過萊茵河。吉朋評論此事說：

這一次著名的渡河之舉……可視為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羅馬帝國的淪亡。自此致命的一刻，長久以來分隔地球上文明與野蠻國家的的障礙，被夷成平地。

自此以後，羅馬帝國搖搖欲墜。410年，哥德人入侵義大利，攻陷了羅馬，蹂躪此一「永恆之城」(Eternal City)。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綜合而觀，吉朋基本上主張：羅馬帝國的衰亡導源於奧古斯都獨裁體制的建立。這個論斷看似宏觀，事實上並無特殊的原創性。這裡，他只是重述古典「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一些概念。觀念上，吉朋偏向羅馬共和。在這方面，他深受羅馬史家塔西陀(Tacitus)與啟蒙哲士孟德斯鳩的影響。這一古一今兩位人物都稱頌「共和體制」，認為羅馬共和的制衡精神，確保了羅馬的自由，造就了羅馬的偉大。相對地，奧古斯都的專制體制刻意摧毀共和精神，使羅馬人民變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的侏儒如何能夠支撐一個偉大的帝國？

在今日，吉朋有關羅馬衰亡原因的論斷，許多已經流為歷史常識。從現代學術的角度評斷，吉朋的歷史敘述長於道德化的修辭，而短於嚴密的分析式論證。他經常下格言式的論斷，修辭的力量掩蓋了論證的空泛。《衰亡史》第三十八章這一段文字，可說是典型的「吉朋式」論述：

羅馬帝國的衰亡，乃是毫無節制的擴張(immoderate greatness)帶來的自然而無可避免的後果。繁榮埋下了衰敗的伏筆，而隨著征服的擴大，其毀滅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時間或災難移走其人為的支柱，其龐大的構造遂被其自身的壓力所壓垮。

羅馬帝國的衰亡，吉朋說，其原因「既簡單且明顯」。在他看來，這個帝國的走向衰亡乃是勢所必然。反倒是，它「能存在如此長久，才令人感到驚訝」。

四、一世代人史學雄心與探索的完成

十九世紀以來，隨著史學的專業化，羅馬史的研究有進一步發展。新一輩羅馬史家的研究愈趨嚴密、精緻，無論在研究的廣度或解釋的深度上，都已經超越吉朋《衰亡史》的成就。德國的莫姆森(Theodore Mommsen)是十九世紀的羅馬史大師，所著《羅馬史》(Romische Geschichte)(1854-1885)五卷，甚至獲得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二十世紀更是名家輩出，俄國歷史家羅斯托夫茲夫(M. Rostovtzeff)《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兩卷(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1957)，與英國歷史家瓊斯(A.H.M. Jones)的《羅馬帝國後期史》三卷(The Later Roman Empire)(1964)，都是體大思精的傑作，堪為羅馬史研究的新典範。儘管如此，吉朋的《衰亡史》在近代史學的經典地位仍然難以取代。

《衰亡史》全書分為七十一章，六大卷；其敘事縱橫一千二百五十年，涵蓋西歐、伊斯蘭與拜占庭三大文明。吉朋耗費二十年的光陰，才完成此一大作。從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部鉅構。假若吉朋對羅馬帝國的衰亡，沒有提出具原創性的解釋，那末，這一部史著的價值何在？在近代史學史上，這部鉅著應如何作學術定位？

吉朋寫作《衰亡史》，有學者指出，「只是要敘述羅馬的故事，把眾多歷史事實轉化成一個大敘述」。《衰亡史》的史學成就，不在於提出羅馬帝國衰亡的創新解釋，也不在於新歷史事實的發現。吉朋的史學雄心，是在以一個啟蒙的敘事架構，來統整近世學者的考證成果，將其建構成一個創造性的大綜合。吉朋細膩的構思與卓越的文采，使《衰亡史》的寫作空前的成功。

一部縱橫千年的史著，必須建構在無數的歷史事實上面。根據一項統計，吉朋的《衰亡史》一共使用超過八千個以上註腳。這八千多註腳，就如八千塊磚頭，疊出一座羅馬大廈。在這些註腳裡，我們可以看到吉朋閱讀的廣闊與治學的堅實。根據同一統計，《衰亡史》引證到的近代古典學者，人數多達四○九人。這些作者幾乎涵蓋所有的十八世紀能夠接觸到的羅馬史專家。在歷史寫作史上，吉朋旁徵博引的功夫是空前的，很少有史家能夠企及，更不用說超越了。

吉朋自述：「我的敘述乃淬取自最後這一時期的古典閱讀。」《衰亡史》一書的知識基礎，主要有二：古代拉丁歷史家的著述與近代古典學者的研究論著。拉丁古典是吉朋自幼熟悉的知識領域。在寫作《衰亡史》時，他更「不知不覺投入奧古斯都時代浩瀚的歷史大洋中」，深入「原始史料，包含希臘文與拉丁文者，從笛翁(Dion Cassius)到馬塞利努司(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從圖拉真皇帝時代到西羅馬皇帝的末期為止」。

吉朋更大量徵引近代學者的古典研究成果。從文藝復興以來，經典考據與古史考掘變成為歐洲歷史研究的主流。經過三百年的努力，歐洲學者對希臘、羅馬作了廣泛的研究，累積了豐富的古史知識。在這方面，十七、十八世紀法國古典學者的貢獻尤大。吉朋寫《衰亡史》時，廣泛地應用了他們的論著。

吉朋自幼接受拉丁古典訓練，並長期浸淫於近代的古典學術，但是本人卻不曾真正從事古典考證工作。事實上，他很早就質疑自己是否適合純古典研究工作：「即使我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我仍必需以英文來闡釋原典的思想，而這種即興式的理解，必比不上專家學者的精緻翻譯。」他承認自己雖研究過「考證理論」，卻「未學到如何應用這門技藝」。

在氣質上，吉朋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學者」。他不是皓首窮經的學究，不屑投入博學式的瑣細研究。「我自己的性向和這個時代的喜好，使我決定走入史學……一個歷史家的角色是值得尊敬的，猶如一個單純的年鑑或官報編者是可鄙的。」他對史學工作的本質，有相當現代的看法：歷史工作不只在考訂瑣碎的史實或編纂枯燥的年鑑，歷史家的目標是要把複雜的史實建構成一個可以理解的「系統」。一個理想的歷史家，既不是考古家(antiquarians)或博學家(erudites)，也不是編纂家(compilers)或年鑑家(annalists)，而應是一個能夠從建構出「哲學的」歷史敘述的「歷史家」。

在近世歐洲，「歷史家」經常淪為「單純的年鑑或官報編者」。英國文學家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A.D.)就不掩飾對史學的輕蔑。「真正真實的歷史難得一見」，他說，「某些國王統治過，或某些戰爭發生過，這些我們可相信是真實的；但是，其他添加上的色彩，所有的歷史哲學，都不外只是臆測。」在他眼中，歷史「只不過是一部年鑑，僅僅是一串依年序排列的著名事件」。吉朋的雄心是要讓史學還復本來面貌，而《衰亡史》的寫作即是此一願望的實踐。

吉朋雖然不認可「經典考據」與「古史考掘」是真正的史學，但卻了解到「考古家」或「博學家」著作的價值。他是啟蒙時代史家中，少數能夠欣賞、應用近代歐洲古典研究成果的人。這一種認知是吉朋的史學終究能超越時代的原因。歷史寫作的風格，吉朋認為，固然要避免淪為「枯燥的編年體」，但也不能墮入「誇飾的議論」。徵引古典學者的發現，讓他的歷史敘述不但能「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故」。吉朋的自我學術的要求非常嚴格。羅伯森曾查證《衰亡史》的內容，發現：「他有努力研究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無人當得歷史家之名……我曾核對過其多處引文……發現他引註的文字，無一不是其親自查過的。」
在近代歐洲史學史上，《羅馬帝國衰亡史》是歐洲歷史寫作從「博學式的經典考據」，轉化為「近代的歷史敘述」的代表作。透過這部傑作，吉朋提升歷史寫作的層次，讓歐洲史學告別傳統的編年史或人文式的經典考證傳統，而開始展現出「現代的」特質。英國歷史家崔弗羅普說：吉朋的《衰亡史》代表「一整個世代人的史學雄心與探索的完成」。這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評價。

(編按：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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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余擇定主題，戮力以赴，容有不當之處，尚請見諒，然述史乃藏諸名山之事，絕不敢嘩眾取寵，嘵嘵不休，有瀆諸君清聽。值此《羅馬帝國衰亡史》首卷出版之際，就余著述之構想，聊為數語。

偉哉羅馬，舉世所譽，經此變革，雖毀猶榮，僅將千三百年之衰亡，區分三期以述之。

其一起於圖拉真至安東尼家族當政，帝國之勢力與威望臻於鼎盛，難免日中則昃之危，覆滅西部帝國雖為日耳曼與錫西厄蠻族，亦為歐洲現代文明國家之先世，變局之劇烈直至羅馬之權勢為哥德之君王取代而後已，結束之期當為六世紀初葉。

其二概述查士丁尼即位，明法教戰，復興東羅馬帝國之基業；及於倫巴底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亞非兩洲之行省，伊斯蘭教之崛起與傳播，君士坦丁堡之內憂外患，查理曼大帝建立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時為公元八百年左右。

其三歷時最長，達六個半世紀，首述西部帝國重建，迄君士坦丁堡失陷於土耳其人，墮落之王朝遭受絕滅之命運，語言與習俗承古代羅馬之餘蔭，唯其統治僅限於一城耳，述史難免涉及十字軍之盛衰，希臘帝國慘遭蹂躪之始末，且余出於癖好，不免爬梳中世紀羅馬之前塵往事。

余將首卷倉卒付梓，差錯在所難免，勉力完成開宗明義之前部，要將安東尼至西羅馬帝國覆亡，作一完整之述著，必以第二卷不為功。後續各卷僅存奢望，成敗不敢斷言，欲照構想行事，治古代史與現代史為一體，則有待上蒼厚愛，賜余多年之健康、閒暇與堅毅耳。

愛德華‧吉朋述於倫敦本廷克街

177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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