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的地標 | 誠品線上

Landmarks of Tomorrow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這本書是關於我們今日身處的新興後現代世界報告，僅此而已。它不涉及未來，只處理有形的現在。的確，我一直試圖克制揣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誘惑，更別提預測未來了。我甚至沒有嘗試整合獨立呈現的價值和觀念，成為有脈絡可循的秩序。在完成這項工作之前，我們當然不可能擁有一個真正具備獨特特徵和世界觀的新時代；我們只會處於現代「之後」。 在撰寫本書時，我將重點放在理解而非創新，描述而非想像。當然，這是迄今為止較細微末節的工作；我們仍需要具備新綜合理論、新哲學和新制度的偉大想像者、偉大思想家，以及偉大創新者。 這本書涵蓋非常廣闊的視野，然而，它並不完整。從本質上來說，我試圖涵蓋三大領域，每個領域都代表人類生活和經驗的重大面向： 新世界觀、新概念、新人類能力 本書的第一部分（第1 到3 章）探討哲學領域的轉變，從笛卡爾的機械論世界觀，轉向以模式、目的和流程主導的新世界觀。我也探索了我們在科技和社會方面取得的新創新能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新機會、新風險和新責任。隨後，本書討論我們取得的另一種新力量，這種力量讓我們能組織具備高知識和高技能的人才，經由負責任的判斷，共同努力實現目標，為大型組織提供新的核心制度，並為社會秩序提供新的理想。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理想中，個人和社會相互依賴，成為人類自由和成就的支柱。 新領域、新任務和新機會 本書的第二部分（第4 到9 章）描繪了四個新現實，每一個都是自由世界人類面臨的挑戰。第一個是教育型社會的出現，在這個社會中，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是真正的生產力來源；至少就入學年限來看，每個人的教育程度都不斷提升；而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將取決於整體的教育水準。這對社會和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教育來說，又意味著什麼？第二個現實是經濟發展（脫貧）成為人類新的共同願景和目標，而國際間和種族間的階級戰爭出現，是新的威脅。第三個現實是民族國家政府的衰落，昨日的「現代政府」，無論是在國內治理，還是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都日趨無力。第四個現實是「東方」的崩潰，也就是非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崩潰，以至於除了在西方制式基礎上建立可行的社會外，並無他法。在只由幾個段落構成的簡短結論中，本書提出以下的問題：這四個現實對西方國家代表什麼？對政府和政策的制訂方向、目標和原則，又有什麼樣的涵義？ 人類的境遇 最後的第三部分（第10 章）主要討論人類存在的新精神現實（或者有人更偏好稱為形而上學）：知識和權力已成為絕對，並獲得無與倫比的絕對破壞力，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我們首次被迫思考這兩者的性質和功能，以及如何對這兩者加以控制。儘管我力求忠於事實，但就像任何一個身處陌生國度的人一樣，我相信自己必定經常誤解這些事實。 儘管我力求客觀，但我意識到自己深受西方背景和偏見的影響，這類偏見包括歐洲人，尤其是「盎格魯－美國人」中保守主義固有的偏見：信仰自由、法律和正義，相信責任和工作，相信人既有獨特之處，也有先天缺陷。我也明白，自己在知識和理解上的局限性，這是我在面對創造性藝術時最大的問題。但我依然希望本書能達成我設定的目標：報告我對新時代的見解，向讀者傳達兩個驚人的事實：第一，新的陌生時代已明確到來；第二，我們曾經很熟悉的現代世界，已經成為無關緊要的過去。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杜拉克「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信知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杜氏生活近一個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劉純佑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碩士。曾任報社編譯、金融學刊經理、投顧翻譯。與人合譯有《誰是美國人？》、《哈佛教你推動醫療管理》、《哈佛教你行銷策略》、《跟著哈佛修練職場好關係》、《哈佛教你精修管理力》。羅耀宗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所著《Google：Google成功的七堂課》（The Seven Success Lessons from Google）獲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九十四年度金書獎。另著有《第二波網路創業家：Google, eBay, Yahoo劃時代的繁榮盛世》（Netpreneurs 2.0）。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2002年「白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顧淑馨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曾任職中國廣播公司、聯合報系及美國在台協會，並先後擔任淡大、政大、東吳、元智大學講師。。已出版英譯中著作七十餘本，主要有《樂在溝通》、《與成功有約》、《反挫》、《大外交》（合譯）、《逆齡社會》、《會說才會贏》、《簡單讀懂麥可．波特》、《最嗆的貿易史》等。近作有《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導讀 杜拉克的世界觀 新版序 前言 後現代世界 第1 章 新世界觀 第2 章 從進步到創新 1. 對秩序的新認識 2. 創新的力量 3. 創新：新保守主義？ 第3 章 超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1. 新的組織 2. 從大亨到經理人 3. 超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第4 章 新領域 第5 章 知識化的社會 1. 教育革命 2. 社會的資本投資 3. 教育是為了什麼？ 第6 章 迎戰貧窮 1. 發展的領域 2. 建立工業化社會 第7 章 岌岌可危的現代政府 1. 自由主義國家的終結 2. 新多元主義 第8 章 變化中的東方 第9 章 待完成的工作 第10 章 現今的人類處境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杜拉克的管理學說有其獨特的前瞻性與時代性，數十年來影響了全世界的管理思維。而他對管理觀念的洞察力，又建立在其廣博的社會科學素養，以及宏大的世界觀之上。從這本《明日
的地標》可以略窺他對世界種種演進軌跡的理解，以及數十年前對未來世界發展的預期。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
杜拉克的世界觀 司徒達賢 教授
杜拉克的管理學說有其獨特的前瞻性與時代性，數十年來影響了全世界的管理思維。而他對管理觀念的洞察力，又建立在其廣博的社會科學素養，以及宏大的世界觀之上。從這本《明日的地標》可以略窺他對世界種種演進軌跡的理解，以及數十年前對未來世界發展的預期。

本書除了描述現狀、展望未來之外，更重要的是分析了與世界未來有關的許多因素，以及它們之間有機的互動關係。這些因素構成了我們在思考與分析策略時，除了「競爭環境」、「產業環境」等之外的「總體環境」或「大環境」（macro environment）。這些因素包括：科技發展、知識進步、經濟結構、社會階層、政治體制、國際關係、價值觀念與文化差異、宗教、教育、企業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機構，及其存在或角色出現，所造成的彼此之間的互動。而這些互動的結果，又形塑了每一個時代（包括未來）世界的形貌。

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互相消長的關係與趨勢，是世界上所有高瞻遠矚的領導者，包括企業家在內，所必須隨時關注的議題，然而卻是今日管理學院中向來未受到重視的。

現代管理者的角色
人類歷史上所有的組織，包括家庭、政府、企業等都是「合作」的平台，而平台需要整合者來主導。早期企業中，主導者或權力的核心是資本家，而勞工則處於邊緣的地位。然而隨著知識與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大規模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因而人類的經濟活動，乃至於一切活動都從單純走向複雜。於是擁有知識的人就會取代資本家，成為企業組織的核心整合者，亦即是組織中各個層級的專業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和資本家不同，不宜以追求利潤為終極目標，而應努力使組織目標配合人類的整體價值，而其個人價值觀也應如此。因此他們必須要有願景，而且對其所擁有的權力負擔起應有的責任。

知識與知識工作者
杜拉克是第一個提出「知識工作者」這個名詞的人。人類的生存與進步日益賴知識，因此未來知識工作者的角色越來越關鍵，占人口的比率也越來越高。而針對未來大量知識工作者及中產階級，教育也益形重要，包括通才和專才的發展在內。又因知識日新月異，教育必須培養學習者自我學習成長的能力。

政府的角色
政府決策除了應反映人民價值及所期待的方向之外，並不宜親自從事規畫及資源分配，而應在制訂合理規則後，讓民間（包括營利及非營利機構）運用其創意及活力來發揮。

除了這些，杜拉克也指出國際之間的協助並非基於慈悲，而是一種有利於本身的投資；也比較了東西文化對未來政治發展的影響。他的貢獻在於提醒大家對大環境的關注，因此書中若干對未來的猜測即使未必正確，也不影響本書的價值。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本書首次問世時，被貼上「未來主義」的標籤，但我不相信「預言」或「預測」。在我看來，這麼做既徒勞無功，又容易弄巧成拙。用「早期診斷」來描述本書，或許比較貼切，因為本書的內容，主要是檢視1950 年代後期的社會，特別是美國社會，並詢問：哪裡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使得現今大多數人視為「常態」或理所當然的未來，將變得大不相同？其實，我最早為這本書想到的書名是《已經發生的未來》（The Future that has Already Happened），後來我放棄了，因為文字太長，不適合放在封面上。但本書的確是以「我們的社會歷經重大變革後，已經步入一個新的時代」這樣的假設作為出發點；因此，本書的副標題是「後現代新世界的報告」。據我所知，「後現代」這個詞是我發明的，最早就用在本書裡。然後，本書又繼續追問：這些變革發
生在哪些領域？其中最重要的有哪些？它們各自暗示了什麼，又有什麼樣的意義？面對這些變革帶來的結果，我們需要學習什麼？拋棄什麼？做些什麼？

本書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先前的著作截然不同。在它出版的前8 年，我發表了最後一本聚焦在分析和呈現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工業社會的書籍，這一系列書籍共有三本：《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1946）和《新社會》（The New Society, 1949）。這些書籍都已由交易出版社（Transaction）重新出版發行。在這段期間，我也開始著手研究工業化社會的構成要素：管理，並在1954 年發表我第一本（也是最基礎）有關管理實務的書《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此後，我又出版了多部作品：《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 1964）首次探討現今所謂的「策略」概念；《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1966）首次研究現今所謂的「領導力」概念；《管理：任務、責任、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1973）試圖將我們對管理的全部知識整合到一本書中，把管理同時視為一項專門工作和主要的社會職能；《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986）首次以系統學科的方式呈現創業精神，並將創新視為有組織、有系統、有目的的工作；最終在1991 年，我發表了《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初次嘗試把管理、領導力和創業精神的概念，套用在社會的非營利部門及制度上。因此，本書與我早年有關社會分析的著作不同，也有別於接下來30 年裡，我撰寫的諸多知名書籍：這些是關於管理的書籍，不是「企業」管理，而是把管理視為專門的工作、專門的學科、專門的責任、專門的社會功能。然而，《明日的地標》確實為我之後有關社會的所有著作：《斷層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1969）、《看不見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 1976）（交易出版社也重新出版這兩本書）、《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 1989 / 90）和《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等樹立格式和方法。這些都是探討社會基礎方面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書，全都試圖接續《明日的地標》所開創的工作，也就是呈現「已經發生的未來」。

35 年後的今天，是時候詢問：這份早期診斷是否已經得到證實？整體來說，是的。當時本書的主要發現包括：世界從19世紀的自動進步，轉向有系統、有目的、有組織的創新；轉向以知識作為新的主要資源；以各種組織為構成元素的多元化社會興起；現代政府的效能危機日益嚴重，令人驚訝的是，本書提出這個發現的之後幾年，也就是甘迺迪（Kennedy）擔任總統期間，政府似乎變成「無所不能的開明專制君主」；最終則是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的到來。當中只有一項主要發現尚未得到事件驗證，或者說只得到部分證實。然而，它卻是本書首次出版時，引發人們最多評論和關注的發現：一個新的世界觀、一個新的整體哲學正在迅速興起。這個發現指出，我們正在快速從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世界觀，轉向信奉結構或「完形」（Gestalten，譯注：德文，原意為「形式」）。這種世界觀：前者把世界視為一個機械聚合體（整體是各個部分的總和），後者認為整體與構成它的個體不同。在過去35 年中，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已發生在進步幅度最大的學科中，像是生物遺傳學、生物物理學和分子生物學；以「人格」為新焦點的心理學；氣象學和地球科學；新興起的「生態學」；發展出混沌理論和複雜性理論的數學。但哲學在這一波變革中缺席了，其中的哲學語言學和解構主義，甚至邁向更極端的笛卡爾原子論：徹底否認整體，只承認部分存在。有句老話說，哲學總是追隨主流的科學世界典範，並轉化成「世界觀」和形而上學。最佳範例就是追隨牛頓（Isaac Newton）的康德（Immanuel Kant），只是康德大概比牛頓晚了50 年出現〔牛頓在1727 年去世，康德生於1724 年，直到1781 年才出版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按照這個規律，新的哲學恐怕要到2000 年左右才會出現，也就是說，比我最初宣布的時間晚了不止40 年！

但比不成熟診斷更加糟糕的，是錯過和忽視重大的發展。《明日的地標》錯過了資訊革命。這真是一件怪事，因為我長久以來，一直和頂尖的電腦製造商IBM 有密切合作，為該公司的經理人授課，並與它一同宣傳電腦不只是一個小玩意，更會帶來一場有關工作、組織和思考方式的革命。而實際上，電腦只是一種根本性變革的徵兆：從經驗到資訊的變革。的確，我在這個主題上已經有點「惡名昭彰」，但莫名其妙地在《明日的地標》中，找不到關於資訊的字眼，而且必須等到我在1969 年發表另一本社會分析著作《斷層時代》才提及。如果要給這本書的「早期診斷」打一個分數，我不會給它「A ＋」，但打個「A －」或許還是可以的；本書的主題，是指出正在發生的變化，找出主要的新發展，就這點來說，它是成功的。

然而，本書有一個特點，會讓現代的讀者大吃一驚，就連我自己，為了撰寫這篇新版序言而重讀本書時，也對本書的樂觀主義感到驚訝。儘管內容討論涉及諸多重大議題和挑戰，但整體來說，我充滿了信心，無論是關於經濟發展（它正確預見日本即將崛起成為已開發的經濟強國），還是關於政治結構和組織，或是關於知識和教育。本書並沒有淡化問題和挑戰，也沒有把它們視為負擔或危機，而是把它們視為「有待完成的工作」（倒數第二章的標題）。本書出版6 年後，甘迺迪總統被暗殺，此後，我們進入一段充滿痛苦、危機、絕望和恐怖的漫長時期，而且這個情況不只局限於美國社會。若將這段漫長的時期，視為進入本書提出的「後現代」世界過渡期，並把這35年間經歷的恐慌和危機，視為過渡期間必經的動盪，本書或許不算過分樂觀。寄望本書重新發行之後，世界即將進入的時代，能證明超過35 年前寫下本書時，所蘊含的樂觀主義並非幻想。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教授
被讚譽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杜拉克，離開人世（2005年11 月11 日）距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至今，他的著作仍然陳列在書店顯著的位置上，他的觀點仍然經常為人陳述，這在管理領域內可說極為特殊。因為一般而言，有關管理的想法、方法，尤其技術，與時俱進，變化極大。只有像杜拉克這種大師所留給我們的智慧，已超越一般所瞭解的管理，才能讓世人恆久不忘。

此次博雅出版公司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與財力，將杜拉克五十多年來的重要著作重新以中文出版，主要出於公司主持者對於這一位跨世紀大師之尊崇，而非商業上的考慮，此一壯舉令人欽佩。個人也因此機緣，承編者之邀撰寫這一序文，冀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我們共同敬仰的大師，有一連貫性和整體性的瞭解。

這對個人來說，這項工作實是一大挑戰。本來，企圖在一篇短文中將杜拉克所有的重要觀點和思想予以完整地陳述，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基於個人多年來對於杜拉克先生的崇敬和學習，只能勉力為之，多所乖誤之處，尚祈各界方正給予指正。

當然，要想真正領略和深入瞭解這位大師思想的堂奧，還是建議讀者自己好好地閱讀原著。
這是個人在這序文之前，想先表達的話。

一位與眾不同的大師
在人類歷史中，值得後人仰慕而懷念的偉人，實在太多了。但是像杜拉克這一位，卻有其特殊之處。首先，他並不是諾貝爾獎桂冠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一般多任教名校，並經由深入鑽研某一領域內的某種問題，提出驚人的研究發現或嚴謹的理論，並發表於頂級學術期刊，因而享有盛名。然而，杜拉克可以說完全不是這一類型的學者。據稱，當他最先提出有關日後被稱為屬於管理的著作時，出版者居然不知如何將其歸類，因而拒登；甚至他的大學同僚也警告他說，「如果繼續寫這方面的書，將會影響你今後在學術界發展的機會」。果然，不可思議的事終於發生了，他遭任教的學院以他「不算是學者」的理由，不再續聘——即使這一大學還不算是一間頂尖學府。依一般學術界的標準，他的確不算是一般所稱的「學者」。首先他所獲得博士學位，乃屬於國際公法學領域；他的早期著作遍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範圍，甚至包括兩部小說。他在大學中任教的課目，有歷史、哲學，甚至東方藝術。這種背景，可說都是當今學術殿堂的大忌。
以他這些遭遇，如果發生一般人身上，恐怕將會代表人生的重大挫折，然而對於杜拉克先生而言，這一切卻正代表他是一個走在時代前緣，甚至是領先當時的學界和社會的真正大師。

開啟管理世界的先驅者
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的蛋頭學者，在於他憑藉著自己深刻的思維和獨特的眼光，開創了人類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活動領域：管理。在這上面，譬如一位以《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驚艷企業界的作者，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說的話為證，他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真正管理學的存在。」甚至在他界定了「管理」這一領域多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學界人士，不認為「管理」這種學科有資格被納入大學殿堂之內。這一切恐怕和管理這一領域的本質有關。基本上，管理不像一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如物理學、化學或經濟學、社會學之類，有其具體的主體（domain）知識。相形之下，如杜拉克所強調，管理乃是一種實務，而管理學乃是一種方法或應用之學。從根源上說，管理這一實務之出現及其發展，乃為了追求人群活動或組織之「績效」（performance）。在此所謂「績效」：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如何組合與運用所需資源以獲得最大或最佳的成效。儘管什麼是成效，日後發展出來的，意義也有重大不
同，有關這一點留到文後再說。

「與時俱進」與「創新」的本質
有關管理的具體做法，不但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與條件，還必須與當事者之主觀願望交互作用而產生，其間並無一定的公式或定律可言。譬如，在20 世紀前幾十年間，當時績效的意義在於數量、成本和品質；所依靠的，主要是工程技術、機械系統以及標準化的做法。但是近二十年來，管理績效在於價值的創造，這時所依賴的創新和彈性，主要出於對於所謂人性的瞭解。自這觀點看來，有關管理理論的兩大陣營：「科學化」vs.「人性化」，並非出於方法或工具上的優劣，而是來自環境變遷、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果。進入21 世紀，管理又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空前未有的「連接革命」。這時，企業（也包括非企業在內的）將走上網絡化和虛擬化的經營形態，使得傳統上的種種組織觀念，如個人職位分工、組織疆界，甚至產業分類等，都不再適用。這時，企業不但要整合虛實，更要結合供需，透過大數據和雲端管理之類的機制，由原先的「競爭主導」之策略優勢時代，進入「共生互利」的生態經濟時代。尤其影響深遠者，乃是如今所謂「績效」，已非以投資者之獲利為鵠的，而是以增進社會福祉和地球永續作為更大任務。管理的最終目的，不管是用在生產肥皂或是經營一家醫院，都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應當建立在某種深層價值觀念之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而不是一種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理性經濟活動而己。事實上，這種發展也恰好和杜拉克早年對於企業與管理之期望相吻合。基本上，以上所描述有關管理之內涵及作用之變遷，乃是強調管理「與時俱進」以及經由「創新」以創造績效的本質；管理的價值和意義，必須緊扣時代趨勢，並能有助於使社會能夠「良好運作」（well-functioning），這也是使他，如本文中所言，選擇管理為他的「最愛」的主要理由。

專心著述，終生不懈
話說杜拉克在1937 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而定居美國之後，即曾出版像《經濟人的終結》（1939）和《工業人的未來》（1942）兩本著作。但是真正導引他進入管理這一領域的，卻不能不提他於1946 年以通用汽車這家公司為範例所寫下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這一本書，這也是被公認為真正探討管理問題的第一本書。從此之後，他共計發表了超過40 本以上的著作和上千篇論文，幾乎都和管理有關。其中就以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刊登者，即達30 篇之多。更令人驚奇者，即使杜拉克已屆高齡，但是創造力依然不衰，就他晚年所發表的重要著作，擇要而言，就有《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990）、《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1995）、《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 1997），還有《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2002）等等。據他自己說，當他年輕時，他每週上歌劇院一次。有一次，在他觀賞威爾第的作品時，內心大受感動。當他獲知，這乃是威爾第80 歲時所作時，他便下定決心：「一旦我活到高齡時，也一樣不放棄，而要再接再厲。」（"If I ever reached an advanced age, I would not give up, but would keep on."）（"My Life As a Knowledge Worker," INC, Feb. 1997）

對於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杜拉克對於管理學的貢獻和特殊觀點，主要可以說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所發展的管理觀念和理論，乃根植於管理現實上，而非純粹抽象的原則和原理。如同在1997 年《富比士》（Forbes）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題目所稱，他是「就事實論事實」（"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March 10）。如前所述，他認為管理是一門實務——也就是追求成效的一種實務。這可自他1954 年的鉅著《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以及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兩書的書名中看出。在這上面，他對於管理的討論是整體性的，譬如企業對於社會的功能和貢獻，企業的經營使命，董事會的組織和功能，如何發展企業為一創新性組織，以及近日所提出有關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等等這類課題。他並未忽略理論。不過，他認為理論必須來自實務；尤其，一旦人們將管理理論應用到實務上時，其對象都是某些特定的和獨特的個案，此時其成效如何，主要有賴管理者之經驗和洞察力，這也是屬於實務部分。因此有關管理究屬科學還是藝術的辯論，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他將管理的重心自資金、機器與原料轉移到人身上。他將員工視為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a whole man）。他說：「每個企業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不同的技能與知識，執行各種不同種類的工作。」管理的任務，就是「要讓一群人有效發揮其長處，儘量避開其短處，讓他們共同作出成績來」。在這方面，人乃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而非成本，他也認為，沒有任何決策比用人決策的影響更為深遠。他重視人性以及影響行為的文化因素。在他的管理學中，對於人的價值觀，成長及發展等課題的重視，是十分突出的。

第三，他將管理自一種謀取利潤的手段提升為決定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之最具關鍵性因素。他認為，在今後劇烈變動的環境中，管理乃是推動和引領各種機構不斷變革以適應環境潮流的一種力量。譬如早在他的1954 年《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即曾指出，對於此後的美國能否繼續其經濟榮景並保持其世界上之領導地位；開發中國家能否擺脫貧窮，進入民主而開放的社會；甚至有關今後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等，都和這一社會能否培育出有能力而盡責的管理階層，存在有密切關係。在相當大程度內，由於他的這種大聲呼籲，才引起各國社會和政府對於管理的重視，也使得管理逐漸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學域。

第四，他對於世界未來發展的洞察力，是無與倫比的。譬如，他極早指出，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趨勢及其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其次，他提出民營化主張早於英國佘契爾夫人；再者，他大聲呼籲組織應重視創新和創業精神之培育與運用；尤其，他更在四十年前就提出「知識社會」與「知識工作者」的觀念及其重要意義。除了這些重大潮流或趨勢以外，杜拉克也是最早倡議目標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構想，以及建議發展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的學者。他這種前瞻眼光和洞察力，固然屬於他的個人特質，恐怕也和他所擁有的人文社會背景與人生歷練有關。在1997 年3 月10日《富比士》雜誌所刊出一篇有關他的文章中，即曾感佩地說：「儘管他目前已臻八七高齡，但是他的思想卻可能是當今美國人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清晰的一個。」當非溢美之辭！

企業的目的與使命——創造不相同的明天
他認為，在劇變的時代中，今後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最主要責任，即在為機構創造不相同的明天。因此，企業要自此觀點以界說本身的目的與使命，並據此以衡量自己的績效。杜拉克反對以利潤作為企業經營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他並非謂企業不需要利潤；反之，他承認，利潤乃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獲利動機和其衍生出來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觀念，對於企業功能、企業目的，與管理所要做的工作，都是不相干的」。他認為，企業所要達成的「目的」或使命，一定要落在企業以外的社會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創造顧客」。他一再強調，企業所具有的生產性功能只有兩個：行銷和創新。行銷是為了發現和預期顧客的需要，而創新即謀求以更有效的方法、方式和途徑以求滿足這種需要。除此以外，企業所有之其他功能，都是成本。

具體言之，企業所要界定的目的和使命，即應自上述觀點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事業是什麼？」「我們的事業將變成什麼？」以及「我們未來的事業應該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所代表的，就是一個企業要配合時代潮流，界定所要創造的顧客對象，以及如何再根據這種對象進一步評估本身潛力及其所需要之核心能力條件。杜拉克以經營使命取代利潤動機，作為驅動企業的力量和績效衡量的標準，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和傳統經濟學者最大不同之處。他認為，這種改變，一方面，可將企業努力目標和外界環境、巿場狀況、及內部核心能力相結合；另一方面，亦可給予工作者以較大的彈性和成就感。杜拉克之所以特別推崇某些非營利組織可作為企業學習的對象，主要即在於，這些非營利組織乃經由使命——而非利潤——所推動的。創新——一個貫穿杜拉克管理理念的主軸幾乎今天我們所探討的管理新觀念，都可以從杜拉克身上找到其來源；尤其是今天已被企業奉為圭臬的所謂「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這一說法，就是由他最早提出。而在此所要強調的，就是他對於「創新」這一觀念的啟迪和堅持。

貫穿杜拉克的整個管理理念的，應該就是「創新」。依他的定義，創新代表一種賦予人力與物質資源以新的和更大的財富創造能力。他曾經批評組織瘦身和組織再造工程，認為它們即使可能產生某種短期效果，但卻無法帶給一組織所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創新。他認為，創新誠然帶給一企業較大風險，但企業若因此而不敢冒這種風險以創造未來的話，其實卻是冒了另一種看不見的更大風險。

整合杜拉克前此所說的創新，並非局限於科技方面的創新；他也不同意企業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就是創新。他所認為的創新，代表一種能夠對外界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的變革，因此也包括組織和社會兩方面的變革在內。再者，就一企業而言，這種變革必須與一企業所擔負的任務或使命有關；也就是說，它必須能為顧客與社會創造更新、更高的價值。

再者，杜拉克所強調的創新，也與前此學者，例如經濟學者熊彼得所說的不同。首先，他認為，創新是可以經由組織與管理推動的，此時所需要的，就是塑造一種「創新性組織」（innovative organization）。其次，這種創新的來源為知識，而非傳統的生產因素。由於這種知識及其運用乃屬於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如何提升這群知識工作者以及創新性組織的生產力，構成杜拉克晚年所關注的重點。

知識工作者和創新性組織的管理
重要的是，無論是要發展一個創新性組織，或是對於知識工作者的管理，都不能再沿用過去的觀念和做法，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改進；反之，企業必須要有計劃地放棄過去。譬如說，在一創新性組織內的知識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藍領和白領工作者，他們各擁有其「生產工具」——他們的專業能力。因此他們對於組織的依賴程度較低；他們一般不接受「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的指揮和命令，因為一旦他們處於這種指揮與命令狀態下時，他們將喪失其作為「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在這情況下，組織應將他們當作合夥人或志工來管理，只能經由吸引或說服；此時所依靠的，也正是前此所說的經營使命。若不此之圖，企圖以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以行創新，這種創新注定是要失敗的。

杜拉克對於台灣讀者的啟發和鼓勵
最後，在此特別要提出者，在於杜拉克先生和台灣的關係以及他對於我們的建言。他曾兩次親訪台灣，為企業界及社會大眾發表演說。特別的是，他還在2001 年出版的The Essential Drucker on Management（中譯本：《杜拉克精選：管理篇》，天下文化出版）中特別為台灣讀者寫了一篇序文。在這序文中，他描述台灣自1945 年脫離日本統治時的一個落後的農村社會說起，一直到2001 年時躍升為世界頂尖的高科技國家這一歷程。他指出，在這短短五十年內，台灣最大的成就，乃是「培育出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個個在不同領域內發揮所長的專業人員和經理人」。他認為，我們也要從這批人身上預卜台灣的未來。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杜拉克的思想做進一步的引申，我們將發現，僅僅擁有這麼一群人是不夠的，台灣——正如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各國——必須進行他所謂的「第三次轉型」，此即我們企業的組織型態和管理，必須配合全球化和數位化的潮流，為這一群人——知識工作者——提供一個讓他們能有效發揮生產力的環境和機制。否則，徒有素質良好的知識工作者也將無能為力，這正如同徒有知識而沒有與任務結合的創新，也一樣無濟於事。

在這方面，讓我們借用杜拉克先生在他這篇序中特別寫給我們的鼓勵和期望，作為本文之結語，他說：我非常期盼台灣的經理人、專業人員與學生，能夠從這套《杜拉克精選》中汲取實用與重要的內容，好幫助你們應付艱難與嚴苛的挑戰。謹以台灣版的《杜拉克精選》獻給你們。

謝謝你，杜拉克先生！

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試閱】
第5 章 知識化的社會
1. 教育革命
高等教育程度的人才供給充裕並且不斷增加，已經成為今日世界社會與經濟發展必備的先決條件。它正迅速成為國家生存的條件之一。重點不在於長期接受正規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儘管這也是一種新的現象。重要的新事實是，個人所受的教育，若無法令他充分發揮潛力，一個已開發的社會和經濟體，就無法充分有效地運作。教育不足的人會很快變成經濟負擔，也不具生產力。現今社會必須是一個「知識化的社會」，才能進步、成長，甚至是生存。
知識對社會的意義和影響，已突然發生巨變。由於我們現在能經由行使負責任的判斷，把高知識、高技能的人組織起來共同合作，教育程度高的人才，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核心資源，這種人才的供給，是經濟、軍事，甚至是政治潛力的真正衡量標準。這完全反轉近50 年左右的人類歷史。在20 世紀前，沒有社會負擔得起讓少數以外的人受教育；因為千百年來，受教育就代表不事生產。

當今美國最大企業之一的執行長，在1916 年應徵第一份工作時，不敢承認他有經濟學學位。他說：「我告訴錄用我的人，自己從14 歲開始當鐵路職員，否則我就會因學歷過高，而被企業拒絕錄用。」即使在1920 年代晚期，我開始就業時，英國或歐陸的商業公司，仍對雇用高中畢業生做低階職員感到遲疑。

一般認為，就算是受過一點點教育的人，也會放棄鋤頭和拉坯轉盤，不肯再從事勞動。畢竟，「學校」一詞和所有歐洲語文的對等字，都來自希臘文的同一詞根，意思就是「閒暇」。
要支持人們接受高出最低限度的教育，就算不必嚴格規定「生產者」只能工作、不得讀書，仍需要對他們進行粗野的剝削。雅典的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教育能興盛一時，是仰
賴奴隸大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和藝術光輝燦爛，是靠農民和工匠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大幅降低。
理想主義者試圖結合體力勞動與教育，藉以打破這個「鐵律」，這個傳統可上溯到結合農耕與學習的聖本篤法則（Rule of St. Benedict）。最佳表現是19 世紀中葉，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筆下的新英格蘭農民，據描述他們應該要一邊犁田，一邊讀希臘原文的荷馬史詩。這當然完全行不通。本篤會教士為了人類持久的利益，不惜犧牲自身的救贖，很快就把農事交給農夫和農奴，自己專注地讀書。早在愛默生辭世前，喜愛耕作的新英格蘭農民，就為了美國中西部肥沃的土壤，放棄荷馬和新英格蘭，少數喜愛荷馬的人完全放棄農耕，變成了律師、教士、老師，或是轉而從政。只要體力工作是真正具生產力的勞動，這個「鐵律」就確實迴避不了。
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與所有美國人一樣，崇信高等教育和平等。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創辦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起草《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而不是曾當過總統。但他提議的教育大計，是僅限少數天才能夠接受的高等教育。顯然，只有少數人可以豁免勞力工作。
如今，在以前的殖民地區，曾受過教育的人太少，嚴重妨礙前殖民地的發展，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譴責殖民主義，並證明殖民者的「邪惡」。然而，就算是50 年前，在社會需求的順序
中，教育也並未排在第一位；防治水災和確立地界、公平課稅和改進農業、鐵路建設和不貪腐的法官，排名全都比教育高很多。那時候，要是過往的殖民強權在教育方面受到批評，也是因為強逼太多人受教，以致破壞了本土文化，並造成學歷太高、無法受雇的無產階級。當時讀書仍奢侈且非必要，教育是為尊貴的閒暇做準備，而不是為了從事有生產力的工作。
40 年前，當我還小時，學校仍認為教育是為了「不工作」。學校提倡讀書人勿輕視誠實工作的人，那是從西元1 世紀的塞內卡（Seneca）時代起，各個學校就在倡導的觀點。
爆炸式擴張的幅度
在30 年前，美國就業人口中僅有8 分之1 讀過高中。目前美國有5 分之4 處於高中學齡的年輕人在學。現在的中年人，20年後將會退休，屆時幾乎所有就業的美國人，都會是高中畢業。目前的比例已超過一半。
增加更多的，是大專生跳躍式的成長。30 年前，適齡讀書的人真正讀大專的比例，仍是幾可忽略的4％，或是更低。如今，全美比例已經達到約35％；這包含南方黑人或南方「貧窮
白人」，對他們來說，讀大學仍遙不可及。在美國都會區，即使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城市，像是底特律，讀大專的比例也已接近50％。今後的15 年內，除非發生大災難，全美的比例也會達到
那麼高。屆時，都會區3 分之2 的美國年輕人，幾乎不分所得、種族或性別，都能讀到大專。
美國30 年前的勞動人口中，大學畢業生的占比頂多3％。目前是18％；預計20 年後，即使與所有預期相反，上大學的比例不會比現在都會區居民的3 分之2 更普及，也會到達35％。
此外，成人教育正蓬勃發展。50 年前，只有小時候未接受正規教育的人，才會回到校園接受成人教育。成人教育是為教育上的弱勢團體而設的：像是來自南歐的移民想學英文，或是14 歲就開始工作的人想要進修。過去英國的成人教育靠「工人教育聯盟」（Workers Educational Alliance）或「家庭大學圖書館」（Home University Library），為工人和低階職員提供標準的學校學科。德國的民眾大學（Volkshochschule）也是為成人而設的。
過去15 年，美國的成人教育入學人數，比大專成長得更快。目前它越來越轉向為那些已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更高層次的深造。有經驗的成功醫師，每隔2、3 年就會回學校再進
修，這幾乎已成為慣例。在職培訓課程，也越來越受到教師的青睞。現在約有50 所大學，加上10 幾家大型公司和專業管理協會，都開設進階管理課程，招收通常有大學或研究所學位的企業中、高階成功人士。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僅有兩門這種課程，都是新開設的，而且不容易招到學生。
蘇聯的教育革命更具爆炸性。30 年前，僅有極少數人具備基本識讀能力，可能比帝俄時期的低標更低。直到1930 年代中期，當局才開始大力推動教育。如今由於俄國人口較多，年輕人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仍低於美國不少，但絕對人數正快速接近美國。
以蘇聯總人口來說，教育程度高的人必然還是占少數。在蘇聯最上層的階級中，雖然有，也還是很少人受過小學以上的正規教育；40 歲以上的蘇聯人，當然連中學畢業都只占極小部
分。但蘇聯也同樣看出，教育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首要資源。我們現在知道，蘇聯的成就不是靠共產主義原則的「社會主義式生產資源所有權」、「無產階級專政」、「農業集體化」或「國家計
畫」。以上的每個原則是助力，也是阻力，是弱點的源頭，也是優點的源頭。蘇聯的成就，有賴於把資源、時間、心力，高度集中在建立知識化社會上。
瑞士和墨西哥兩小國的傑出成功故事，除去教育發展特別突出外，沒有相通之處。瑞士是過去30 年裡，中等教育幾近完全普及的唯一歐洲國家。墨西哥自1930 年代中期起，是世上唯
一不花錢在國防，而把教育擺在首要支出項目的國家。而自由世界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法這兩個發展最停滯不前的主要國家，也是教育改革最不進步的國家，教育程度高的人雖然素質很好，但現今的供給量，比起1930 年，甚至比起1913 年，比例上仍不會多很多，這純屬巧合嗎？就英國來說，要是考量到持續有很多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外移，供給量可能更少了。
我們正在進行教育革命，因為就商品和服務來說，知識工作不再缺乏生產力。在新型組織裡，知識工作的生產力特別高。純粹或主要靠勞力的工作者，才是日漸失去生產力的人。現今社會和經濟的高生產力工作，是應用願景、知識、概念的工作，是「勞心」而不是「勞力」的工作。
所以，教育程度高的人力不會一直供過於求。這種人越多，對他們的需求反而會越大。教育程度高的人，是已開發社會的「資本」。比方說，以醫師取代理髮師的直接影響（譯注：中世
紀歐洲多由理髮師進行外科手術），是發掘出需求、機會和無知的領域，導致需要更多醫生和更多的醫藥、生物研究。同樣的過程，可見於所有其他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的產銷部分。每產生一位工程師、化學師、會計師、市場分析師，就立即創造出更多對相同人才的需求和機會，這種人能應用本身專長，以及相關領域的知識和概念。
這件事聽來或許理所當然。但這種觀念太新，尚未獲得重視。例如，會計師仍是根據18 世紀的原則設定條件和衡量標準，也就是一切價值都由勞力工作創造。會計師還是稱勞力工
作為「具生產力的勞動」，知識工作者做的是「無生產力的勞動」，或是代表「經常開支」，這個名詞帶有道德非難的意味。經濟學者談到「資本」時，很少把「知識」算進去。然而，這是
當今唯一的實質資本。培養高教育程度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形成過程，這種人才的數量、素質、運用，對國家製造財富的能力來說，是最具意義的指標。
對社會的影響
當前所說的「自動化」，也就是靠知識和概念的工作，正在快速取代人力工作，是知識化社會的第一個影響。自動化的根本，在於特定的機械和技術概念，還是在於對工作本質的基本概
念，這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但毋庸置疑，推進自動化的動力，是受過12 或16 年正規教育者對工作和職業擁有期待，這是無論薪水多高的勞力工作，都無法滿足的。他們越來越要求工作能夠應用知識、概念和系統。他們越來越排斥無法應用所學知識的工作，也就是不必勞心的工作。他們也許會滿足於技術性低的工作，確實也有不少半技術性的知識工作，不過，他們期待在工作上用到心智，而不是體力。
美國都會區的大多數年輕人至少讀到高中，而裝配線在美國已經廢棄。裝配線運作需要的人力，現在越來越少。有高中學歷的年輕人不想當人工工具機。再者，用高中程度的人去做裝配線上的半技術或非技術體力工作，也過於浪費難得、昂貴且稀有的資源。
將來每個人，或是幾乎每個人，都會接受過去上層階級才有的教育，也會期待對等的機會。但無論選擇什麼工作，只有少數人可以高升。因此，我們面臨的難題是，如何促使每種工作都有意義，並都能滿足教育程度高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麼新型組織，不只要為專業人員，也必須為所有從事知識工作的員工，針對職能、層級、報酬與責任建立有效的關係。

從人事管理領域可以看出，這些期待有多新。這門專業首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尚不到50 年，但觀念和假設已經落伍了。人事管理的原則、規範、實務、程序，全取自非技能型或半技能型的機械工人，主要來自金屬加工業的工作經驗。只是目前大多數受雇者，即使在製造業，也不再是這種工人，而是不論技能多低，都在做知識工作的員工。甚至，人事管理理論對過去的機械工人能確實應用到什麼程度，已經不得而知。而要據以管理將來的員工，也就是目前知
識化社會的產物，可能非常地不適合。

教育改革對世界經濟也有同等的影響。教育產能就像自然資源或產業工廠一樣，正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經濟發展、經濟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教育發展尤其已成為窮國的核心問題。
目前有許多低度開發國家，國家收入用於教育的比例高過美國。但當我們抱怨，還是有5 分之1 的年輕人未讀完高中，許多低度開發國家卻連讓5 分之1 學童接受小學教育都很困難。普及社會識字率所需要的費用，它們已經負擔不起，更別提成為知識化社會了。
這種教育不平等，是嚴重的國際問題與種族問題。必然的結果是變得更不平等，富國越富，窮國越窮。而更大的危險是，會把低度開發的窮國推向集權陣營；因為在它們看來，集權暴政就算在最窮的國家，都能籌到足夠的經費快速發展教育（這是錯覺。幾乎所有低度開發的窮國，都比1917 年的蘇聯窮困許多，教育也落後許多。所以，就算完全複製蘇聯的一切原則和行動，那些國家也無法再現俄國的教育成績。只是等到發現時，可能已經太遲）。
教育看來是很有希望的國際援助與合作領域。我們需要提供金援，協助低度開發國家支付快速擴展教育的開支，這也是機會。我們需要系統化的合作培訓人才，特別是未來的教師。我們需要協助這些國家詳盡思考教育目的、架構、方法，這也帶來機會。我們尤其需要已開發國家，特別是美國，接受把協助低度開發國家發展教育這件事當成國策。
教育競爭
有人說：「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Eton）的操場上打贏的。」或許沒錯；但沒有人會說，那是在伊頓公學的教室裡打贏的。另有一說是：「在1870 年的戰爭中，是普魯士的教師打敗
法國，創建了德意志帝國。」但在很久以前，人們把這些斥為無稽之談，認為功勞應歸於德國的鐵路和德軍武器的設計者。
到蘇聯發射史波尼克（Sputnik）衛星，這個過去的玩笑話卻變成殘酷的事實。一國的高等教育控制了軍事、科技、經濟潛力。在這個超級大國和絕殺武器當道的時代，高等教育或許真的是國家可以持續領先、維持決定性優勢的唯一領域。
因此，教育革命的最大影響，會體現在國際實力和政治上。這使高教育程度人才的供給，變成強國為了領導地位、甚至為了生存而競爭時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由此得到的結論嶄新而簡單：教育發展是優先國策。
國際領導地位不只講求實力，也關係到政策。實力絕對無法取代政策。有目的、原則、膽識的政策，是強大的實力替代品，一再讓弱國而非強國取得領導地位。
所以，在這個教育革命時代，只重視教育程度高的人有多少，尚不足以成為國策。工程師和科學家、語言學家和醫生，人數本身不具太大意義。就算國家政策的目標，是供給最多可用的高學歷人才，仍嫌不足。換句話說，畢業生光是懂得工程、科學、法律、語言或醫藥，還是不夠的。這些人也必須是受過完整教育的人，也就是能擬訂、理解、支持有目的、原則、膽識的政策，才足以構成國策。
這又要回來談教育。教育革命最大的影響，確實是在教育本身。它對教育的價值觀、目的、架構、工具等，提出基本的質疑。一方面在高教育水準的社會中，教育是核心資本的投資，高
學歷的人是核心生產資源。另一方面，教育雖然「高人一等」，或是也許「高於一切」，但不能再限於精英，而必須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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