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史 上卷 | 誠品線上

道教史 上卷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的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宗教。它是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沿襲方仙道、黃老道的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於東漢中後期逐漸形成，相信人經過一定修煉有可能長生不死，成為神仙。將老子及其《道德經》加以宗教化，稱老子為教主，尊為神明；奉《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並對它做了宗教性的闡釋。 研究道教思想史有助於深入認識道教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社會作用，了解我國傳統文化的構成因素及其相互關係。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卿希泰卿希泰教授。四川三台人，1951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法律系。195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歷任四川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哲學系副主任、教學研究所所長、專于道教史，對道教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一、二卷），主編《中國道教史》。唐大潮湖南澧縣人，生於1956年7月，1982年於四川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88年於四川大學獲哲學宗教學碩士學位，1994年於四川大學獲哲學宗教學博士學位。現為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哲學、宗教學、中國道教的教學及科學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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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引言作者的話第一章 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第一節 秦漢社會危機與統治思想宗教化第二節 各種思潮的湧出與融攝第二章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第一節 民間興起的漢代道教第二節 魏晉道教的分化和發展第三節 南北朝道教的改造和充實第三章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第一節 隋代道教的轉折第二節 盛唐道教的鼎興第三節 中、晚唐及五代十國道教的低落第四節 北宋道教的高漲第四章 南宋金代道教第一節 符篆派統領和金丹派興起第二節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創立附錄一 道教大事記二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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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一章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

第一節秦漢社會危機與統治思想宗教化

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道教，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關於此，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例如：《魏書•釋老志》稱：「道家之原，出於老子。」葛洪《枕中書》認為道教起源於「二儀未分」之時的「元始天王」。《隋書•經籍志》則雲：「道經者，雲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天仙上品……諸仙得之，始授世人。」《隋書》，第1091—1092頁，中華書局，1973。如果說《魏書•釋老志》的說法還多少有點根據的話，那麼，《隋書•經籍志》的說法則完全是荒誕無稽之談了。然而，這也反映出道教的起源問題確有其錯綜複雜的特點。
宗教同其他社會歷史現象一樣，其產生總是與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相聯繫，有其產生、發展的過程。道教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亦不例外。當然，道教與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相比，在起源上有它的特殊性，這表現在：它不是由某個教主在短時期內創建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醞釀過程。
具體說來，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東漢的中後期，促使其產生的客觀歷史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深重的社會危機。

西元前230年到西元前221年，秦國連續吞併了韓、魏、楚、趙、燕、齊六個大國，中國社會由戰國進入秦漢時代。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但是，秦漢社會的發展，又受到封建生產方式的制約，呈現出時起時伏的波浪式發展特徵。即使在秦漢鼎盛時期，社會矛盾依然十分尖銳，在封建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和壓迫是殘酷的，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被大量兼併，出現「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的局面。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漸嚴重，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反抗也日益增多，終於引發了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大起義，秦王朝在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走向滅亡。襲承秦制的漢王朝，十分迫切的任務就是如何鞏固地主階級的政權，防止農民起義再發生。秦王朝是以法家思想作為指導的，實行的是嚴刑峻法，借暴力鎮壓以維護其統治，而且秦統治者又十分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希圖能永久統治下去。不過，卻並不能如其所願，轉瞬之間，即為農民大起義的怒濤所覆沒。這強烈地震撼了地主階級，從而迫使繼起的西漢王朝的統治者們，不得不從中汲取教訓，結合實際情況制定新的治國理民的統治理論和策略。這樣，漢初的統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靜無為」為特徵，以「無為而治」為原則的黃老思想，並把它作為統治術的指導思想，實行約法禁省、與民休息的「黃老政治」，以此來安定社會秩序。結果使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地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景象。司馬遷記述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民富國強，說明漢初統治者的治國措施有了一定成效。可是，講清靜無為、倡仁義道德的說教，仍未能阻止封建社會固有矛盾的發展，至漢武帝劉徹繼位後，他雖然憑藉前幾代經營積蓄的雄厚資財，連連發起反擊北方匈奴的侵擾及開拓西南疆域的大規模戰爭，擴大和鞏固了疆界，使秦漢社會空前強盛。但是，在繁榮昌盛的背後，卻又顯現出另一種場景：「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豪富兼併土地，橫行鄉裡，官家「爭於奢泰」，揮霍無度，司馬遷對此敏銳地指出：「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隨著沉重的租賦、徭役，及「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隱伏於繁榮景象之中的深重社會危機便逐漸顯露出來。
自漢初以來一直在發展著的土地兼併之風，造成大量無地的赤貧農民，加之頻頻發生而無法克服的水旱等自然災害，使得人民的生活日益貧困，流離失所，迫使他們「轉為盜賊」，「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獄以千萬數」。社會矛盾日漸加劇，整個社會都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到漢武帝晚年，已是「郡國盜賊群起」。這種情況，僅據《史記•酷吏列傳》載：「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裡者，不可勝數也。」《史記》，最後，一場醞釀已久的農民大起義終於爆發。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西漢王朝也由盛而衰，步秦王朝之後塵，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西漢滅亡後，光武帝劉秀號稱中興，建立了東漢政權。劉秀實際上是利用農民起義的成果而登上皇帝寶座的，他還在戰爭期間就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圖緩解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東漢王朝是建立在農民起義的火山之上的，政治基礎極其脆弱，只有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代，皇權比較穩固。從和帝劉肇開始，豪強地主勢力便迅速膨脹，政治上逐漸形成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彼此間激烈爭奪政治權力，把持朝政，使本來就不穩定的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黑暗，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莫大的痛苦。在外戚、宦官兩大集團激烈爭奪政權的過程中，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之風也愈演愈烈，一方面土地和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以致「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後漢書》。另一方面，廣大農民喪失土地，一部分淪為依附于豪強地主的佃農或雇傭，受著極其殘酷的剝削，而更多地則變成無家可歸、輾轉道路的流民，處境尤其悲慘。在安帝、順帝之後，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勢力更是惡性發展，統治階級內部兩大集團之間的權力爭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時，地方官吏亦「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潛夫論箋》，致使吏治愈益腐敗，搜刮更為猖獗，人民無法生活，被迫起為「盜賊」。而在官軍對這些所謂盜賊進行圍剿時，竟出現了「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視］分裂」等慘絕人寰的駭人景象。加之當時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疫病流行，以致「死者相枕于路」、「民相食」，廣大人民深陷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他們在渴望擺脫苦難，獲取幸福，而又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之時，就常常幻想能有一種超於人間之上的力量來替他們伸張正義，從而使自己獲得拯救，使不幸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這個超人間的力量就是人們想像中的神靈。換句話說，人們是把希望寄託在神靈身上，祈求神靈的庇佑。仲長統在其著述《昌言》中說「農桑失所，兆民呼嗟於昊天」，正是對這種祈求的最好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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