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照相記: 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 | 誠品線上

東方照相記: 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十四位享譽國際的攝影大師： Felice Beato 菲利斯·比托、John Thomson 約翰·湯姆森、James Ricalton 詹姆斯·利卡爾頓、Sidney D. Gamble 西德尼·甘博、Joseph F. Rock 約瑟夫·洛克、Ella Maillart 艾拉·瑪雅爾、Edgar Snow 埃德加·斯諾、Robert Capa 羅伯特·卡帕、Hedda Morrison 海達·莫理循、Henri Cartier-Bresson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Rene Burri 何奈·布里、Eve Arnold 伊芙·阿諾德、Marc Riboud 馬克·呂布、Liu Heung Shing 劉香成在中國留下了他們的拍攝足跡，也留下了許多精彩故事。 幾百張珍貴圖片，有的是首次展現，生動展示了中國時代的變遷與滄桑歲月，勾勒出西方人拍攝的中國照片中潛伏的「東方學影像鏈條」，綜合運用東方學、歷史學等學術研究成果，拓展了攝影史研究的學術視野。 1844年，來華談判的法國拉萼尼使團成員于勒‧伊迪埃拍攝了澳門、廣州的市井風物、官員富商、參加談判的中法代表以及中法《黃埔條約》的簽字儀式，這是西方人在中國拍攝的第一批照片。此後，西方來華的旅行家、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冒險家、軍人、記者各色人等穿行於中國大地，留下了大量關於中國的照片。 本書詳細介紹了一八四四至一九八○年代初，十四位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的攝影活動以及歷史意義。書中收錄了近一百四十張歷史影像，並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加以闡述：這些照片為何重要，它們是怎麼拍出來的，它們的拍攝者因何原因來到中國，拍攝了中國的哪些方面，對中國有何評價，又是懷著一種甚麼樣的動機按下了快門……獨特地展現出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首次勾勒出這些影像中潛伏的「東方學影像鏈條」，同時綜合運用東方學、歷史學等學術研究成果，揭示影像背後隱藏的社會歷史內涵，拓展了攝影史研究的學術視野。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南無哀本名王保國，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藝術研究所編審、《中國攝影家》雜誌副主編，長期致力於國際報導攝影（含紀實攝影）、藝術攝影和攝影史、攝影評論的編輯、研究和譯介工作。是法國佩皮尼揚國際報導攝影節（Visa pour l'Image）、英國FORMAT國際攝影節、美國露西基金會國際攝影獎（IPA中國賽區）和中國連州、大理、麗水、濟南等國際攝影節（雙年展）評委。曾應邀出席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國際攝影中心聯合舉辦的「中國與西班牙 1936-1939：羅伯特‧卡帕與全球人民陣線」國際研討會。著有《談影唯缺頌紅妝 ── 攝影閱讀筆記》。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言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第一章 見證條約時代的開始 一八六○年菲利斯．比托記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章 衰落的帝國 一八六九-一八七二年約翰．湯姆森記錄的中國第三章 一九○○年的北京 詹姆斯．利卡爾頓鏡頭中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第四章 「農夫歌」 一九○八-一九三二年西德尼．甘博照片中的中國第五章 香格里拉的始作俑者 一九二二-一九四九年約瑟夫．洛克在中國的探險第六章 一九三五年的禁地之旅 艾拉．瑪雅爾穿越「隔斷的綠洲」第七章 一九三六年的禁地之旅 埃德加．斯諾探尋紅色中國第八章 在戰火中療傷 一九三八年羅伯特．卡帕目擊的中國抗戰第九章 北平的聲音與記憶 一九三三-一九四六年海達．莫理循眼中的古都第十章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穿行於新舊中國之間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中國（上）第十一章 一九五八：「我們有一個重大的責任」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中國（下）第十二章 旁觀者 一九六四-二○○五年何奈．布里的七訪中國第十三章 一九七九年的中國 伊芙．阿諾德與她的《中國之行》第十四章 紅色中國 馬克．呂布眼中的毛澤東時代第十五章 中國之惑 馬克．呂布眼中改革開放的中國第十六章 我的情懷在這裡 一九七六-二○一○年劉香成的中國敘事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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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

一、對於中國，攝影首先是政治問題

鴉片戰爭是攝影術侵入中國的「引路者」。

攝影，對於西方，是器材和技術的問題，媒介和實驗的問題，傳播與觀看的問題，美學與倫理的問題；但對於中國，首先是政治問題。一八四四年，法國拉萼尼使團訪華，強迫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吃了敗仗的清政府簽訂中法《黃埔條約》。談判間隙，使團的海關官員于勒．埃迪爾（Jules ltier，1802-1877）拍攝了廣州的市井風物、官僚富商以及參加談判和簽約的中法代表，成為在中國大陸拍攝的第一批照片。珠江口的法國艦隊，比那台達蓋爾相機更生動地構成了攝影術侵入 ── 而非傳入 ── 中國的第一個情境。

西方攝影師獲准深入中國內地旅行、拍攝，是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戰敗的中國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首次確認了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有旅行、經商、傳教的自由，並享有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從一八六○年直到一九四三年英、法、美鑒於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自動放棄領事裁判權止，其間在中國旅行、拍攝的西方攝影師，每人都是《天津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受益人 ── 他們的拍攝也直接或間接地支撐著帝國的在華利益，此為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的第二個情境。

在日本和朝鮮，攝影術也是隨著美國艦隊的重炮一起登陸的。

正是基於這一情境在東方國家的普遍存在，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在十九世紀晚期，一個英國人來到埃及或印度，他不會不想到這個國家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與東方相遇時，「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後才是具體的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空架子。它曾經意味著而且仍然意味著你會意識到 ── 不管是多麼含糊地意識到 ── 自己屬於一個在東方具有確定利益的強國」；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關於印度和埃及的學術知識在某種程度上都被上述顯而易見的政治事實所沾染、所控制、所侵犯」。換言之，在這一歷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東方進行的學術研究、科學考察和藝術創作等，「是受制於社會，受制於文化傳統，受制於現實情境，受制於學校、圖書館和政府這類在社會中起著穩定作用的機構的」，「即使最怪僻的藝術家的作品也同樣如此」。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一八六九年，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第一次進入廣東內地旅行，何以多次回憶起英國對中國的征服之戰。在穿過佛山流溪河時，湯姆森想起了一八五七年五月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就在這條河上，英國海軍準將凱佩爾（Keppel）率領的英軍艦隊是如何擊潰中國海軍編隊的；而早在他乘船從香港前往廣州的途中，就已經自豪地想起過堪與「摧毀了中國的全部船隊」的凱佩爾媲美的另一位不列顛英雄：

從香港溯寬闊的珠江而上，是一次愜意的旅行：站在汽船甲板上，可以望見虎門炮台的廢墟，這會使人很自然地聯想起，一六三七年韋德爾船長第一次率領英國商船隊踏上這塊土地時的心情。

看著虎門炮台的廢墟，清風拂面地航行在珠江上，湯姆森的心情穿越時空，與韋德爾（Weddell）船長暗通款曲。一六三七年，韋德爾率英國船隊強行進入珠江口，受到中國軍隊阻攔，衝突中將虎門炮台轟成廢墟。這是歷史上英國與中國的第一次交手，被認為暗示了此後中英關係的走向，韋德爾被譽為「替大英帝國叩開中國大門的人」。韋德爾、凱佩爾代表的是那種征服中國的慾望，為大英帝國開疆拓土的雄心 ── 如今，湯姆森來了，雖然他帶的不是艦隊而是相機，但心情卻是一樣的，那就是征服這個國家。

湯姆森的這種回憶並非只是矯情，它明白無誤地提示了薩義德所說的歐洲人與東方相遇時的身份意識，也決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一種對中國的熱愛」來拍攝中國；實際上他是通過鏡頭解讀中國、評價中國、判斷中國 ── 當然是用英國社會的眼光。

那麼，當時的英國社會 ── 或者說歐洲，是如何看中國的？

對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等人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考試獲得；國家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和知識分子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

英國人對中國顯然缺少法國人的浪漫情懷，他們的看法來自商人的見聞和外交使節的親歷，更具經驗主義的實證特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中國：中國下層百姓的貧困程度遠甚於歐洲最窮的國家中的下層百姓，廣州城周圍許多家庭陸地上沒有住房，只好棲身漁船；他們的食物少得可憐，非常渴望能打撈出一些歐洲來的輪船上傾倒下來的最最骯髒的垃圾，諸如臭肉、狗或貓的屍體等，即便是腐爛得臭不可聞也很歡迎，就像其他國家的人們得到最有營養的食品時一樣興奮。一七九三年作為英王特使在熱河見過乾隆皇帝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後來在《出使中國》中寫道：中國人不講衛生，從來不用肥皂，也很少用手絹，隨地亂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還在脖子裡找虱子；沒有沖水廁所，到處臭氣熏天；中國的軍備更是落後，當權者完全沒有危機意識，「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幾艘英國戰艦，便能消滅帝國的整個海軍？只需半個夏天，英國戰艦便能摧毀中國沿海的所有船隻，使以食魚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捱餓？」馬戛爾尼之行實際上成為歐洲對中國態度轉變的一個轉折點，他們看到的中國皇帝昏庸，官吏無能，整個民族不思進取且驕傲自滿，「在歐洲人最近進展最快的那些領域裡，中國人的知識十分貧乏」。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英軍區區四十餘艘艦船、四千名士兵（後來增加到七千名），在距離英國萬餘公里之外居然把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這一殘酷事實徹底粉碎了中國的「帝國」形象，進一步強化了中國落後、貧窮、專制、不堪一擊等相關敘述的真實性。對於西方看中國眼光的轉變，英國漢學家約．羅伯茨（J.A.G. Roberts）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一書中有清晰的梳理，而社會史學家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則這樣概括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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