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時代: 公民抗爭如何改寫二十一世紀 | 誠品線上

This Is an Uprising: How Nonviolent Revolt Is Shap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為什麼有些抗爭被遺忘，有些抗爭卻能引發公共事件，促成改變？他們如何做到？ 公民抗爭若不滿足於「向權力說真相」，而要求確實「造成改變」，什麼樣的策略才是有效的？ 應該如何面對來自外部權力端的分化、內部抗爭者對行動策略的分歧意見以及屢次行動未能收效的挫敗無力感？ 行動究竟應以「道德準則」為核心考量，而是應該講求「功利實效」？ 作者恩格勒兄弟認為，長期以來，和平主義者與捍衛革命暴力者一直爭論「使用暴力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當中的道德準則，但對於使用「策略性非暴力」的組織者而言，這些爭拗毫無意義，重點是：「什麼策略最能促進運動並贏得公眾支持」。 從策略的角度看，「暴力」的定義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廣大公眾的反應，什麼戰術屬於「暴力」、什麼屬於「非暴力」，是由公眾的看法來定斷，而不是由抽象的哲學辯論所決定的。如果一個社會運動認為廣大民眾支持是致勝關鍵，從過往各種運動的數據可得出一個有力理據，即「紀律嚴明的非暴力行動」才是有效方案。 作者主張「非暴力群眾運動」絕非隨機爆發，而是一門你我皆可「學習」的改革策略藝術，本書搜羅最具影響力的「非暴力抗爭」歷史，從甘地的食鹽長征、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民權運動、塞爾維亞Otpor推翻米洛塞維奇的反獨裁運動、埃及解放廣場的民主革命、爭取移民權益的追夢者DREAMers、佔領華爾街、ACT UP、環保組織「地球第一!」、LGBT平權運動等，深入揭示這些議題各異、卻皆能取得成功的社會運動真實故事，分析其優勢、局限、與其他組織傳統有效融合的方式，向讀者展示了變革如何發生，以及更重要的──我們可以如何推波助瀾。 誠如馬丁．路德．金所說，「公民抗爭的機制，是由人類的所有缺點和優點建構而成的。人們必須從錯誤中學習，再犯更多錯誤，再重新學習。」 從前人的實戰經驗中成長，我們將會體會到：改變是可能的。我們擁有的力量，遠比我們意識到的還要大！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馬克‧恩格勒(Mark Engler), 保羅‧恩格勒(Paul Engler) 著，鍾宏安(Edmon) 譯【作者】馬克．恩格勒（Mark Engler），作家，居於美國費城、雜誌《異見雜誌》（Dissent）的編輯委員會成員，著有《如何統治世界：全球經濟之戰》（How to Rule the World: The Coming Battle over the Global Economy）。聯絡可透過網站：www.democracyuprising.com。保羅．恩格勒（Paul Engler），「貧困工人中心」（總部設於美國洛杉磯）的創始董事。長期爭取移民權利、全球正義和勞工運動的社會運動工作者。也是本書提到的「勢頭力量培訓」（Momentum Training）創始人之一，每年為數以百計的社運活躍份子提供培訓。有關培訓資訊可參：www.momentumcommunity.org。【譯者】鍾宏安（Ed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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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好評如潮 寫給中文版讀者／馬克．恩格勒&保羅．恩格勒 譯者．序／鍾宏安 前言／比爾．麥基本 序── Introduction 第一章．策略轉向── A Strategic Turn 第二章．結構組織與群眾動員── Structure and Movement 第三章．混合模式── The Hybrid 第四章．權力支柱── The Pillars 第五章．宣佈勝利然後離場── Declare Victory and Run 第六章．干擾行動── The Act of Disruption 第七章．旋風時刻── The Whirlwind 第八章．分化── The Dividers 第九章．紀律── The Discipline 第十章．社會變革的生態── The Ecology of Change 結語── Conclusion 註解 來自香港的反饋 非暴力的公民抗爭：香港爭取民主的故事／戴耀廷 唯有透過了解和思考，抗爭運動才能繼續走下去／莫乃光 「3.5%定律」對香港的啟示／沈旭暉 致謝／馬克．恩格勒&保羅．恩格勒 小組閱讀．討論指南 中譯本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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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寫給中文版讀者〉／馬克．恩格勒&保羅．恩格勒

　　我們很高興見到中文翻譯出版，令廣大的華文讀者有機會接觸到這本書。每當身處大規模抗爭的活躍份子接觸到公民抗爭領域的研究文獻時，傳媒不時都會錯誤理解，甚至提出陰謀論，認為當地部署的策略和行動，均是「境外輸入」的。這是對這課題的根本誤解。經歷過大型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反過來通常不會從公民抗爭的書籍中發現什麼新穎怪異的「外來」見解；在閱讀到勢頭驅動的群眾動員模式時，更會有種「既視感」（déjàvu）──既像接觸到新事物，卻又覺得似曾相識。
　　這些組織者都曾親身上陣，領略過公民起義過程當中的無數經驗教訓，不需別人教導他們如何行動。但同時，公民抗爭領域的文獻，卻能建立一套共同語言，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經歷作出比較分析，提供框架，令組織者得以窺視以往抗爭運動中的困境如何演進，再而汲取前人的見解得著，從中找到共鳴。在塞爾維亞推翻米洛塞維奇政權的抗爭領袖曾這樣說道：「聽到原來我們一路從苦戰中學到的一套，背後其實蘊含整個科學理論，覺得很有趣。」
　　身為作者，我們認為此書在推動群眾動員這門「功夫藝術」的集體工程中，只屬滄海一粟。這些組織模型和抗爭策略的概念，即使發揮到極致，最多也只能為尋求變革的組織者提供有限的指導。無論一個理論如何出色，一場實際的抗爭所涉及的考慮，必然包括應對錯綜複雜的在地限制、了解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因應變幻無常的事態來調節既定思維。書中我們引用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話，他提醒我們：「公民抗爭的機制，是由人類的所有缺點和優點建構而成的。人們必須從錯誤中學習，再犯更多錯誤，再重新學習。」
　　與此同時我們認為，公民抗爭的研究，能大大豐富和增強抗爭的實踐能力。這個領域的發展進度緩慢，而近幾十年來的進展，大都是在學界營造一種鑒賞這個領域的氛圍，令非暴力運動研究成為正統的課題。然而，比起得到學術界的認受更重要的，卻是如何推進公民抗爭這門功夫藝術──實踐者不斷改善執行能力，分享心得，從而深化集體造詣。我們認為，這門學習如何運用群眾抗爭力量促進社會變革的藝術，現在才剛處於起步階段。
　　戴耀廷為中文版撰寫的後記，概述了近年席捲香港一波波的抗爭浪潮―我們認為那是近年大家記憶當中最強而有力、最令人鼓舞的公民抗爭運動之一。對於經歷過這些浪潮的人來說，「觸發事件」和「旋風時刻」的論述、「干擾力量」和「兩極分化」的動態發展、「吸收新血」和「群眾培訓」的挑戰，這些概念跟他們的經驗變得息息相關；反過來，香港的一代人亦將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及獨到的見解能與世界分享。其實我們開始看到美國和其他地區的活躍份子，已從香港的經驗汲取了大大小小的啟示：從雨傘的戰略創新、交通路錐的巧妙運用以及雷射筆在大規模示威活動中使出的效果，以至如何有效佔領城市空間、協調疊浪式街頭抗爭行動、將街頭力量轉化成選舉政治的收成，這各方面的思考均取得了重大的躍進。
　　根據我們的觀察，在不同地域不同環境中，那些積極部署、提早預見觸發事件、及早準備迎接抗爭巨浪而蓄勢待發的組織者，往往比起後知後覺、直到迅雷一刻才遲遲回應的人，更能駕馭強大的民主運動力量，引領抗爭浪潮。試想，如果世界各地的公民抗爭運動高手，能夠合力加速這門知識的傳播，發展出一套共通語言，令組織者能暢順交流，彼此分享對於運動模式與危機的心得，所能釋放出的可能性將會是何等巨大！事實上，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正正要求我們達到這個境界。全球民眾如要克服日趨嚴峻的剝削、全球性的財富不均、氣候變化對人類存活的威脅、正在崛起的種族主義及民族主義，就必須肩負此一重任。
　　沒有其他人能告訴香港人如何抗爭，因為他們已是經驗老到的組織者；但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鼓勵更多人加入這個跨議題、跨國界的研究領域，相互學習、對話和分享，提升民主運動至前人所不敢想像的宏大境界，推進我們對人類共同未來的希望。
　　　　　　　　　　──二○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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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鍾宏安

　　二○一九年九月四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一場從六月初開始爆發且不斷升溫的公民抗爭浪潮，成功拉倒了當局一直堅稱為逼切合宜的法案。但抗爭者沒有宣佈勝利，堅持提出「五大訴求」，涵蓋了更廣泛的民主政制改革，劍指政府與警權的問責問題。與此同時，「無警時分事件」、警暴以及反運動力量的強烈還擊亦越演越烈。隨後到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一眾表明支持民主運動的候選人乘著運動的勢頭，囊括了百分之八十六的議席，奪得十八個區議會中十七區的主導權。抗爭者依然未有宣佈勝利。其後，二○二○年初的一場武漢肺炎，觸發了全球疫症蔓延，運動一下子就像被不可抗力所腰斬，抗爭者被強烈的無力感所籠罩，甚至釀出一份「失敗感」，認為一年以來的旋風浪潮都是徒然。
　　二○一六年底，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三藩市（編案：台譯「舊金山」）機場的書店拾起了此書，在一趟長途飛機的時間，就幾乎一口氣看完了整本書。當時被書中羅列的抗爭故事深深鼓動，隨即與原作者聯絡討論出版中文譯本的可能性，甚至在書尾加插香港抗爭故事的後記。原作者非常爽快，一口答應，唯我當時不知為何諸事繁忙，沒有跟進這個構想。沒料到在二○一九年的香港，書中許多情節竟一幕幕呈現眼前。我再次跟身邊朋友提及此書，亦感恩他們非但力撐，更立即幫忙組織，令這個出版計劃得以成事。我再次聯絡原作者，慶幸他依然二話不說繼續支持，更專程為中文版添寫一段評述。
　　二○二○年春節，我終於「扚起心肝」（編案：粵語，指下定決心開始做某事）落筆翻譯，和共同努力的編輯討論了一些用詞和格式標準。我個人是廣東話的「粉絲」，每次講起「𨋢」呢個字都會甚為雀躍，因此書中用語都盡量沿用了香港詞彙。但當你看到「春節」、「粉絲」等詞，就知我不是個purist，但願其他華文讀者見諒之餘，亦可領略領略一下廣東話的趣味。我衷心冀盼這本書能給香港人一份希望、一種能量和一些可能性，但這也不是只給香港人的書，我希望能看懂中文的人都可接觸到書中的思想。這雖然不是我的原著，但我對於書中每句都非常認同。記得在我還未進小學之時，外婆就教我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我第一首懂得唱完全曲的國語歌。悲壯激昂的歌詞伴我成長，讓中國人站起來的理想矢志不渝，然而近日《國歌法》在香港通過，奈何我心中卻百感交集。到了長大後投身社會工作，有幸一直致力為中國人在國際領域上爭取權益。香港是我引以為傲的家，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夠貢獻一個屬於香港人的中國，一個屬於全中國人的中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家。我妄想這本書所承載的思想能為這個心願至少提供一點勉勵。
　　書中感動我的部份太多，這裡不多說，希望各位閱讀時能夠細味。我特別想強調的，是書中提到抗爭「後期製作」及「宣佈勝利」的重要性。也許是本著先苦後甜、刻苦耐勞、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中國儒禮精神，所以一日大業未成，終不輕易慶功作樂，但我覺得香港的抗爭者，實在太吝嗇宣佈勝利了：二○○六年泛民突擊選委會選舉，成功為民主派候選人梁家傑贏得特首選舉入場券，促成香港史上首次行政長官選舉辯論電視直播。二○一四年「雨傘運動」的成果，在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的「甩轆」事件中體現，立法會大比數否決了「假普選」方案。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成功逼使政府撤回草案，並在隨後的區議會選舉中開花結果，就算不把再後來政府藉口因應疫情而紓解民困的「翻盤」惠民政策歸功於這場抗爭運動，也總有值得宣佈勝利的地方。回顧世界各地成功的公民抗爭運動，都會及時宣示階段性的勝利―如印度獨立運動的「食鹽長征」、美國民權運動的「伯明翰（編案：台譯「伯明罕」）行動」以及塞爾維亞Otpor早期的行動。即使這些勝利未能取得什麼實質的功能權益增長，但其象徵訴求卻樹立了報捷的標竿，能為最終的目標種下深遠的影響。
　　況且，民主運動往往以「真普選」作為「終極目標」，但我認為民主根本沒有所謂「終極」，從來就是一個過程。埃及廣場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經驗就是很好的警惕，叫我們不能以為推翻了專政就大功告成。記得二○○七年一次造勢大會，我有幸在台上發言，當時也曾說到：「普選只是民主的起點，成功爭取後還需要努力不懈持續進化。」環顧歐美民主國家的經驗，在推動社會文明多元發展的過程中，公民抗爭運動是必不可少的；如今香港沒有民主政制，就更應調整好長期抗爭的心理準備。又或許香港的經驗正正可以填補公民抗爭領域的一個空隙：除了在非民主政制下推翻專制政權，又或在民主政制下推動社會變革之外，「策略性非暴力行動」亦可以在非民主政制下推動社會變革。
　　在起起伏伏的漫長民主路上，每一個小小勝利，都值得好好記載、報捷，並深化取得的成果，再學習，再進化。最初開始參與議政論政之時，有位前輩曾經語重心長的說道：「失敗乃成功之墓，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的確，長期抗爭的路上，必須不時為階段性勝利加以文宣，才可更有效營造一種逐步邁進的勢頭，讓更多人願意積極參與。有希望，才有動力。宣佈勝利是公民抗爭運動持續啟發希望的重要一環。
　　書中提到突尼斯街頭小販的自焚引起了廣泛逆權抗爭的爆發，更掀起了阿拉伯之春，令我想起二○一六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當中〈自焚者〉的一幕，以及電影中的一句經典對白：「維持著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二○一九年香港，一個黃雨衣的背影，以絕望燃點了希望，激發空前浩蕩的人群走上街頭。如果說他的犧牲沒帶來什麼效果，我不會同意；但因他的犧牲激發起的群眾力量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果，卻真沒有好好得到肯定。
　　全球瘟疫蔓延期間，在隔離的日子裡，我終於在五月初完成第一份手稿。翻譯寫作的旅程中，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提點和幫助，這裡不會一一列出，但亦希望深表謝意。要特別致謝的當然是戴耀廷、沈旭暉和莫乃光，三位義不容辭幫忙寫了推薦，把書中題目更貼地的連接到香港人的抗爭經歷。初稿經編輯修正後，又找了好幾位朋友當沙包，當中特別鳴謝葉子盈及Gary Lee詳細的反饋意見。此外亦對Aaron和Rebecca在整個項目的鼎力支持莫大感恩。最後，讓我多加一句感謝兩年前離世的媽媽，沒有她小時候悉心栽培我學中文，我根本無法做這本書。
　　令我極為意外的是我的深藍爸爸。一次激烈的爭論後，我把本書全稿打印出來給他拿回家看。意想不到的是，他看罷我的手稿後，竟在家裡的群組發了這樣的評語：「剛看完阿安翻譯的書，是一本好書，永遠都值得世上弱勢社群參考。只要有人類，就會有既得利益者打壓弱勢社群。不公平的事永遠都會出現。正所謂『誰大，誰惡，誰正確』，抗爭是應該需要的，要不就連小恩小惠都得不到。」我頓時感動得眼泛淚光，然後這樣回覆他：「高興你看了亦明白到書中的意思。『誰大，誰惡，誰正確』是動物世界的定律，人也是動物，但我們能否衝破這個弱肉強食的蠻荒世界？我相信可以，但我所相信的，不是達至烏托邦式靜態平衡的長治久安，而是保持在動態不平衡的不斷爭取過程。政制不能停滯不前，更好的制度也會形成既得利益者，所以要不斷變，美國就是個好例子。人民要明白，是要不停抗爭的。書中有一句我特別喜歡：『「自由」應是每一代人根據自身環境和時代需要而重新定義、重新贏取的。』的確往往有人深信權威及尊權觀；我不信，所以選擇長期抗爭。」
　　今天的香港，在龐大的中共黨國體制面前無疑就是弱勢社群。不論你是什麼立場、什麼支派，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帶給你一點體會。國父孫中山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恕我大逆不道，斗膽冒犯革新，認為當年革命實已成功，唯社會進步的根本乃在於不斷抗爭、不斷革命、不斷爭取，而在每一階段的勝利都應該正面肯定，然後再起步。這並非只是對香港的願景，而是對全球公民社會覺醒的遐想。革命功成，繼續革命。革命時代，始末同時。

試閱文字

內文 : ※節錄自本書〈第三章‧混合模式〉

　　（…前略…）

　　從一開始，Otpor就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推翻米洛塞維奇政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Otpor亦有一個計劃：先以小規模的反抗行動來建立運動勢頭和打破公眾政治冷感，再以一套更具體的方案改變政治制度―簡而言之，他們要迫使政權進行選舉，而他們會動員群眾推高投票率，團結反對派支持某位單一候選人，再而與其他非政府組織連成一線，嚴密監測選舉結果以記錄他們的勝選；假如米洛塞維奇拒絕下台，就會採取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促使全面大罷工。在與其他小組聯繫之前，Otpor已先預設這個「前載式」的策略。「我們建立聯盟的方針，並非將所有人都帶到談判桌上……然後謀求建立策略共識和共同目標。這樣做的結果只會慘不忍睹。」馬羅維奇說道。Otpor的創始領導者曾經參與這種形式的圓桌會議，卻發現討論最終只會淪為罵戰。他們的方法則是只針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最基本訴求，以此作為共識而展開行動。
　　起初，其他民間團體認為這種推翻政權的策略根本是癡人說夢；但當看到志願抗爭者洶湧投向支持Otpor時，這種瘋狂的願景看來不再只是妄想，更隨著時間而變得愈來愈可信。

※
　　核心「基因」的擴散複製，往往會在群眾運動中自然發生。隨著抗爭活動的擴散，參與者會逐漸確立共同的信念、口號和做法；然而假如對運動規範缺乏清晰考量，則負面習慣會與正面習慣一同傳承下來。有些戰術在運動初期曾獲成功，可是經過重複使用後，往往變得不能吸引傳媒報導，亦無法令當權者措手不及，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貿易峰會的創新堵路行動（例如一九九九年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舉行時的抗議活動），在歷經多次複製之後，已淪為刻板式、無了期的峰會抗議活動，輕易被警察遏制。而塞爾維亞的Otpor則意識到這種危險。由於Otpor採取了「前載式」策略預先設定了終極目標，所以不會受限於單一戰術行動。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Otpor在貝爾格萊德舉行了第一次大型集會。警察到場並暴力驅散人群。衝突之中，逃跑的抗爭者高呼「明天！明天！」並誓言第二天捲土重來。但是組織者卻選擇了另一種做法。
　　「天天集會」是一九九六年抗爭活動的標誌，而Otpor領導者已經充分汲取教訓。馬羅維奇對作家馬菲．哥林（Matthew Collin）說：「如果我們天天如此，很快人們就會筋疲力盡。最好以不同形式出現，而不是每次都做相同事情，以免當局知道如何打壓行動。」
　　他們的目的，是以群眾的不合作運動迫使政權進行選舉，因此Otpor不選擇在貝爾格萊德集中群眾遊行；相反，他們得確保參與者的行動層出不窮且出乎意料。
　　隨著運動計劃的推進，政權開始意識到全國各地的惡搞行動不只是小小麻煩那麼簡單，於是加強打壓。即使Otpor使用的是幽默諷刺的手法，抗爭者卻仍會招致嚴重後果。二○○○年初Otpor第一次全國行動日之後，十三個城市共六十七位活躍份子遭到拘捕和問話；一九九八至二○○○年間，總共有一千五百多名Otpor成員被捕。
　　當中一名抗爭領袖斯達．波波維奇（Srdja Popovic）更被維穩部隊多次拘留問話，並受到人身威脅。有一次，一名長官把手槍塞進他的口裡，更說希望他們身在伊拉克，那麼他即使開槍打死一個煽動份子，亦沒人會眨一眼。
　　政權亦以其他方式傳達這個信息。波波維奇的母親是一位著名記者，曾任國家廣播服務機構塞爾維亞廣播電視新聞總編輯，但隨著兒子的抗爭行動升級，她就被一次一次的貶級。波波維奇並非個別案例；馬羅維奇曾經三次被秘密警察綁架，更被威脅：「我們這裡有一位出色的牙醫，一位將要把你所有牙齒拔掉的大師。」
　　米洛塞維奇的兒子馬高（Marko）曾向當地Otpor成員進行臭名昭彰的襲擊。小米洛塞維奇是一名花花公子，其金白色的頭髮、名貴的房車和大男人氣焰，在波扎列瓦茨鎮廣為人知。馬高在當地稱王稱霸，經營著一堆不太成功的生意，包括一家手機店、一家咖啡店以及一家著名夜總會「麥當娜」。他亦活躍於黑市，透過非法交易網絡販賣走私香煙和汽油。
　　無庸置疑，馬高完全恃著父親的總統職位在波扎列瓦茨為所欲為，他當然不會認同Otpor。當一個Otpor的隱藏支部在鎮上浮現時，馬高竭力追捕其中的領袖。在引誘一名涉嫌抗爭者進入他的夜總會後，馬高的同黨用棍棒及槍柄毆打這個活躍份子。馬高更親自手執電鋸貼近那人的頭顱，威脅他說：「你不會是我斬件（編案：原指將食材斬成細塊）丟進摩拉瓦河裡的第一個人，亦不會是最後一人。」另外一次，馬高的幫派狂暴毆打三名Otpor成員，直至他們鼻子被打斷、一臉鮮血，而馬高後來乘著他的寶馬到場，揮動手槍揚聲大喊：「殺死那班人渣！」更不公義的是，那幾名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活躍份子事後竟被關進監獄，而其中一位更被控企圖謀殺罪。
　　效忠政權的忠實派努力鎮壓抗爭，卻使用了失敗的策略。伊里奇寫道：「他們沒有意識到，被拘留的活躍份子在社區內成了英雄人物，備受敬仰。警暴受害者的光環，反而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抗爭行列。」武力鎮壓導致公眾反感。在波扎列瓦茨的襲擊事件後，抗爭者血流披面的頭像隨著Otpor的海報廣泛流傳，上面寫著：「這是塞爾維亞的面孔。」
　　「暴政令我們更易動員。」一名Otpor成員這樣告訴塞爾維亞當地的 Vreme 周刊：「每一個城鎮，當有抗爭者被捕，運動便迅速增長。每當事件發生後，隨即有新的志願者主動接觸我們，有時甚至是退休人士，準備加入接力抗爭。」

※
　　新參與者的湧入，亦為Otpor帶來挑戰：如何使大量群眾沉浸在其組織文化中，並令他們理解這套能令分散式行動發揮作用的指導方針？　　
　　Otpor的方案是「群眾培訓」。
　　群眾抗爭運動往往無法吸收動員高峰期所產生的勢頭。當遊行示威成為頭條新聞時，運動的人氣指數高企（編案：高漲），受到運動感召的新晉示威者亦蜂擁而至；但當事件降溫後，這些參與者就可能很快散去，抗爭運動組織者亦無法重新動員新支持者。群眾運動總是困在非常短暫的盛衰生命周期之中。在黑人民權運動期間，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每晚舉行夜間群眾大會。在伯明翰和塞爾瑪等地的教堂每晚都擠滿了人，數小時的集會填滿各種活動，包括牧師佈道、高唱自由歌曲以及戰術簡報，既為參與者提供實用指導，亦為運動確立了一致的身份認同框架，能把一場抗議行動演變成一個維持數周甚至數月的運動，持續向權力施壓。
　　為了把運動的勢頭持續更長時間，Otpor將新抗爭者的吸收過程作進一步推進。
　　他們建立了一系列群眾培訓計劃，能令Otpor迅速吸納新支持者，並將本來隨閒幫手的參與者轉變為運動的堅定活躍份子，更不斷給他們提升技能。透過群眾培訓，Otpor那一套分散架構中通用的行動程序，就能迅速散播至新加入的參與者。
　　Otpor活躍份子早期的惡搞行動不但娛樂大眾、為新聞報導提供了焦點照片，更為自身製造招募新參與者的機會。Otpor成員每次行動均會邀請圍觀的人參與其中，甚至邀請他們參加培訓。一般在美國常見的非暴力培訓通常是兩三小時的短時間課堂，旨在為某一次示威作準備；Otpor的做法卻有所不同，他們的課程長達十小時或以上，令參與者有能力在自己身處的社區獨立組織行動、建立支部。在意識形態而言，Otpor的運動就像一個大帳篷，當新參與者通過最初培訓，他們就把運動的﹁基因﹂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
　　一個典型的Otpor培訓通常橫跨一周，從周一至周五，每晚的課堂先由辦公室或教室的討論開始，之後往往移師至酒吧繼續進行（《紐約時報》記者稱Otpor為「半政治、半社交活動」）。在培訓結束後，學員需自行策劃並執行一項行動，將課堂所教的學以致用，才被正式確認為新成員。
　　參與每一場培訓課程的人數可能很少，通常只得七至八名參與者，但是在重複數百次後，培訓工程孕育出數量龐大的參與者，於很短的時間內，就能把局外人培植成為地區領袖。培訓更以幾何級數傳播：新成立的支部得到總部的手冊和工具包，能夠開展當地的培訓課程。當Otpor培訓出兩萬名新成員之時，各地的培訓課程已多不勝數，以至聚會的熱門地點（如社區中心和青年俱樂部等）全被預訂，尋找培訓的場地反而比起尋找合適的地區領袖更有難度。

※
　　二○○○年二月，Otpor首次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匯集全國七十多個支部組織共一千多名成員參與，同年的稍後時間更達至組織的全盛期，擁有六萬多名成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成員進行問卷調查時，驚訝發現：「活躍份子在組織活動所花的精神和時間……絕大部份人每天抽出幾個小時來對運動作出貢獻。」
　　成員對運動的投入程度，轉化成實在的影響力。到了春季，Otpor集中火力，凝聚全國的反抗力量，向著下一階段的戰略目標推進：將各反對黨團結在一名反對派候選人身上，使這個人能在民意調查中成功挑戰米洛塞維奇。Otpor頓時比任何政黨更受歡迎，亦令這場運動得以影響那群終日爭吵的政客。沒有一個黨派的領袖能夠承擔與Otpor公開決裂的政治風險，而Otpor的活躍份子亦無需對任何一位政客表示忠誠，因此Otpor能夠緊守立場，堅持以統一戰線擊倒米洛塞維奇政權。
　　二○○○年初，十八個反對派政黨開始組成一個聯盟，後來名為塞爾維亞民主反對派（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Otpor要求政黨統一支持一位候選人，同時亦給他們一個相當的誘因：政黨最後選出任何候選人，都能獲得五十萬張選票。在利誘的同時，Otpor亦以威逼手段要脅：如有政黨領袖違背承諾，將有十萬人堵在他家門前。在多次內部磋商之後，反對派聯盟決定由憲法律師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Vojislav Kostunica）擔當統一候選人。　　
　　那個夏天，米洛塞維奇宣佈提早舉行總統選舉，投票日定於九月二十四日。反對黨開始認真動員，並與民間社會團體網絡連成一線。Otpor亦一同努力刺激選民的投票意欲，銳意推高投票率──以口號「時辰到！」團結行動。
　　Otpor亦自己發動了更為尖銳的文宣運動，以「他完蛋了！」作號召。這個簡潔的標語開始在全國各地的塗鴉悄悄出現，活躍份子更把印有標語的粗體黑白貼紙貼到各地路牌、巴士站，甚至米洛塞維奇自己的宣傳海報上。
　　隨著選舉臨近，政權將Otpor定性為「非法恐怖組織」。警察衝入Otpor的辦事處，搬走一車車電腦和文件。與此同時，政權更封鎖了獨立廣播電台和反政權的傳媒，例如Studio B電視。在高峰期的一個月內，平均每天有七名以上抗爭者被捕。內納迪奇和貝爾切維奇寫道：「幾乎所有抗議活動都遭到警察干預而收場。」
　　事實一再證明，官方的鎮壓未能有效平息抗爭。隨著政權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更多年輕人，除了以言入罪的實況更加明顯，亦令當局指控被捕者乃「仇恨國家的叛國顛覆份子」之說法不攻自破。當年輕人身穿「Otpor──因為我愛塞爾維亞」字樣的T恤被追捕的時候，就更顯得這個指控無稽了。
　　圍剿Otpor貝爾格萊德總部的拘捕行動，造就了Otpor另一次經典的惡搞行動。警察突襲之後不久，組織者揚言會重新把成員的檔案儲入辦事處內，並邀請公眾見證他們的抗命行動。來到指定的時間，Otpor成員在新聞攝影師和數百名觀眾面前，開始把看似滿載檔案的紙箱搬運過來，志願者更刻意裝作紙箱過重而扭傷。不出所料，當局迅速行動，前來沒收檔案箱，結果令他們老羞成怒：文件箱全都空空如也。洋洋得意的抗爭者在圍觀者的歡呼聲中被警方帶走，而警察的濫捕則再次為Otpor帶來新一輪學員參與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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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日終於在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來。在年輕人的熱烈參與下，塞爾維亞出現了破紀錄的投票率，三十歲以下的選民中更創出驕人的86%投票率，而且絕大多數投票贊成罷免米洛塞維奇政權。反對派早已準備就緒，組織了上萬名選舉監察員監督投票，並迅速公佈票站民調結果，表明科什圖尼察明顯已贏得總統職位所需的50%門檻。相比之下，米洛塞維奇只獲得35%選票。
　　選舉結果非常明確，然而一如所料，米洛塞維奇政權並沒有輕易讓步。他們首先使出拖延時間的策略，辯稱需要進行次輪投票。Otpor與其他團體早有準備，馬上啟動了計劃中的大規模不合作運動。
　　選舉後的第二天，反對派向米洛塞維奇發出最後通牒：十月五日三時前必須把政權移交；限期之後，來自塞爾維亞各省的公民團隊將進入貝爾格萊德並癱瘓整個城市。Otpor的組織者進一步呼籲九月二十七日在全國遊行示威。二十萬人湧入貝爾格萊德的共和廣場，高呼「Gotov Je!」（即「他完蛋了！」）；全國各地的城鄉小鎮亦有成千上萬的市民聚集。
　　接下來，反對派領袖向支持者發出呼籲，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這個指示是「以任何公民抗命方式聲援不合作運動」。曾經參與競選時期遊行活動的塞爾維亞人，認真回應這個呼籲。九月二十九日，在貝爾格萊德以南四十英里外，為首都提供主要電力來源的科盧巴拉煤礦，率先有七百五十名工人進行大罷工；馬伊丹佩克的銅礦工人亦迅速加入聲援行動。在各地，國家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打斷常規節目，要求公正報導反對派的行動，或要求將仍然維護米洛塞維奇政權的編輯革職。
　　十月五日限期逼近，全國已作好準備決一死戰。關鍵在於軍方和警察會否使出實彈鎮壓示威遊行，以暴力阻撓群眾將米洛塞維奇拉下台。Otpor早有準備，長期以來一直著力消減這個最壞的可能性。在這兩年不斷升級的運動中，抗爭者一直致力博取國安部隊的同情，不時向士兵們發送食品和香煙等慰問包，更與個別警官藉低劣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噓寒問暖，盡量確保軍隊和警察在關鍵時刻轉向支持抗爭者。
　　隨著十月五日的太陽升起，全國各地的居民紛紛往貝爾格萊德進發，一排排的汽車、巴士和卡車駛入高速公路。警察架設路障阻止車隊進入，亦收到命令要向違法暴徒開實彈。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這些命令。眼見人群大比數超過警力，警察選擇撤離崗位，示威者則將路障搬走。平民駕駛大型黃色推土機把政權設置的路障推開的畫面，成為了革命的標誌。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總共聚集了五十萬人，當催淚彈無法驅散人群時，部份防暴警察開始逃亡。其他人看到大勢已去，亦興高采烈加入示威行列。
　　十月五日當日曾發生一些小規模的衝突，國會內一些辦公室被燒毀、市中心的警察局被搜翻，然而最令人擔心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卻並沒發生。那天傍晚，科斯圖尼察站在貝爾格萊德市政廳的陽台上，向群眾發出勝利宣言。第二天，米洛塞維奇承認自己落敗。一年之內，他會被遣送到海牙國際法庭列為戰犯接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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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por絕非獨力把米洛塞維奇政權推翻。反對派政黨、民間團體和各個工會都在關鍵時刻加入反抗行列、推動抗爭運動前進，然而Otpor在充當煽動者和催化劑方面卻起了關鍵作用：假如沒有Otpor的推波助瀾，這次運動不可能引發如此迅速廣泛的反應。Otpor的成功，顛覆了過往認為「最有規模、最多資源的組織必定最能推動重大變革」的想法；相反，這些組織正正因為結構穩健，對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機會反應不及，有時需要靠組織以外的新晉雜牌軍率先動員，才可以促使他們採取行動。
　　Otpor扭轉了塞爾維亞人的命運，所獲成就亦廣受國際關注，然而Otpor遺留下來的問題卻殊不簡單，而這被稱為「推土機革命」的後續亦引發連串難題。雖然塞爾維亞發生了積極變化，但米洛塞維奇的下台只是解決國家根深蒂固問題的第一步。塞爾維亞作家兼分析師伊雲．韋伊沃達（Ivan Vejvoda）在二○○九年寫道：「事實證明，米洛塞維奇政權為制度、經濟和社會所帶來的破壞是極大挑戰。」
　　因此塞爾維亞的民主進程一直緩慢。然而革命的確帶來了一些重大變化：一個飽歷戰亂的社會，終於有能力開始處理其他方面的問題。民眾能夠定期以選票踢走不受歡迎的政權，而當局亦會尊重選舉結果。馬羅維奇說：「以往的恐懼氣氛消失了。現在的管治比起過去的高壓政策溫和得多。」韋伊沃達亦進一步指出：「塞爾維亞人民對政客的行為保持高度警覺性。在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巴爾幹半島，沒有人希望回到災難性的一九九○年代。」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中譯本特別收錄來自香港的反饋：
──戴耀廷〈非暴力的公民抗爭：香港爭取民主的故事〉
──莫乃光〈唯有透過了解和思考，抗爭運動才能繼續走下去〉
──沈旭暉〈「3.5%定律」對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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