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墳墓: 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 上 (橫排版) | 誠品線上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九九四年普立茲獎鉅作！暢銷西方知識界二十餘載。二十年後，獨家中文版首次問世。● 不可不知的全球性歷史事件！猶如羅馬帝國的末日，蘇聯帝國的創建和崩塌，是人類創世紀來最轟轟烈烈、影響歷史重大進程的事件，至今仍迴響不絕。● 帝國崩潰二十載後，受其波及影響最大的俄羅斯和中國何以轉型為今日面貌？它們各自承擔了怎樣的教訓和遺產，又和帝國崩潰有何隱密連接？蘇維埃這座長達74年的專制共產帝國如何運行，又如何轟然坍塌，對人類歷史的意義是什麼？紐約客總編輯雷姆尼克透過一群男女之眼，「描繪了人類歷史上這個最殘忍的體制如何走向它的末日。」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基於共產主義理想而創造出的共產帝國，它迷戀或者說迷惑了霍布斯邦等西方知識分子，殘忍地運行了七十四年，因為政治原因而死亡的人數近二千萬，政治壓迫、貪污和貧窮，讓這個帝國存在的七十多年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夢魘。然而，正如羅馬不是一日建成，帝國也並非突然坍塌。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二年，本書作者以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親自生活在那末日之中，見證了這座昔日帝國坍塌的最後時日。他研究了大量官方文獻和文學史料，採訪了上千名從帝國深處走來的時代見證者，足跡遍布從庫頁島、波羅的海、外高加索「最後一座古拉格」等這個沒落帝國的所有土地，繪製出這部混合着編年史和列傳體的泱泱巨著，引領讀者在歷史和當下兩個時空裡穿梭，目睹大廈將傾，剖析帝國何以崩潰，共產制度何以無法運行，以及舊帝國的遺緒如何遺留至今，左右今日政局。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共五個部分。每一部處理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題，合起來就是蘇聯這座共產帝國的崩潰圖景。【上卷】第一部，以記憶之名。時光進入1980年代，蘇聯就像一位肌肉鬆弛的老邁暴君，帶著宿疾蜷縮在角落。這個國家已經垂垂老矣，但仍然危險無比，並宰制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者相信，蘇維埃帝國的崩潰，雖然和支撐其運行的經濟出現危機有關，然而最關鍵的因素是「歷史的潰敗」。當記憶不再被禁錮，歷史的雄獅就咻咻躍出，重返蘇聯。「當歷史不再是黨國的武器時，黨國必然毀滅。」這是帝國解體的第一步。第二部，民主的遠景。真實的歷史已經返回，全新萌芽的各方勢力不斷蓬勃綻放，一片混亂中交織著希望和絕望。政治恐懼已經被逐漸消磨掉了，在經歷漫長的流放歲月後，索忍尼辛終於重返蘇聯。可是窮人也墮入深谷，共產黨搖身變成新的黑幫老大，帝國邊陲的礦工開始罷工，被帝國強行兼併的加盟國尋求獨立……時代的崩潰，讓人民只能求助神蹟和魔法。在一片似乎嶄新模糊的空白中，這個帝國開始了探索民主新政體的開創時刻。【下卷】2014 10月出版第三部，革命之日。索忍尼辛寫道：「共產主義的喪鐘已然敲響，但整個政治結構卻還沒有完全被摧毀。」KGB高層、警方、軍方大老和軍工業頭子等保守派負隅頑抗，企圖扭轉局勢。KGB一邊推出KGB女孩以重塑其形象，一邊暗殺自由派人士，而軍方則把坦克車輾過立陶宛首都的街頭，不斷製造政治黑暗。改革派人士大夢初醒，發現「充滿人性的社會主義之路已經處在絕途」。這一部描述了蘇聯舊體制與新興政治力量之間的對立和角鬥。明天將發生一場戰爭。第四部，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終於，軍方強硬派發動了政變。他們認為，蘇聯這個國家即將成為「沉淪在虛無」之中的大船，而他們要拯救心目中的帝國。事實證明，八月政變不過是一場鬧劇。它是改變一切的時刻，卻也是壓倒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我真是一個老白痴，我親手毀了蘇聯。」——作者採用蒙太奇手法，試著從各種角度勾勒出八月政變與其後續。而他提出了一個至今仍有強烈現實感的命題：人民要怎麼做才能瓦解一個政權？而執政者要如何才能保證改革不會失控？第五部，舊帝國的遺緒。蘇聯最後將「只會剩下俄羅斯，這正是羅馬帝國的最後結局」。鐮刀和斧頭終於從旗桿上墜落，俄羅斯從這個巨大共產帝國的軀殼中脫身而出，繼承了末日帝國的所有遺產。我們也將看見共產黨如何在新生國家盛起之時，在法庭上做出最後的可笑自辯。多年來，蘇維埃總是把這些共產黨人描繪得像是遠方的半神，法庭上，這些人只是一群穿著糟糕西裝的疲倦男人。在共產帝國的廢墟上，莫斯科進入了後極權時代的繽紛歡愉、空虛、不平等和荒謬。「在極權政體之後，民主與自由的海洋將會到來，但那卻通往了民族主義。」雖然本書寫的是歷史和政治，但你毋寧視之為文學小說。全書主要是透過一群男女之眼來勾勒出蘇聯帝國的崩解，其中有些人家喻戶曉，如布哈林的革命遺孀拉林娜，有些人則默默無名，如定期給列寧屍體縫製西裝的卡萊娃女士。帝國已傾頹，然而俄羅斯的民主如玻璃般易碎，它的命運要再一次仰賴某個人的才能、意志和心跳，但作者依舊樂觀，期待或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變成「雖然有問題，卻沒有災難」的正常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之地。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大衛•雷姆尼克● 一九九四年以《列寧的墳墓》一書榮獲普立茲獎！西方知識界報導和分析蘇聯共產帝國崩潰的經典鉅作，暢銷二十餘年。● 美國文壇及非虛構寫作最閃亮的巨星，擔任《紐約客》總編輯十余載！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美國久負盛名的記者、編輯和作家。他從1998至今擔任美國《紐約客》雜誌總編輯，1994年以《列寧的墳墓》一書榮獲普立茲獎，1999年獲選為「年度最佳編輯」。他著有《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他關於拳王阿里的傳記也被《時代》評為2000年年度最佳傳記。雷姆尼克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比較文學及俄文，他先在《華盛頓郵報》當社區記者和體育記者，後出任該報駐莫斯科特派員。雷氏於一九九二年至《紐約客》當主筆，六年後升任總編輯迄今。他把《紐約客》帶到另外一個高度，在他擔任編輯後，《紐約客》已經榮獲三十次以上的美國國家期刊雜誌大獎。他也網羅大量非虛構寫作作家，如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其《尋路中國》《甲骨文》等中國三部曲最初即刊發於《紐約客》。雷氏文筆汪洋恣肆，擅長細節和現場描寫，感染力極強，往往透過深入鋪陳把讀者帶入歷史縱深；他立論中肯，講求細節的豐富和實證態度，故一本書所採訪的對象多達上千人。《最寒冷的冬天》作者大衛．哈伯斯坦曾預測雷姆尼克乃是文字媒體的「明日之星」。■譯者簡介林曉欽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主修政治哲學，主要興趣為西方政治哲學史、當代思潮、族群政治等。現為自由譯者、編輯。譯有《橋：歐巴馬的生命與崛起》、《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聖母峰之死》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出版社企劃人員 蔡慧華 02-2218-1417 #3163 [email protected]（上卷目錄）第一部 以記憶之名1 森林中的政變2 史達林式的童年3 永遠愛惜羽毛4 歷史的歸來5 革命的遺孀6《妮諾奇嘉》7「醫生密謀案件」與其他8 紀念協會9 書寫在水面之上第二部 民主的遠景1 假面舞會2 雙面人3 共產黨人4 窮人5 地下革命6 來自於帝國的明信片7 島嶼8 麵包與馬戲9 最後的古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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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三章 永遠愛惜羽毛
在史達林死後那幾年，整個蘇聯就像一位肌肉鬆弛的老邁暴君，帶著白內障與膽結石宿疾，蜷縮在角落。他穿著塑膠鞋與一套閃亮卻汗臭漣漣的西裝，如豬似地享用所有食物，不斷發胖，撐開自己的褲子。一大早，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覆滿了歲月的灰燼，但仍然咕噥碎語，毫不在意。他的思緒如同暴風雨雲般飄來散去。一年之間，只有幾次時間，他會清醒地引述「偉大的十月」（Great October）及「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等老舊傳奇。有時，在他黑暗的房間裡，他會在那張披著綠色桌巾的大桌子上，陳列出各種外國人送他的禮物，黃金做的捲菸器、銀製的艾菲爾鐵塔、各種色彩的鋼筆、水晶做的紙鎮。這個國家已經垂垂老矣，但仍然危險無比，他將那扇寬闊大門的鑰匙藏進自己的口袋，宰制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時，當蘇聯略感不適，全世界都為之顫抖。
但這個國家如何維持自己的生命，又怎麼度過每一天，則是一件神秘的事。在這裡，歷史就是神話，日常生活的運作原理，宛如一台持續運作的魯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機械，縱然有些簡陋。如果當初沒有對舊油井的搜刮及全球能源危機，蘇聯的經濟會比歷史上記載的日期更早衰退。一九八Ｏ年代早期，KGB的報告宣稱石油獲利已經全數耗盡，並尖銳地指出，在我們面前是一座可怕的深淵。蘇聯的經濟已經注定崩解。不管公認的定義為何，幾乎沒有一件事情在運作，也幾乎沒有人在工作。在俄羅斯北部，我曾看見沃洛達格（Volodga）近郊集體農場的農夫，成群結隊地搭上公車進城採買食品，他們的農作物早已在大雨中腐爛。在鋼鐵之都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我也曾目睹礦工在午休時間前往當地診所吸食「氧氣雞尾酒」（oxygen cocktails）——一種由氧氣與維他命混合而成的液體。在日本北部的庫頁島（Sakhalin Island）上，幾十萬隻鮭魚，本來可以賣到日本銀座或紐約百老匯，卻只落得在漁船回港時，在漁網上扭動直至腐爛。從地理位置來看，比起俄羅斯的「紅場」，庫頁島離好萊塢大道更近，但是，一位當地的政治人物向我透露，「如果莫斯科沒有發來任何電報，那些漁夫什麼都不准做。」等官員的旨意一週後抵達時，這些鮭魚已經白肚朝天。
然而，藉由某種方法，這個國家仍能讓自己不至於完全解體，至少，他們還有麵包與遊行，標誌著蘇聯一以貫之的歡欣。甚至一九八八年的「五月遊行」（May Day parade）也與過去沒有太大差別。當時，我就站在列寧陵寢右側的記者區，觀看那群領導魚貫走出，臉上混雜著尷尬與歡愉。列寧那幅神情緊張的畫像仍然掛在「國家百貨商場」的側牆上。一群壯漢舉著啞鈴，與體操選手靈巧地穿過各種圈環，展現蘇聯的「身體文化」。莫斯科汽車工廠的工人高舉標語，並在遊行結束後品嚐會場發送的伏特加。只有音樂不一樣了——當吉爾（ZIL）汽車工廠的工人遊行經過時，皮特･西格（Pete Seeger）的歌曲轟炸了克里姆林宮的喇叭。拜占庭研究者謝爾蓋･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認為，共產主義式的典禮源於君士坦丁堡。領導者鮮少公開露臉，然而，一旦在「大庭廣眾下露臉，必然伴隨著轟然迸射的歡慶。甚至會選出一群人，讓他們高唱官方許可的歌曲」。
這個國家就像《綠野仙蹤》裡的奧茲國（Oz），乃是全世界最長久、最巨大的錯誤，而忍受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完美的自嘲和反諷。沒有別種方式可以讓自己活命了。即使是用頭巾包著頭、以家居服掩飾龐大身軀，看似親切無比的老奶奶，也都能夠感受到這種諷刺，絕非只有法國「花神咖啡館」裡的那些「荒誕派」，才會對此心領神會。某天早上，我坐在莫斯科某處庭院，與一位老者談天，話題是一位男人的徹底崩潰。他需要幫助，即使向外國人求助會引起KGB的不斷騷擾，也無關緊要了。他的妻子因為白血病而命在旦夕。他想盡辦法要於馬約診所就醫。他聽說那裡的醫生「非常厲害」，可以救他妻子的命。當他說話時，我的視線碰巧越過他的肩膀，看見十樓有個女人把一隻貓從廚房窗戶扔出去。
「畜生！」她拉著嗓門大叫：「這裡不是你住的地方，給我滾。」
那隻貓重重地落在人行道上，聽起來就像水球爆開般。現在，我們兩人，老人與我，一起看著十樓窗戶裡的那個女人，她的臉因為憤怒而扭曲在一起，那隻貓不斷掙扎，試著用已經斷掉的腿爬起來。
「哦，天啊。」老人回過頭來說：「我們俄羅斯式的生活啊。」
他在微笑，就像是一頭骷髏頭在微笑。然後他繼續我們的話題。
……（略）

第四章 歷史的歸來
一九八五年三月，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取得政權兩個月後，針對蘇聯戰勝納粹德國四十週年紀念發表了一場演說。他在演說中宣稱：「無論是在戰場前線還是國內後防，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和總書記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在那場戰爭中所統轄的國防委員會等，均共同率領國家進行了這些巨大的工作。」這段話讓「蘇共中央」成員響起如雷掌聲。
一九八六年二月，戈巴契夫向法國媒體《人文報》表示：「『史達林主義』乃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所編造的概念，也是對蘇聯及社會主義所進行的大規模汙衊。」他向《人文報》保證，蘇聯共產黨對於「過去」已經得出合宜的結論。最後，戈巴契夫在一九八六年六月與蘇聯作家會晤時表示：「如果我們開始處理過去，就會失去這個國家所有的能量，這好比對一個人迎頭痛擊。我們必須向前邁進，同時探索過去，並讓所有事物都能回歸其位。然而，我們現在必須把國家的能量帶往進步的方向。」
蘇聯全國上下的共黨官員就是不願全面揭露過去，就連戈巴契夫也是如此。一九八七年年中，馬加丹（Magadan）——這座城市曾是交通樞紐，通往惡名昭彰的科雷馬（Kolyma）勞動集中營——當地的共產黨頭子告訴來訪的西方記者團，史達林時期的「清黨整肅」運動「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這裡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都已走過那些歲月，歷史上的那一頁也早已翻了過去，」那位名為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ksandr Bogdanov）的共黨頭子說：「實在沒有必要一直談那些事。」然而，僅僅在科雷馬，就有三百萬人遭到屠殺。
戈巴契夫一路在共產黨的官僚體系中步步高升，因此非常明白如果失去了像波格丹諾夫這樣的軍事大腕支持，會有什麼後果——更別提猶如恐龍般可怕的「蘇共中央」、KGB、軍方與警方——此舉會讓他立刻失去領導權。幾年後，聖彼得堡市長、自由派人士阿納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如此寫道：「一個極權主義政體，只會遺留一大片的地雷區，而其國家的社會結構與其公民的個人心理狀態，全都身處於此。每一次，當這個政治系統面對崩潰危機，或這個國家終將看見真正的復甦前景時，地雷就會引爆。」
無論戈巴契夫是否喜歡這個任務，他的確扮演著守護蘇聯祕密的角色，猶如一位盡忠職守的館長，看管蘇聯共產黨的犯罪祕史。蘇聯政權將殘忍特質與極權統治技術進行了極致的融合，因而留下千萬具屍體及墮落的社會秩序，同時，它也使得這個國家的所有機構，從幼稚園到特務組織，都無法進行真正的歷史調查。史達林並非第一個強化蘇聯歷史神話的領導人，但卻是最成功的一位。誠如歷史學者瓦特･拉奎爾（Walter Laqueur）所說，現代歷史學需要齊全的資料與證據，但蘇聯現今的歷史著作，卻遠遠不如兩百年前。研究印加帝國歷史的帕里斯庫柏･維拉斯（Pariscop Villas），是第一個以彙編官方史料迎合獨裁者的蘇聯學者。在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不僅摧毀了「十二月黨人起義」，也成功地掃除了歷史書籍對其權位的威脅。
史達林繼承了這種操控人類記憶的偉大傳統，而且幾乎熟練得完美無瑕。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前十年，歷史學者之間曾經存在著對立與爭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其「資產階級」對手。然而，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聯合研討會」於一九二八年召開後，這一切爭論就結束了，而史達林也在同年成為此「布爾什維克」國家不可質疑的領導人。這場研討會亦清晰地彰顯了史達林掌控歷史的權力有多麼穩固。一九三四年，「蘇共中央」發布了一條法令，要求將攸關歷史的嚴格意識形態版本，轉變成所有教科書、學校與研究機關中的樣本教條。史達林本人甚至親自檢查發行量達五千萬本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之編寫與出版。這本著名的《教程》，充滿著憤怒的意識形態，按照歷史學者根里克･喬夫（Genrikh Joffe）的說法：「就像一把大槌，將虛假的釘子，狠狠地敲進每一個學童的腦海。」《教程》是一本充滿「歷史決定論」的教科書，書中所有事件都必然指向一榮耀的結論：蘇聯政體的正義與強大。歷史因而免於任何內在爭鬥、矛盾與抉擇，甚至荒謬與悲劇。這個「蘇聯大謊言」有其內在邏輯：任何反對者都是國家的敵人，而殺戮是必要手段。一切都相當清楚，也都被呈現為神話般的表述。與史達林爭奪權力的競爭者——尼古拉･布哈林、列夫･托洛斯基等人——都是「白黨的矮人，渺小如螻蟻。」這就是蘇聯如何讓人民接受歷史——唯一的歷史——的方法。人民對於自我的理解，注定受制於《教程》。只要質疑或抗拒教條，就是有罪。
在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去世，而赫魯雪夫開始攻擊他的「個人崇拜」後，《教程》不再是共產黨的聖經。現在的重要教義是《共產黨歷史》，這本新聖經貶抑了史達林所自我賦予的那種巨人般的角色。有些歷史學者甚至將「解凍」時期視為一個機會，讓他們能更為開放地書寫赫魯雪夫只能略微觸及的蘇聯罪行。學者維克托･丹尼洛夫（Viktor Danilov）就是在此時，進行了一系列關於「集體化」運動的前瞻研究。
然而，當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六四年取代赫魯雪夫，並開始緩慢地復興「新史達林主義」後，意識形態的「灰衣主教」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也將目光轉向了歷史。意識形態的鐘擺再次回到共產主義教條。布里茲涅夫與蘇斯洛夫任命了黨御用史官謝爾蓋･特拉佩茲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作為「蘇共中央」的科學與教育部的領導人。這讓他實際上掌控了從愛沙尼亞到庫頁島上每一所學校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為了確保「解凍」時期完全消失在歷史課本，他禁止丹尼洛夫的「集體化」研究出版。依據真正的「史達林主義」論點，特拉佩茲尼科夫認為「集體化」是必要且正義之行，因此，「集體化」的榮耀必須由一位負責任的歷史學者來撰寫，而他指定了自己。
蘇聯共產黨對歷史的掌控程度如此之深，以致在這個國家中最有價值的歷史作品，幾乎都是由異議分子所撰寫：羅伊･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針對史達林所寫的作品：《讓歷史審判》（Let History Judge）; 米哈伊爾･格夫特（Mikhail Gefter）針對「史達林主義」所寫的論文；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對於集中營的「文學探訪」。儘管麥德維傑夫與格夫特都曾投身革命，並效忠列寧，但還是遭到流放邊疆且受到KGB的嚴格看管。布里茲涅夫試圖讓史達林重返過去的聲望，而這條路上絕不允許任何反對意見。索忍尼辛所犯的「罪行」更為嚴重，因為他揭露了蘇聯政權和所有領導人——包括列寧在內——均不具正當性。這絕對不是一件可被寬待的事。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成為托洛斯基之後第一位遭到強制驅逐出境的人士。
然而，鎮壓異議分子不過是這個國家機器想要控制歷史的一個小手段。特拉佩茲尼科夫必須確保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院、馬列主義研究院、全國大學、期刊與一般學校，都沒有任何「存有異心之人」。波羅的海、烏茲別克與烏克蘭都再也不敢宣稱自己的歷史或文化與蘇俄之間有何不同，因為這有損整個蘇聯的命運與蘇維埃人的神話。所有可能引爆的議題，例如蘇聯在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後隨即解散其民選國會的舉動，都需要藉助慣用的神話故事及各種中性語言，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的爭論或「異心」的暗示。比方說，當蘇聯歷史學者談到入侵阿富汗時，他們說的是「國際責任」或來自「社會主義友邦」的「邀請」——或者什麼也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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