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的代價: 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和其後的政策失誤 | 誠品線上

The Price of Zero: China's Policy Missteps During and After COVID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劉浩典以毫無保留的態度，深刻剖析了中國當前的困境，在當今這個對中國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顯得彌足珍貴。他的批評建立在穩固的經濟分析與行為學理解之上，毫不畏懼且直言不諱。他對中國錯誤的清零政策所發出的警告，已被證明是極具先見之明的。這本論文集將讓讀者對中國近幾年的發展軌跡有更清晰的理解。」——馬努・巴斯卡蘭（Manu Bhaskaran）,Centennial Asia Advisors創始董事兼執行長「在疫情期間，我一直依賴劉浩典在《南華早報》及其他媒體上分析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抗疫政策，與探討各種替代方案。他的見解總是深刻，基於證據，且極為清晰。如今，我很高興看到他的文章收集成書。在新冠疫情及其影響逐漸淡出我們記憶的時刻，這些文章不僅是對政策應對的歷史紀錄，也提醒我們存在其他可能但未獲選擇的路徑。如果我們不幸再度面對另一場大流行，這些文章或將成為極具價值的資源。」——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博士，《中國農村的命運與機遇》與《壓力下的生活：一七〇〇―一九〇〇年歐亞的死亡率與生活水準》合著者《零的代價》對中國清零政策及其經濟影響進行了一場引人入勝且極具時效性的分析。劉浩典的精闢觀察植根於行為經濟學與複雜性科學，為政策制定中的自負與烏托邦思維所帶來的危險提供了全新視角。這是任何希望理解疫情後中國發展的人都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白立邦（Naubahar Sharif）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主任《零的代價》透過行為經濟學、複雜性科學與敏銳的經濟觀察，對中國的清零策略進行了深刻的檢視。這些文章揭示了體制性偏見與烏托邦式思維如何削弱有效的政策制定。本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平衡視角：既肯定了清零政策初期的成功，也批判了其意識形態僵化，讓這些早期的成果演變為持續的困境。本書坦率且富有勇氣，不僅要求政策負責，也指出了復甦與改革的機會。這本論文集不僅是對疫情及其後果的紀錄，更是對如何平衡人類福祉、經濟穩定與道德治理的深刻反思。對於任何想理解社會如何應對危機的人而言，這都是一本必讀之作。——許思寧（Serene Koh）博士，新加坡行為洞察團隊主任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劉浩典（Donald Low）香港科技大學高級講師和實踐教授,著有《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二〇二一）｡他曾為《南華早報》､《日經亞洲》及《外交家》撰寫評論文章｡移居香港之前,他曾擔任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11 自序21 引言：中國的慢性清零創傷輯一 堅持清零34 為何我們或許必須接受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將長期存在？42 積極圍堵病毒是最合適的應對政策嗎？47 追求零新冠感染的經濟體被自己的成功困住了51 新冠病毒不會自行消失，我們應該學習與之共存56 香港可以擺脫零確診的困局62 對「清零」政策的堅持揭示了中國三個不尋常的真相68 中國將難以擺脫清零政策的後果73 香港結束疫情的三種可能情境80 香港的病毒清零政策有演變為「零確診陷阱」的風險86 香港白費力氣追隨中國清零政策後得到的教訓91 中國的清零政策將讓歷史學家困惑多年95 香港的政治禁忌不應妨礙對疫情進行獨立調查輯二 應對後果104 中國是否在「共同富裕」的追求中犯錯？111 中國的雙重債務危機是對其過度自負的警示118 中國能否抵禦房地產危機並重新平衡經濟？123 中國對公共政策的道德化可能侵蝕福利增長129 中國的經濟困境是完全可以預見的135 為何中國應允許經濟上的多元觀點？140 中國房地產市場要轉向，需要有新的成長模式146 為何香港經濟需要超越中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152 香港被排除在經濟自由排名之外其實是一件好事158 香港需要考慮引入消費稅並取消與美元掛鉤164 中國爭奪產業主導地位的行動可能會傷害自身及他國170 北京的社會工程師們始終痴迷於生產175 中國應從日本數十年債務通縮的教訓中學習180 中國第三次全會對疲弱經濟提供的希望有限186 要恢復消費者信心，中國必須拯救房地產市場190 從新冠疫情到經濟刺激：為何中國容易出現突如其來的政策大轉彎？197 為什麼中國多頭總是看走眼？203 中國需要的結構性變革與改革215 附錄：作品發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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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 劉浩典以毫無保留的態度，深刻剖析了中國當前的困境，在當今這個對中國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顯得彌足珍貴。他的批評建立在穩固的經濟分析與行為學理解之上，毫不畏懼且直言不諱。他對中國錯誤的清零政策所發出的警告，已被證明是極具先見之明的。這本論文集將讓讀者對中國近幾年的發展軌跡有更清晰的理解。
——馬努方巴斯卡蘭（Manu Bhaskaran），Centennial Asia Advisors 創始董事兼 CEO

在疫情期間，我一直依賴劉浩典在《南華早報》及其他媒體上分析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抗疫政策，與探討各種替代方案。他的見解總是深刻，基於證據，且極為清晰。如今，我很高興看到他的文章收集成書。在新冠疫情及其影響逐漸淡出我們記憶的時刻，這些文章不僅是對政策應對的歷史紀錄，也提醒我們存在其他可能但未獲選擇的路徑。如果我們不幸再度面對另一場大流行，這些文章或將成為極具價值的資源。
——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博士，《中國農村的命運與機遇》與《壓力下的生活：一七〇〇—一九〇〇年歐亞的死亡率與生活水準》合著者

《零的代價》對中國清零政策及其經濟影響進行了一場引人入勝且極具時效性的分析。劉浩典的精闢觀察植根於行為經濟學與複雜性科學，為政策制定中的自負與烏托邦思維所帶來的危險提供了全新視角。這是任何希望理解疫情後中國發展的人都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
——白立邦（Naubahar Sharif）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主任

《零的代價》透過行為經濟學、複雜性科學與敏銳的經濟觀察，對中國的清零策略進行了深刻的檢視。這些文章揭示了體制性偏見與烏托邦式思維如何削弱有效的政策制定。本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平衡視角：既肯定了清零政策初期的成功，也批判了其意識形態僵化，讓這些早期的成果演變為持續的困境。本書坦率且富有勇氣，不僅要求政策負責，也指出了復甦與改革的機會。這本論文集不僅是對疫情及其後果的紀錄，更是對如何平衡人類福祉、經濟穩定與道德治理的深刻反思。對於任何想理解社會如何應對危機的人而言，這都是一本必讀之作。
——許思寧（Serene Koh）博士，新加坡行為洞察團隊主任

試閱文字

自序 : 本書收錄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寫作時間橫跨二〇二〇年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二〇二四年年底中國決策者努力振興經濟的這段時期。這本書的誕生並非我原本的計畫。當我於二〇一九年年初從新加坡搬到香港時，我並未預見自己會寫太多關於中國經濟的內容，我認為有比我更具專業資格且更熟悉中國經濟的總體經濟學家與政策學者更適合寫。此外，我也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大勢所趨，即使那不是絕對。由於我從不熱衷於為任何國家或政府充當啦啦隊，因此我也不認為自己會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命題有太多可說之處。
然而，新冠疫情改變了一切。最初的幾個月，武漢市政府與湖北省政府試圖淡化新冠病毒的嚴重性，但中國國家機器隨後展現出其強大的動員能力和意識形態資源，展開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病毒防控戰。我對中國當局能在數日內建造醫院與隔離設施感到驚嘆，但也對政府將這場（我認為）原本應交由技術官僚與科學家處理的公共衛生危機，迅速轉變為一場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鬥爭，感到越來越不安。
到二〇二〇年稍晚，當一個又一個西方政府未能控制疫情時，中國的宣傳機器不斷利用這一點，大肆宣揚中國防疫政策的優越性，以及中國治理體系的高人一等之處。憑直覺而言，我並不是也依然不是西方的捍衛者。然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理解權衡取捨的概念，即在相互矛盾的目標之間尋求最佳平衡。在疫情期間，適當的政策制定應當在公共衛生保護生命與維護民生經濟之間取得平衡。隨著病毒的演變，使其傳播性增強、致死率下降，政策的重心應當從防堵與抑制轉向緩解與適應。
從行為經濟學和複雜性科學（complexity science）的角度，也讓人對中國當局採取的應對方式感到懷疑。當人們被一波波的壞消息轟炸時，他們緩慢且具反思能力的「系統二」思維會迅速被快速且自動化的「系統一」取代。「系統一」認知負擔較輕，但容易受到各種認知偏誤的影響。例如，人們往往有零風險偏誤，更傾向於嘗試消除新的或不熟悉的風險，即使那無法辦到，而非管理或緩解它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我們更難以用機率的方式來評估風險（忽略可能性），而是依賴當下最顯眼或最容易回憶起的事件來做決策。（例如，二〇〇三年令中國、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遭受重創的SARS）此外，我們在面對具衝擊力但低概率的威脅時，往往會過度情緒化（情意捷思）；我們害怕損失甚於追求收益（損失規避）；當我們在一個失敗的計畫中投入了大量資源時，往往不願意放棄（沉沒成本偏誤）。
由於這些偏誤，一種絕對化的、零容忍的防疫策略可能會在充滿恐懼的民眾間廣受歡迎。然而，這樣的策略也可能適得其反，因為相同的偏誤，無論是來自民眾還是政策制定者，可能導致執政當局難以隨著病毒演變而改變政策方向。
更廣泛地說，複雜性科學對政策制定的主要啟示是：若政策無法適應環境變化，最終將變得無效或適應不良。在疫情初期，我們已經知道，不像二〇〇三年的SARS，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較低但傳染性更強。因此，即使防疫初期採取抑制策略是合理的，這能防止醫療體系崩潰，爭取提升醫療體系量能和研發疫苗及治療藥物的時間。然而，從長遠來看，這樣的策略並不可行。隨著病毒變異並適應人類社會，防疫政策也應當進化，接受新冠病毒無法被徹底消除的現實。
二〇二一年年初，高效疫苗的問世應當加速這種政策轉變，從抑制轉向緩解，即「與病毒共存」。因此，對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科學家而言，一味地追求清零，不計經濟代價，既非最佳選擇，也不理性，尤其是當我們已有疫苗來保護民眾時。
中國之所以難以調整其防疫政策，主要原因在於「清零政策」在初期的顯著成功。二〇二〇年和二〇二一年，中國有效防止更多大規模疫情爆發，在中國的生活看起來很正常，特別當與許多陷入混亂的國家對比時。當時的封控頻率相對較低，經濟復甦，二〇二一年國內旅遊業蓬勃發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二〇二〇年增長百分之二點二，二〇二一年更攀升至百分之八點四，創下近十年新高，特別當全球GDP在二〇二〇年萎縮百分之三點四，二〇二一年也僅增長百分之五點八。
然而，從二〇二二年年初開始，這個清零政策的成功演變成勝利者的詛咒，隨著病毒的傳染力進一步增強，中國政府加大對清零政策的執行力度，最終導致上海這座中國最開放、最繁榮的城市在二〇二二年第二季被封鎖三個月。
面對這種日益不切實際和無法維持的政策，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嚴格的封控措施得到了廣泛支持，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如此。我原本以為香港的學者和經濟學家會對清零高於一切的做法存疑，但我發現自己的立場竟屬於少數。而在這少數和我一樣持懷疑態度的人中，幾乎沒有人敢公開批評這一政策。
於是，我開始在報章發表質疑中國清零政策的評論時，發現自己如同推開一道已經打開的門。雖然《國安法》在二〇二〇年六月頒布，但至二〇二四年，香港的媒體環境仍然比中國內地開放許多。
到二〇二二年年初，香港的清零政策已經顯得不可行，且完全不適用於一個「世界城市」。更糟糕的是，這一政策可能還助長了某些條件的形成，使香港最終成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地區。例如，清零政策導致了高齡者的低疫苗接種率和政府的自滿態度，以及缺乏從清零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的規劃與準備。在短短四個多月內，香港約每千人中就有一人死於新冠。
大約一年後，香港的新冠悲劇在中國內地重演。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初，隨著部分中國城市爆發疫情，加上零星的抗議活動，政府突然且令人驚訝地放棄了清零政策。這一政策曾是中國應對疫情的核心支柱，當局在近三年時間裡頑固地堅持並極力辯護。然而，這一政策卻在無聲無息之中被拋棄。更令人驚訝的是，過去兩年國家官僚體系在維護清零政策而投入的大量意識形態宣傳，在一夜之間就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
然而，清零政策並未被一條理性且深思熟慮的「與病毒共存」路線圖所取代。相反的，當疫情迅速席捲全國，各地醫院和公共衛生資源不堪重負時，人們只能自求多福。因此，在二〇二三年的頭幾個月，中國的新冠死亡率可能與一年前的香港相當。最為可信的估計是，中國二〇二三年前幾個月的新冠死亡數超越一百萬。很顯然，中國當局並未從香港的悲劇中吸取任何教訓。
儘管清零政策結束了，但它對中國經濟所造成的損害仍然持續。當所有主要經濟體在疫情後都出現強勁復甦甚至促進通膨回升時，中國經濟並未實現類似的反彈。自清零政策結束以來，中國的決策者一直面臨頑固的通縮壓力、需求疲軟與供應過剩，以及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下跌等問題。到二〇二四年第三季度，中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僅略高於二〇二二年上海封城時的水準，而那可能是中國疫情最黑暗、最痛苦的時期。
儘管清零政策可能是一個誘因，但中國自二〇二二年以來的經濟放緩，實際上是其他多個長期因素造成的結果。早在疫情之前，中國經濟就已經面臨幾個結構性問題，如家庭消費占GDP比重過低，家庭、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過高，龐大且高度槓桿化的房地產行業占中國經濟活動高達百分之三十，以及中美關係日益緊張惡化。
在疫情期間，中國當局曾試圖處理這些問題。他們試圖透過打擊高度負債的房地產開發商並切斷其信貸來源，來減少房地產行業的投機和槓桿。同時，政府還加強監管和打擊領先市場的消費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騰訊（遊戲和社群媒體）和滴滴（電召車）等和私人教育產業，這些打擊行動往往以遏制「資本無序擴張」為名義。
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在二〇二二年，清零政策已經導致企業與消費者信心低迷，加上政府對曾經快速成長的產業進行強硬且時機不當的監管打擊，削弱了中國的市場活力。這進一步導致私人投資和家庭消費下降，並加劇了通縮和價格下跌。通縮會增加債務的實際價值，迫使家庭和企業更積極地去槓桿化，從而減緩消費和投資的成長。在這種環境下，使用降低利率和貨幣寬鬆政策等手段刺激需求的效果較差，經濟學家稱之為「流動性陷阱」。
到了二〇二三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復甦已經明顯不如許多人在清零政策結束時所預期的那麼強勁。儘管中國二〇二三年的實際GDP增長了百分之五點二，達到了北京設定的百分之五目標，但以美元計算的名目GDP卻是二十九年來首次下降，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連續第二年下降。
因此在二〇二三年，不讓人意外地出現了「中國見頂」和「中國日本化」等說法。「中國見頂」這一術語由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〇二一年十月的文章中提出。他們認為：「中國過去數十年的崛起受益於強勁的順風，但現在已轉為逆風。中國政府正在掩蓋嚴重的經濟放緩，並倒退回脆弱的極權主義。這個國家正面臨嚴重的資源短缺，並遭遇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和平時期人口減少。此外，中國正在失去曾幫助其發展的友好國際環境。」
至於「中國日本化」，亞洲的經濟學家經常將日本從一九九〇年代初到二〇一〇年代中期「失落的數十年」視為債務通縮和長期停滯的典型案例。這一現象最初被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辜朝明（Richard Koo）稱為「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他的概念是，在物價下跌時，企業和家庭會選擇去槓桿化改善資產負債表而不是投資或消費。這一概念在二〇二三年再次引起關注，因為許多觀察家指出，當前的中國與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的日本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持續的通縮、緩慢的增長、資產價格下跌，以及企業和家庭在經歷過度舉債後選擇去槓桿化導致需求疲弱。
辜朝明對「日本化」的解方是讓政府承擔起支出和投資的責任。在流動性陷阱中，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必須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然而，由於意識形態和技術層面的原因，中國財政部一直不願意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手段，尤其是不願實施旨在提升家庭消費的政策。更糟糕的是，土地銷售下滑導致地方政府收入大幅減少。為了彌補這些財政缺口，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向企業追討未繳納的稅款和費用。結果，不僅二〇二四年的財政政策缺乏足夠的擴張性，它甚至可能是緊縮性的。
面對經濟放緩，中國政府並未著力提振內需，而是選擇增加供給，特別是在技術先進的領域，即所謂的「新質生產力」。然而，在沒有大膽且有力的措施來提升國內消費的情況下，僅僅擴大供給很難讓中國經濟擺脫當前的困境，並終結通縮。
此外，中國當局也採取了資訊控制和言論壓制的手段，以防止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進一步下滑。例如二〇二三年六月，隨著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期的復甦樂觀情緒減弱，國家統計局在青年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後停止發布相關數據。該機構後來恢復公布青年失業數據，但將學生排除在統計範圍之外，聲稱這樣的計算方式更準確。隨後，中國國家安全部警告社交媒體上的關鍵評論人士，要求他們停止批評經濟並散播「虛假資訊」。對於外國媒體或機構報導中國經濟的負面消息，有時甚至會被指控為從事「認知戰」。
然而，這種資訊控制的舉措很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在一個資訊匱乏的環境中，人們往往會往最壞的情況假設，而不是相信政府宣傳所塑造的「一切安好」的形象。此外，資訊匱乏還可能造成一種真空，使得外界的聲音更具吸引力，人們會更希望由外部觀點來揭示中國經濟的問題和決策者的錯誤，以及該如何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復甦，而這正是本書所收錄的這些文章試圖探討的內容。
雖然本書中大多數文章在過去五年內已經發表於不同的新聞平台上，但這些平台通常需要訂閱才能閱讀。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將這些文章彙編並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出版，具有一定的價值。這樣一來，讀者可以評估當時所做預測的準確性，並重新審視和探討疫情期間所推行政策的長遠影響。而本書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包括香港為了長時間堅持清零政策，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
本書的出版仰賴許多同事和朋友的慷慨支持。最後，我衷心感謝所有香港的朋友，包括那些來自中國內地但已在此定居的人，感謝他們對我的熱情接納。他們不僅沒有把我視為一個總愛將香港與新加坡作比較的傲慢新加坡人，反而慷慨地與我分享對這座城市的了解，幫助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人的堅韌與進取無法被壓制。本書謹獻給他們。

試閱文字

內文 : 中國的清零政策將讓歷史學家困惑多年
——二〇二三‧三月

如今已經明顯可見，中國在疫情後如何重新開放的應對上出現了嚴重失誤。在近三年嚴格執行清零政策之後，政策的突然轉向令人震驚，但比這更令人困惑的是，為何中國會堅持一項如此昂貴且不可持續的政策這麼長時間。
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未來將花費多年時間試圖解答三大謎團，來探究中國對疫情的（錯誤）應對。第一個問題是清零政策的真正成本是多少，以及這些成本是否值得付出。目前最可信的估算顯示，未來三個月內中國的疫情可能導致超過一百萬人死亡。考慮到清零政策帶來的經濟損害，特別在二〇二二年，當時世界其他地區大多已經取消了疫情時期的限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必然會問：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對清零政策後果的分析還應包括直接的健康成本，尤其是因清零政策導致的醫療資源錯配，使其他疾病未能及時得到治療所造成的超額死亡；經濟封鎖帶來的生產損失；以及長期封控和對數百萬人實施有時顯得隨意的隔離，對人們的生活與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傷害。
歷史學家要解開的第二個謎團是，為何一項明顯短視且不可持續的政策能夠被執行如此之久，甚至被賦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前四十年間所標榜的務實、科學與長遠規劃的作風，在這場疫情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當二〇二一年年初高效的新冠疫苗面世時，清零政策實際上已經與這些治理優勢背道而馳。二〇二一年十月，我曾經指出，清零政策是短視的，並警告：「如果中國的邊界在未來幾年內仍然對外封鎖，而世界其他國家已逐步對新冠病毒建立了更強的免疫力，那麼當中國最終開放時，新冠病毒（以及當時流行的變異株）將與世界上對新冠最為缺乏免疫力的人口接觸……屆時，極高的感染率可能會讓中國的公立醫院不堪重負。」遺憾的是，這一預測已經成為現實。
此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中國的醫療體系和疫苗接種率偏低的高齡群體明顯尚未準備好時，清零政策竟被如此突然地放棄。然而，這或許正是因為清零政策已經被意識形態化，並以極端方式執行，以至於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中沒有任何一個重要部門能夠準備好，甚至沒有被允許準備好，來平穩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的階段。
未能為過渡做好準備，不僅是認知或想像力的失敗，更是政策傳播的失敗。在清零政策實施期間，中國的宣傳機器過度膨脹，自負地誇大新冠病毒的危險性，貶低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選擇與病毒共存的做法，並吹捧中國在抗疫方面的成功，將其作為中國治理體系在道德上優於自由民主制度的證明。
然而，這種自負適得其反，導致中國政府的傳播機器現在面對著日益懷疑和不信任官方資訊的民眾。這樣的政策傳播不僅助長了對清零政策的盲目自信，甚至可能讓許多中國高齡者卻步，不願接種疫苗。
更微妙的是，正如我在二〇二一年十月的評論中所指出的，儘管中國政府「擅長動員民眾情緒和確保社會服從，並能迅速興建基礎設施。然而，它在抗疫策略上卻缺乏優化與權衡的能力，無法長期維持高規格的公共醫療投資，也無法成功說服民眾接受新冠病毒將長期存在的現實。
「而這些能力，往往需要專制政府所缺乏的兩大要素：對多元觀點的尊重與政策辯論的空間，以及一個能夠積極監督政府和質疑決策的公民社會。」
經濟學家未來可能探討的第三個謎團是，為何在清零政策取消後，本應廣受期待的經濟復甦以及中國成長故事的延續，並未在二〇二三年實現。雖然今年國內消費可能會保持強勁增長，但至少有兩個因素可能限制這一走勢：首先，高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和清零政策導致大量工作機會損失，已經削弱了收入成長；其次，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近百分之七十的中國家庭財富被鎖定在房地產市場中，如果這一領域未能強勁復甦，國內消費增長將遠低於預期。
雖然中國政府可能會試圖透過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支撐疲軟的房地產市場，但他們同時也受限於更大的政策目標：「共同富裕」以及「房住不炒」。這使得財政政策成為中國政府刺激內需的主要選擇，但最近的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對於透過財政補貼來刺激經濟仍然存有深層的疑慮。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供應鏈部分受損的問題能否以及多快得到修復。在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任意實施封鎖措施，導致精細運作的供應鏈頻繁中斷，這可能使許多外國投資者更願意考慮「去中國化」，即使這意味著更高的成本。中國的重新開放是否能夠逆轉這一趨勢，仍有待觀察。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探討中國在疫情期間推行清零政策的原因及其經濟後果。
推動清零政策的教條思維、自負及烏托邦式信念如何打擊重要產業的發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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