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歷史的三張面具: 拉瓦爾、奎斯林與佛朗哥的選擇與審判, 極權記憶中的現代鏡像 | 誠品線上

The Three Masks of Authoritarian Histor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他們曾是權力的化身，如今卻成為歷史的警鐘； 當極權重構現代語言，我們該如何辨識與抵抗？ ▎為什麼不能遺忘極權的名字？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些名字成了傷痕的代名詞。本書直面三位在極權陰影中崛起的關鍵人物——佛朗哥、拉瓦爾與奎斯林，試圖解答一個沉重的問題：「當歷史不再只是過去，我們該如何與它共存？」他們或是獨裁者、或是政權的合作者，雖處於不同國度，卻在同一個時代裡選擇了背向民主的道路。這不是一部單純的傳記，而是一場對制度、選擇與人性的深度追問。 ▎當危機遇上野心：極權如何開始？ 從戰爭廢墟中誕生的不只是國家創傷，也往往伴隨極端思想的滋長。本書前半段揭示極權政體的醞釀背景：經濟崩潰、民族焦慮、社會分裂與政治真空，為強人崛起創造了條件。佛朗哥的軍事秩序、拉瓦爾的機會算計與奎斯林對納粹的效忠，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時代風暴下的產物。他們的出現，是無數錯綜力量交織下的結果，更是歷史對集體恐懼的危險回應。 ▎獨裁者的工具箱：權力如何被打造？ 極權政體並非僅靠武力維繫，它們往往精於制度設計與合法性包裝。本書中段聚焦於權力如何被制度化，從教育再造、媒體控制到經濟命脈的掌握，三位人物如何在法治名義下架空自由，以「穩定」之名重塑國家秩序。社會動員與象徵政治的運用，使人民逐漸習慣服從，而異議者被消音，或轉化為被監控的群體。在這個過程中，合作者成了權力的延伸，反抗者則付出沉重代價。 ▎沉默的代價：當政權開始崩解 當戰爭逆轉、盟軍逼近，這些極權體系逐一崩潰，留下滿目瘡痍與沉重問責。佛朗哥雖以倖存者姿態延續統治，但拉瓦爾與奎斯林最終都遭到審判，為其選擇付出生命。本書不僅重建他們的末路，更著重於人民的覺醒與社會的回應。制度再建並非易事，審判與轉型正義的啟動，是讓真相浮現、創傷得以修補的重要起點。歷史從不遺忘，但能否原諒，仍是今日的課題。 ▎歷史的回音：我們與極權的距離 在極權話語逐漸滲入當代政治語境之際，本書最後將視角轉向今日的我們——在臺灣這樣一個民主社會中，如何面對類似的制度誘惑與語言暴力？「奎斯林」不再只是人名，而成了通敵者的代稱；歷史並未遠去，它只是換了形式，潛藏在我們的選擇之中。透過這部作品，讀者不僅能重構極權的形成與瓦解，更將獲得一面反思的鏡子，提醒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它始終需要被記住、被捍衛、被再一次選擇。 〔本書特色〕 本書聚焦於三位極權人物的抉擇與命運，透過歷史實例深描極權體制如何滲透社會、操控民意，並揭示在極端環境中，人們如何面對誘迫與抗爭的兩難。作者從制度變遷、群體心理與語言操控等角度出發，引導讀者思考現代社會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這不只是過去的回顧，更是一場關於自由與責任的當代對話。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馬庫斯・里德爾（Marcus D. Riedel）德國歷史學者，政治思想史博士。專研戰間期歐洲極權政治、轉型正義與記憶文化，在多國擔任訪問研究員。擅長結合敘事與分析，嘗試從個體選擇重構極權邏輯，並提出針對當代民主社會的制度與文化防線觀點。譯者簡介｜李思遠政治研究所畢，現為自由譯者與公共論述推廣者。致力於將歐洲歷史思想著作引介至華文世界，特別重視「歷史責任」、「記憶正義」與「語言中的暴力」等議題。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論 在極權的陰影下：我們為何還要談佛朗哥、拉瓦爾與奎斯林？第一部：極權之路的開端 第1章 歷史的裂口：戰爭與危機的交織 第2章 國族幻影與強人召喚第二部：三位人物的崛起軌跡 第3章 佛朗哥：從軍人到獨裁者 第4章 拉瓦爾：從社會主義者到賣國者 第5章 奎斯林：北歐的納粹代理人第三部：統治結構與國家重構 第6章 體制設計與領袖合法性 第7章 經濟控制與社會動員第四部：合作者與抗拒者 第8章 向法西斯靠攏的過程與代價 第9章 抵抗與分裂的內部力量第五部：崩解、審判與歷史記憶 第10章 軍事失敗與政權瓦解 第11章 審判與轉型正義 第12章 法西斯的遺緒與當代警示尾聲 歷史不會寬恕沉默者譯後記 臺灣處境下的制度韌性與極權防線：歷史鏡像中思辨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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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序論　在極權的陰影下：我們為何還要談佛朗哥、拉瓦爾與奎斯林？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人類歷史中最劇烈與最殘酷的時代之一。這是一段由兩次世界大戰所夾擊的年代，也是一段政治秩序崩壞、制度信仰動搖、價值標準顛覆的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斷裂中，許多曾被視為文明進步象徵的社會——歐洲的民主國家——卻選擇了背離自由、擁抱極權。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放棄多元制度與法律保障，轉而投向那些能夠提供「簡單答案」與「強人秩序」的領袖懷抱。

　　這樣的選擇，不僅改變了歷史的走向，也形塑了後世我們對「極權」、「合作者」與「道德責任」的認知。本書的主角——佛朗哥、拉瓦爾與奎斯林——便是這個斷裂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三個面孔。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背景與性格，卻都在歷史洪流中選擇了與極權為伍，成為法西斯體制的構築者、合作者或代理人。他們既是個人，也是歷史的投影；他們的選擇，不僅改變了一國之命，也向我們提出一個永恆的問題：當秩序與自由發生衝突，我們該如何抉擇？

　　選擇這三位人物作為並置書寫的對象，是出於一個重要的觀察：歷史上對於極權政體的研究，多半聚焦於元凶（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而對那些在其周邊運作、協助或模仿的「次級領袖」討論相對不足。佛朗哥並未加入軸心國，卻在德義兩國軍援下建立了長壽的軍事獨裁體制；拉瓦爾曾是社會主義者，卻在德國占領法國時成為維琪政府中最積極的合作者；奎斯林則不只是納粹的追隨者，更主動邀請希特勒出兵，幫助他實現統治挪威的政治妄想。

　　三人所處國情不同，結局也大異其趣：佛朗哥自然死亡，政權延續至1975年；拉瓦爾與奎斯林則在戰後被審判處死。這樣的對比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什麼樣的條件讓一種極權得以延續？又是什麼使得某些合作者遭到全面清算，而另一些則在制度中遺留下隱性遺緒？

　　本書採用政治人物傳記、制度分析與社會記憶交織式的寫法，試圖跨越「偉人論」與「結構論」的二元分野。佛朗哥、拉瓦爾與奎斯林並非單純的惡棍或受害者，他們在不同階段做出了選擇，而那些選擇正反映了當時制度的空洞、人民的焦慮與國際局勢的錯綜複雜。透過對他們生命歷程、政治策略、統治體系與最終崩潰的分析，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見極權政體如何在歷史條件中逐步成形，也更能理解：極權不是突然出現的，它是社會集體選擇與制度長期失能的總和。

　　此外，本書也希望連結歷史與當代的脈絡。當我們今天談論民粹主義、強人政治、資訊操控與民主疲乏時，是否正再次重複一個世紀前的歷史節奏？當政治人物開始將「國族」凌駕於法治之上、將「人民的憤怒」作為專斷的正當性、將「敵人」定義為不同政見者時，我們是否已走在極權復辟的臨界點？本書不只是歷史分析，更是一種歷史預警：要理解當代的危機，必須回到那三位領袖曾走過的路。

　　書名之所以為《極權歷史的三張面具》，不是為了將三人定型為絕對的惡，而是提醒我們：法西斯主義不是一種絕對的形態，它是變形的、彈性的、隱蔽的。它可以以軍人之名出現，也可以化身為行政官僚，甚至是披著改革外衣的政黨領袖。它不總是喊口號，也可能以沉默與效率為正當性；它不總是訴諸暴力，也可能以順從與法律的名義滲透社會。這三張面孔，不只是三個人，更是三種危險的治理樣態：軍人拯救者的誘惑、政治務實派的墮落，以及附庸者的自願背叛。

　　寫作本書的另一個動機，是關於記憶與責任。我們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在極權體制的歷史中，更多時候，是沉默者、合作者、犧牲者共同構成了歷史的空白。佛朗哥的政權因為未被清算，其暴力與壓迫歷史至今在西班牙仍爭議不斷；拉瓦爾的審判未能處理整個官僚與軍事體系的共犯結構；奎斯林雖被清除，卻留下「挪威曾背叛自己」的集體羞愧。這些歷史未竟之業，正提醒我們：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記憶，就沒有自由。

　　本書的章節設計循歷史脈絡而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的崩潰背景出發，逐步鋪陳法西斯如何從一套意識形態演化為政治現實，再以三位主角為核心，展開統治機制、社會動員、戰爭選擇、政權瓦解與歷史清算的全景敘述。最後一章則回返當代，從過去的殘影出發，思考今日民主制度所面對的挑戰與脆弱性。

　　本書既寫給歷史學者，也寫給關心社會與制度的讀者；既是對一段過去的回望，也是對當代政治的反省。願我們在這三張面孔中，看見的不是過去的錯誤，而是現在的選擇與未來的責任。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3章　佛朗哥：從軍人到獨裁者

　　佛朗哥的一生是西班牙二十世紀現代化與分裂命運的縮影，他既是軍人，也是政治實踐者，更是一位用紀律與暴力將一國人民導入沉默的強人。他的崛起既非來自民意，也非源於政黨鬥爭，而是來自軍隊、危機與命運交織的結節點。作為一名職業軍官，佛朗哥從殖民地摩洛哥戰爭中起家，靠著對命令的絕對服從與軍紀嚴明聲名鵲起。他年紀輕輕即成為將領，被軍中視為「可靠的軍人」與「秩序的化身」。然而，在政治不穩與階級衝突日益加劇的西班牙共和政體中，這種冷靜且保守的軍人，逐漸成為反改革與反民主勢力的希望象徵。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試圖推動土地改革、削減貴族特權、世俗化教育與限制軍隊干政，但成效緩慢、抵抗強烈。軍方與教會、地主階層組成的保守陣營，對共和改革視為「解體西班牙本質」的威脅，而佛朗哥則成為其中最具潛力的軍事領袖之一。1936年7月，軍方聯合右翼勢力發動政變，引爆西班牙內戰。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場國內政變，更是國際法西斯勢力與反法西斯力量的代理人戰爭。納粹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政府迅速支援佛朗哥，包括飛機、坦克、軍事顧問與武器；相對地，共和政府僅獲蘇聯與國際志願軍（如國際縱隊）的支援，武器品質與補給遠遜於國民軍。

　　佛朗哥在戰爭中展現非凡的戰略穩健與政治手腕，他不僅以軍事實力擊潰敵對軍隊，更成功整合右翼、保守派、君主派與天主教勢力，於1937年統合為「西班牙傳統主義者與法西斯長槍黨聯盟」（FET y de las JONS），建立起個人領導下的單一黨體制。他以「保衛天主教文明、捍衛西班牙魂」為名進行全面鎮壓，在戰後實行大規模政治清洗與言論封鎖，被關押與處決的人數至今仍無法確切統計。與其他法西斯政權不同，佛朗哥政權並未完全模仿納粹或墨索里尼的極端體系，而是一種結合軍政府、傳統主義與反共戰略的混合體。他的政權雖具有強烈法西斯色彩，卻避免將國家完全納入意識形態控制，而是透過軍警、教會與官僚體制維持統治，讓「佛朗哥主義」成為西班牙歷史上最長壽的威權體制之一。

　　佛朗哥的統治之所以能延續至1975年，部分原因來自他在二戰期間保持「非參戰國」身分，雖然與軸心國友好，卻未實際出兵，成功避免戰後同盟國的全面追責。他精準地判斷歷史風向，在戰後冷戰開始後，迅速將自己塑造成「反共堡壘」，並獲得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容忍與援助。這種現實主義的政治轉身，使佛朗哥從法西斯戰友變成自由世界的戰略夥伴，亦使其政權在國際上得以苟延殘喘。其間他進行有限的現代化政策與國家經濟規劃，但政治壓迫與言論審查從未放鬆。西班牙人民在經濟改善與政治窒息中長期處於沉默與服從狀態。

　　佛朗哥不只是一位獨裁者，更是一位成功操縱歷史脈動的軍事政治家。他深知國族幻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讓國族話語替軍人統治披上合法外衣。他塑造了「佛朗哥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即是佛朗哥」的敘事邏輯，將個人崇拜轉化為民族忠誠，讓強人統治與國族意志互為鏡像。然而，他的政權並非沒有代價。異議人士、文化創作者、自由思想者被迫噤聲流亡，女性與少數族群的權利被大幅壓制，整個國家的政治生命幾近凍結。佛朗哥晚年試圖安排王室復辟，以王儲胡安．卡洛斯為繼承者，保留體制的某種延續性，但他未曾預見，真正的歷史轉向在他死後迅速到來。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旋即進入民主過渡期。歷經近四十年的壓制與管控，西班牙社會迅速復甦為歐洲自由民主國家。然而，佛朗哥主義的歷史遺緒仍在社會底層存活，包括對強人懷舊、對中央集權的依賴、對民族純粹性的迷思，以及對反抗與多元的潛在恐懼。佛朗哥這位軍人出身的統治者，成功運用歷史的裂縫、操縱國族幻影、吸納宗教與軍事資源，建構出一個看似穩固、實則扼殺多元的國家體系。相比拉瓦爾與奎斯林的短命與失敗，佛朗哥代表的是一種延長型的極權實驗——不是因為其政權更善良，而是因為它更懂得「等待」與「包裝」。

　　第3章不僅描繪佛朗哥的生平與統治邏輯，更是揭示一個警訊：當軍人開始說起民族的語言，當保守與秩序被包裝成唯一的國族解方，當社會容忍「為了安定可以暫時犧牲自由」的口號，極權的門就已經打開。佛朗哥就是這扇門背後最成功的設計師。他沒有高聲咆哮，卻悄無聲息地讓整個國家學會了沉默。

3-1摩洛哥戰事與軍事升遷之路

「戰場不只是殺戮之地，更是野心與信仰鍛造之地。」
——西班牙殖民將領私信

　　在二十世紀初的西班牙，政治體制動盪、經濟衰退、社會階級分裂，唯有軍隊仍被視為國家穩定與榮耀的象徵。而在廣袤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北非摩洛哥，西班牙王國為了維繫殘存的帝國榮光，陷入一場殘酷而曠日持久的殖民戰爭。正是在這樣的戰場上，一位沉默寡言、紀律嚴明的青年軍官——法蘭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逐漸從一名中尉成為西班牙軍界冉冉升起的明星。

　　這一節將聚焦於佛朗哥如何透過摩洛哥戰事建立軍事威望、養成其「紀律主義」與「反叛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並分析殖民戰場如何成為佛朗哥政治人格與領袖風格的搖籃。

一、殖民帝國的末路與北非戰場的開啟

　　十九世紀末，西班牙因美西戰爭敗於美國，失去古巴、波多黎各與菲律賓，淪為「歐洲落敗帝國」。在帝國遺緒尚未完全解體之際，西班牙將國族榮耀與軍事重建寄託於北非殖民計畫——特別是與法國共同「保護」的摩洛哥里夫地區。然而，這並非一場正義之戰，而是一場對抗當地柏柏人部族的血腥殖民鎮壓。

　　摩洛哥戰爭具有雙重意義：對政權而言，是恢復軍隊信心與帝國象徵；對年輕軍官而言，則是軍事晉升與建立聲望的最佳跳板。1912年，佛朗哥自托萊多陸軍學校畢業後，便志願前往摩洛哥服役——這個選擇，對他未來政治生命至關重要。

二、佛朗哥的戰場表現：冷酷紀律與服從體系

　　1912至1927年間，佛朗哥數度進出摩洛哥前線，在極端艱困的環境下迅速累積戰功。與其他軍官不同的是，他並不以衝鋒陷陣聞名，而是以極高的紀律、對命令的絕對服從與冷靜的戰術判斷，贏得上級與同袍的尊重。他不抽菸、不酗酒、不談戀愛，生活近乎苦行僧，被戰地士兵稱為「小聖人」。

　　1920年，佛朗哥被派往指揮西班牙外籍兵團（Tercio de Extranjeros），這支模仿法國外籍兵團而組建的部隊，成為日後法西斯政權鎮壓內部的核心武力。佛朗哥在此時建立了與未來政變軍官的深厚人脈，也訓練出對「榮譽、紀律、服從」的軍事文化信仰。

　　他最重要的一場戰役，是1921年里夫戰爭中的安努瓦勒大敗後的收復行動。該役中，西班牙損失逾一萬名士兵，全國震驚；但佛朗哥率領外籍兵團進行反攻，成功保住若干重鎮。他因此於33歲晉升為將軍，成為西班牙史上最年輕的將官。

三、軍隊與佛朗哥政治性格的養成

　　摩洛哥戰場不只是佛朗哥軍事升遷的舞臺，更深深塑造了他的政治人格與世界觀。這段經歷讓他形成了以下幾個核心信念：

　　．民主是混亂的代名詞：摩洛哥戰事期間，西班牙本土因政黨內耗與左翼運動陷入動亂。佛朗哥逐漸認定，議會政治無法解決國家問題，唯有軍人才能恢復秩序。

　　．國家命運應由少數菁英決定：他相信，國族不該交由群眾或工會操縱，應由訓練有素、忠誠紀律的軍人引導。

　　．暴力與秩序是必要手段：在摩洛哥，佛朗哥學會了如何以最少成本維持最大控制。他對處決叛兵毫不手軟，並推崇「震懾式穩定」（stability through fear）的治理方式。

　　．宗教與軍事同為精神支柱：佛朗哥經常將軍人道德與天主教義結合，認為軍人乃上帝意志的執行者。

四、從戰地將領到體制中堅

　　回到西班牙本土後，佛朗哥被迅速納入王室與保守派的權力體系。當普里莫．德．里維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在1923年發動軍事政變並建立軍人獨裁時，佛朗哥並未公開表態，但獲得重用，被任命為軍事學校校長，實際參與國軍重整。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後，佛朗哥雖未立即反對共和制度，但對左翼改革深感不安，特別是軍制改革與反教會政策。他選擇以低調方式退居二線，等待時機成熟。正是在這段時期，他與一批軍中保守派逐漸形成「等待中的國家派」，他們認為民主終將崩潰，而軍人必須準備接管國家。

戰場上的「佛朗哥主義」胚胎

　　佛朗哥的摩洛哥經驗，是他軍事威望的來源，更是其威權思想的養成土壤。在殖民地戰場，他學會了以紀律克服混亂、以暴力創造秩序、以服從換取榮耀。這些信念日後成為其統治哲學的核心：反民主、反多元、反妥協，而擁抱軍事、宗教與國族作為統治的三大支柱。

　　這位年輕軍官尚未發動政變，但他的思想與人脈，早已在非洲戰場埋下了西班牙法西斯化的種子。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聚焦於三位極權人物的抉擇與命運，透過歷史實例深描極權體制如何滲透社會、操控民意，並揭示在極端環境中，人們如何面對誘迫與抗爭的兩難。作者從制度變遷、群體心理與語言操控等角度出發，引導讀者思考現代社會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這不只是過去的回顧，更是一場關於自由與責任的當代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