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方法: 歷史中國的秩序變動與文明交錯 | 誠品線上

思想與方法: 歷史中國的秩序變動與文明交錯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中國之為中國，乃是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多重形勢與觀念形塑的後果。今天，在全球格局複雜變動的語境下，深入理解這些形勢與觀念的形構過程，對於重建中國人的精神根基與文化譜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本書為第四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論文結集，圍繞“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一主題，葛兆光、歐立德（Mark C. Elliott）、汪榮祖、寶力格、馮錦榮等16位中外知名學者展開熱烈討論，試圖站在全球史的框架，回溯特定的歷史過程，重新定義“甚麼是中國”，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中國歷史與文化。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主編方維規上海外國語學院77級德語系本科畢業，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德語系中德聯合培養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國學習和工作，獲哲學博士學位和德國教授學位，先後在特利爾大學、哥廷根大學、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2006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12年度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入選者。主要從事中西比較詩學、比較文學、概念史、文學社會學、海外漢學研究。出版德文專著五部，中文專著二部，編著二種，譯作四部（中譯德，德譯中），主要有《20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論稿》《文學話語與歷史意識》《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什麼是概念史》《歷史的概念向量》 ；另發表論文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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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目 錄敘言：“中國”意識的歷史構成方維規歷史中國之“內”與“外”——有關“中國”／“周邊”概念的再澄清葛兆光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甚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t） 黃雨倫譯“賤內”的本位思考——簡評葛兆光教授的演講[英]寶力格（Uradyn E. Bulag）“中國”何以成爲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汪榮祖附錄一：叩歷史而求“中國”——對話與評論紀錄郭文瑞 柏奕旻化之內外與古代中國之內外甘懷真中華文明的價值特質——兼論“中國”的“內”與“外”馬戎天下、中國、內外、華夷——東亞歷史文獻所提供的一些思考[新加坡]李焯然朝鮮後期的中華意識與華西學派的《華東綱目》刊行意義[韓]崔溶澈中華帝國對西域邊疆地區的管理[俄]波波娃（Ирина Ф. Попова） 柳若梅譯在清史中尋找內亞的連續性羅新測繪東亞：以《東西洋航海圖》、《坤輿萬國全圖》及《皇輿全覽圖》爲中心馮錦榮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國的大一統話語重構——以《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四裔考、象緯考》的幾個問題爲中心[美]趙剛我看“新清史”的熱鬧和門道——略議“新清史”語境中的中國、內亞、菩薩皇和滿文文獻沈衛榮中國是怎樣成爲現代國家的？——國家轉型的宏觀歷史解讀[美]李懷印“主權”的形成：20世紀初期之中國與西藏、蒙古[日]岡本隆司自我超越，大國擔當：論蒙古在中國人自我意識發展中的新位置[英]寶力格（Uradyn E. Bulag）論“民族”“Nation”與“中國”：Nation是意識構造方維規附錄二：沿內外以尋文明——學術論壇實錄郭文瑞 柏奕旻附錄三：中國傳統史學的挑戰與反應汪榮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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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 敘言：“ 中國 ” 意識的歷史構成
方維規
中國之為中國，乃是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多重形勢與觀念形塑的後果。 今天，在全球格局複雜變動的語境下，深入理解這些形勢與觀念的形構過程，對於重建中國人的精神根基與文化譜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從長時段脈絡來看，“中國”意識的凸顯，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以降王朝政治與內外民族關係深度重構的結果。朝代邊界的變動與更替，秩序的破壞與重建，文明的交錯與容受，無不對原有意識結構形成衝擊。在此意義上，內／外，中心／周邊，文明／野蠻，普遍／特殊等二元對立的自我認識範疇，都須回置到特定歷史過程中重新考量。只有通過這種知識考古，才能深入整理“中國”作為不斷變動的秩序與交錯的文明之歷史內涵。事實上，如此一脈相承的問題意識，已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顯然，傳統的中外交通史、民族史、邊疆史、政治史研究，囿於單一的學科意識，無法在整體上應對知識論層面的挑戰。因此，只有充分整合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地探索創造性的學術生產方式，理解“中國”意識的歷史構成。
為了共同探討這一核心議題，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於 2016 年 10 月 22 — 23 日舉辦第四届“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會議主題為“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會議邀請葛兆光和歐立德（Mark C.Elliott）等 16 位中外著名學者，共同研討相關理論議題和方法實踐。議程分對話和論壇兩個部分。在對話部分，葛兆光和歐立德兩位先生分別就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或“帝國”等諸多熱點問題展開討論，凸顯其鮮明的問題意識。寶力格（Uradyn E. Bulag）和汪榮祖兩位先生從各自的學術視野出發，評說了葛、歐二者的演講，其中不乏機智的鋪陳、清晰的困惑、坦率的交流，或者是直截了當的質疑。另外，兩位對話人也對一些存在爭議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這一切都很符合會議組織者的期待，其明確目的是為各種觀點的交流、對話甚至衝撞提供一個平台。偌大的會場中聽衆密集，自然也透露出熱切的期待。
持續多年的“新清史”紛爭，似乎早已為這次會議預熱。歐立德是美國“新清史”的領軍人物之一，汪榮祖則是“新清史”的堅定反對者。不少人莫非只是衝着“新清史”而來，彷彿早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畢竟是首次擂台，近五百名聽衆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應該很能說明問題。歐、汪二人素未謀面，但如汪榮祖所說，他們早有神交，了解彼此截然相反的立場。這次能够當面鑼對面鼓，自然都是有備而來。其實，按照會議的本來設想，“新清史”問題並非主調，或曰只是議題之一，最後卻貫穿會議始終，常見暗流湧動，或旁敲側擊。既然如此，也不能說是壞事，何况“新清史”本來就與“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個議題密切相關。對話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能够激發對於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如沈衛榮根據自己在會上的一個簡短發言，斷斷續續用了將近一年時間，寫成頗為精彩的三萬餘言長文《我看“新清史”的熱鬧和門道》，實為這次會議的可喜成果之一。而汪榮祖、趙剛、沈衛榮、李懷印、羅新等人的論文，或詰問或商榷，或從各自的研究材料和視野出發，都直接或間接涉及“新清史”的相關議題，且不乏值得稱道的新見。
寶力格聯繫 1980／90 年代的那場關於“日本人論”的大討論，提出我們這個會議可被視為那場討論的中國版本，譽之為“中國人論”，其原因是“崛起後的中國需要有新的認同表述”。他的這個聯想或解釋，當出於特定思考，但肯定不是我們舉辦這次會議的初衷。若看葛兆光的演講題目，會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彷彿這次會議的主旨是為他量身定製的。我們知道，他曾推動過一個“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課題；與之相伴的是他人的一個明確質疑：何謂“周邊”？顯然，他晚近關於“歷史中國的內與外”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此前立場的揚棄，其邏輯起點是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亦即“周邊”的變動不居。此時，一個更大的問題自然會被提出：甚麼是中國？也就是究竟應當如何定義“中國”。在葛兆光看來，中國歷史上共有三次關於“中國”概念的大討論，而第三次正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此看來，寶力格對於這次討論的“中國人論”定位，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或者說是很自然的。不過，其原因不僅是中國的崛起所引發的認同需求，更有一些隨之而來的麻煩和難題，如民族問題、領土問題等；當然，還有歷史中國是否是“帝國”的問題，以及近代國家形成之經典理論中流行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演進範式是否適合於中國的問題。
“‘中國 ’ 何以成為問題？”— 這是汪榮祖的發言題目，他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進行商榷；文章雖短，卻是一篇檄文。或許鑒於“新清史”話題和研究路徑不少人已經知道，歐立德在其演講中，似乎有意避開“新清史”中的具體論題，他的論題設置就很巧妙、機智：“當我們談‘帝國 ’ 時，我們談些甚麼？”一方面，他相信彼此交流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深知並直言對話的困難！他不認為我們在內與外的問題上能有統一的看法，這將是一個永無休止的爭論，因此，他不願談論歷史中國的內與外，而是指出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內與外。不用說，他在外，但他不客氣地說：出生地是偶然的，這並不賦予某個人或某個群體以特殊性，不意味着誰更有接近真相的特權，過去對今天所有人來說都是異邦。因此，他在該文中重點談論了歷史研究中的語言、方法和概念；言下之意，中國史學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在他看來，關於“新清史”的爭議，或如他同葛兆光對於“帝國”“漢化”概念的不同看法，與其說是如何解讀歷史事實的分歧，毋寧說是話語差異。我們不僅要準確把握史料，還要重視語言和概念，這樣才能使雙方在同一個層面上討論問題。歐立德所理解的“新清史”，或把清朝作為“帝國”的研究方法，明顯受到新近西方史學界之“帝國轉向”，即全球史視野中的“新帝國史”研究的影響。他認為在全球史的框架中討論中國史，不但有益於中國史研究，亦能對全球史有所貢獻。無論如何，歐氏所强調的世界眼光和比較方法是可取的。另外，在會議討論過程中，歐立德對一種現象亦即批評“新清史”時出現的一個問題表示不滿，即不假思索地把某個學者的個人觀點歸於“新清史”學派。他强調“新清史”只是一個“虛體”，
其內部觀點絕非如出一轍。這一提醒當然也是中肯的。
葛兆光强調指出，“疆域”“民族”“歷史”是論述歷史中國之內與外的三個關鍵詞，而“內”“外”在中國歷史上常會換位，即所謂變動的秩序。縱然地理上在外，也可以成為中心，如李焯然、崔溶澈所論述的越南或朝鮮的“小中華”思想，即中國周邊的民族或國家自認“中華”的意識：明清鼎革時期，朝鮮人視女真為“野人”、滿清為“胡虜”。他們很自信地認為，滿清入主中原，正統中華文化在清帝國已蕩然無存，只在朝鮮延續命脈，這種“小中華”思想在朝鮮後期持續三百多年之久。崔溶澈的論文詳實敘寫了朝鮮後期士人堅守中華思想，編纂《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華東綱目》），張揚“尊中華，攘夷狄”和“衛正斥邪”的主張。不過，那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春秋大義”歷史觀，更是朝鮮自主、自尊的民族主義，體現出華西學派反抗滿清、日本和西洋勢力的正統觀和華夷觀。李焯然的《天下、中國、內外、華夷》一文，先以明代大儒邱濬的《世史正綱》為例，論述中國史家的天下、內外觀，然後考察東亞歷史文獻、尤其是越南史籍，如甚早論說“中國”“華夷”問題的吳士連著《大越史記全書》，以及其他相關著述，以揭示域外史籍中的“中國”“華夷”觀，亦即域外士人如何解讀“中國”“內外”“華夷”等概念。中國傳統的華夏與四夷觀念，對周邊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但“中國”並非華夏民族所獨有，作為天下或政治中心，“中國”一詞亦見諸域外史籍，以華夷觀為核心的歷史觀在越南史籍中頗為普遍。越南雖在文化上受到儒家思想影響，但在政治上對中國政權時有譴責，早在宋代就時常否定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甚至視之為“北寇”“賊”或“夷”，將“中國”觀念據為己有。尤其在滿人統治中原之後，在周邊民族眼中，
華變為夷，夷變為華，中心改變，“中華”旁落。日本以“中國”自尊的時間更早，在 8 世紀就有人稱朝鮮為“近藩”、唐為“遠藩”。後來，日本自稱中國、華夏之事常有發生。清朝取代明朝，這在早有小中華思想的日本儒者眼中實屬中國“失格”，中華已淪為夷狄，華夷關係易位，唯有日本有資格成為中華。這便是林春勝、林信篤父子整理成冊的著名《華夷變態》之成書背景。山鹿素行在其漢文歷史著作《中朝事實》（1669）中，也號稱日本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他以日本為世界中心，稱日本為“中華”或“中朝”。
若說“華夷變態”思想體現出的是周邊民族和國家對中國中心秩序的批判，且主要緣於政治理念和文化認同，那麼，元代以降的蒙古對於中國的“內”與“外”而言，則是另一番景象。寶力格在評論葛兆光關於變動的“周邊”的思考時，對滿洲人的征服所分割的外蒙古和內蒙古，由此產生的“內”與“外”的變化，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也就是以蒙古的“內”與“外”來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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