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修訂第3版) | 誠品線上

Clans and Society in the Song Dynast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宋史大家黃寬重教授六十載研究集結砌磚夯土，再構南宋半壁山河相較漢、唐武功盛世，南宋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代被貼上了「積弱」的標籤。所謂「半壁山河」，除了是相較北宋而言喪失大片國土的直述句，更隱含南宋是據守南方的「殘缺政權」之意。在此觀點下，南宋被視為庸碌腐化、委屈求存的朝代，直到當代學界以「背海立國」視角重新審視南宋歷史後，才逐步翻轉「半壁山河」的意義。黃寬重教授近六十載的學史生涯，以「再構南宋半壁山河」為畢生志業。藉爬梳整理史料，穩健紮實地探索、重新認識南宋的面貌。此套研究彙叢以「半壁集」為名，黃寬重教授除了希望畢生研究能翻轉讀者對南宋半壁山河的負面刻板印象外，也期待學界持續在南宋史研究領域砌磚夯土，攜手構建南宋的半壁山河。《半壁集》收錄黃寬重教授多年來發表的期刊論文與研究成果，並依主題分冊編輯出版，包括「家族與社會」、「地方武力」，並預計陸續推出「文獻整理及其價值」、「東亞地緣政治角力」、「政局變動的戰、守、和博弈」、「為學基本功」、「知人論事」等冊。「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首談墓誌史料價值和限制，及與家族史研究之關係；進而由個案研究出發，探討浙江四明及江西地區，六個著名士人家族的興衰與社會關係演變。最後跳脫個案研究的框架，進一步說明宋代家族發展成敗的要素，並對長久以來關於宋代社會究竟是「流動性」或「封閉性」的爭議，提供新的看法。 作者透過傳世文獻、出土墓誌資料，結合近人研究成果，掌握宋代士人家族，特別是南宋江南家族的發展脈絡，及其人際網絡與社會關係，方便讀者理解宋代士人家族發展樣貌，更進一步了解士族在中國近世基層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黃寬重1949 年生，臺灣宜蘭人。國立中興大學文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韓國漢城大學訪問學人。專研宋史，著有《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政策‧ 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等專書，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論文百篇，已輯成《南宋史研究集》、《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宋史叢論》、《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四書。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國家圖書館館長、長庚大學講座教授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日本東洋文庫海外名譽研究員等職。曾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劉子健推薦序略論南宋的重要性總序砌磚夯土再構半壁山河修訂三版序宋代家族研究再出發——自身經驗的省思修訂二版序序緒言第壹篇墓誌史料與家族史研究第一章近五十年中國出土宋人墓誌史料第二章墓誌史料的價值與限制——以兩件宋代墓誌資料為例第貳篇四明家族群像第三章發明本心——袁氏家族與陸學衣缽第四章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圈與鄉曲義莊的推動第五章真率之集——士林砥柱的汪氏家族與鄉里文化的塑造第六章洛學遺緒——高氏家族的學術與政治抉擇第參篇江西家族群像第七章鄉望與仕望——厚經營的張氏家族第八章武功與文事——程氏家族由族而家的發展結論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附錄南宋兩浙社會流動的考察後記參考書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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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一、前言
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個人成長和政經發展的基石。三十年來，宋史學界關於宋代家族研究的成果相當豐碩，然而這一專題研究發展歷程頗有轉折，掌握其變動的軌跡，既有助於更完整地瞭解宋代歷史的發展樣貌，也可以一窺當代史學研究的脈絡。
本人在探研南宋歷史的過程中，因特殊的機緣，認識家族在南宋史研究上具備的學術價值，開啟家族的專題研究，甚至連絡學界同道，共同耕耘此一園地，獲致若干成果，揭示其學術意義，其後也有轉移與延伸。在推動、參與及轉變的過程中，體悟學界研究變遷的實況。如今已逾古稀之年，自知已無精力繼續探研，但仍關切其發展，是以雅願以自身與同道經歷研究轉折的經驗，淺析此一議題的研究發展歷程，祈有助於學界認識其轉折過程，做學術史的見證。
二、早期研究歷程
上世紀中期，當臺灣正處於風雨飄搖的艱困年代，我出身於偏鄉弱勢家庭，因父兄支持，而有幸得以循序接受正規教育，但受限於匱乏的教育資源及魯鈍的資質，不僅難以精確掌握傳統古籍，更因外語能力不足，無法獲取外國資訊；加上高中時期熱心社會服務，荒忽課業，辜負父兄期待，致只能考上剛成立的中興大學歷史系。彼時創業伊始的文學院，各項資源遠遜於農、理、工學院，專任師資嚴重不足，除了系上新購若干套傳統古籍外，外文書刊寥寥可數。如此僻塞的學習環境，只能片段、零碎地吸收學術新知，對當時流行的方法、理論及解釋觀點，僅是一知半解。我們仍循著傳統的治史習慣，循序漸進，幸好創業時期不少老師不辭辛勞，熱心指點，讓我們對治史的基本工夫、史識和方法，有原則性的把握。
對我來說，有緣受教於兼長文史的孫克寬（1905–1993）教授，深刻影響學史的人生。孫教授是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專長領域為唐至元代的道教及宋金元士人與文化活動，學術成就享譽學界；他熟讀宋金元文集，從典籍的版本源流到文獻內容，都能細緻解析。他也是詩人，尤其擅長以詩證史，從詩文解析人物與世變之間的關係。雖僅半年的從學，但我熟讀他所有著作，深切體認到如何透過剖析典籍文獻，去理解人物的心境，及時局遞變對人物的衝擊；更在撰寫報告的訓練中，對傳統的治史技藝有深刻的理解，並體悟到優游古籍、尋找議題的樂趣。
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是我學術成長的重要階段。我在中興大學，雖初嘗學史滋味，但身處文風不盛的校園，資訊閉塞，孤立自學，難有寸進；臺大校園則全然不同，研究所的同儕無不視野開闊，胸懷大志，系內老師均為學識淵博的碩學名儒，同學之間論學辯難的風氣甚盛，讓我大開眼界，自嘆不如。此時社會經濟史研究風行，各種理論、觀點及方法均引進臺灣的史學界，對來自偏鄉、外語能力不足的我，衝擊尤大。但自知學識不足，很難對新領域開展研究，是以裹足不前，只能選擇被學界視為冷僻、傳統的研究方式；透過留存的文集，認識人物的成長背景、人際關係及具體政治社會環境的互動等。我以此一承襲自孫克寬老師的技藝，進行專題研究，卻有幸得到王德毅（1934–2024）和陶晉生兩位老師的接納，成為他們的學生。陶老師強化我對金史、宋金關係的認識及研究方法的把握，王德毅老師則嫻熟宋元文集，且對編纂年譜著力尤深，所撰《李燾父子年譜》當時即被譽為經典之作；他更以此為基礎，進而撰成〈李燾評傳〉，深度展現人與環境的關係，以及李燾撰史的脈絡。這樣的研究風格與治史路徑，與孫克寬老師相近。我既無法利用新的方法、理論，遂循著王老師的模式，從撰寫寧、理二朝事蹟顯著的文臣與武將──程珌（1164–1242）、孟珙（1195–1246）的年譜入手，學著從文集、史籍中蒐集、整理資料，梳理時序、考辨真偽，以確定傳主生平事蹟；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掌握內外時局變動，以及傳主的人際關係，將人與家國關係緊密連結，期能具體地認識時政的發展脈絡，並了解傳主的角色與地位。
基於興趣和能力，當不少同學熱切學習西方學界流行的各種理論和方法，探討社會經濟史的議題時，我則擇定晚宋軍政為研究主軸，尤其關注對外關係下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問題。儘管這時軍政研究已是冷門議題，況且在雜蕪的南宋文集和史籍中爬梳整理史料，極為費神，但興趣所在，促使我鎮日在研究圖書館和文學院聯合圖書室的成套叢書中閱讀史料，尋思將之串聯成有意義的研究課題，終能順利撰成論文、通過口試，並僥倖錄取博士班。
進入博士班後，我仍聚焦南宋史，並循著既有研究模式，透過閱讀文集、爬梳史料，尋找議題。我選定受宋朝與金蒙和戰關係影響最深、被南宋朝廷稱為「義軍」的武裝移動人群為題，期能對整個南宋史有更全面的掌握；同時也關注夾在宋、金、蒙三國之間的高麗政權，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局勢、維繫經貿往來，期能對12、13世紀變動頻繁的東亞國際關係，有更深刻的認識。透過這些宋朝以外的研究視角，再回過頭來把握宋人及宋廷的對應方式，期能跳脫單一角度的觀察，有助於更完整地掌握南宋立國之道。
可以說，從1970到1990年代的二十年間，逐漸邁入不惑之年的我，雖也參加不少學術活動，甚至出國進修，學習許多新穎的理論與觀點，視野更為開闊，在方法上也有所精進；不過泛覽群籍、深入解讀，仍是我持之以恆的不二法門。且從研讀史料中，我理解到歷史人物成長與時空環境的關係，及藉由社會網絡所編織出的人際關係，是相互串聯、交織而成的。這種多重互動的關係，有必要從多個層面加以探討，再進行整合理解。若只從單一的角度，或固著於特定的領域，固然可能深度挖掘、解析，提出有創獲的論點，但很難對相關問題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基於這一認知，這段期間我所撰寫的三本專書，包括《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臺大文史叢刊，1978）、《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1988）、《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均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2002），雖都環繞宋、金、蒙軍政關係，彼此有所繫聯，卻是各自獨立的議題。同一時期所撰寫的四十餘篇論文與書評，則分別聚焦於宋與高麗的關係與文物交流，以及典籍文獻、版本與史料價值的討論，其後集結成《南宋史研究集》（1985）、《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1990）、《宋史叢論》（1995）等三本論文集，由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這些專書或論文，探討的主題及其學術價值雖然各異，都是我循著孫克寬、王德毅老師的路徑，在爬梳宋元典籍的過程中蒐羅、發現的議題，被視為是以傳統技藝治史之道，和當時國際或臺灣史學界流行的熱門議題，欠缺聯結。
三、發現與啟動家族研究
1981年，是中央研究院發展的關鍵時刻。這一年中央研究院所提的「五年計畫」獲得通過，在政府支持下，各研究所獲得充裕的研究經費，能夠晉用研究人員、規劃學術議題，具體推動具開展性的研究計畫。我是兩年前入所，得以躬逢其盛。時任所長丁邦新（1936–2023）積極籌畫全所學術發展大計，商請赴美多年的我的老師陶晉生教授返臺，主持他所規劃的「中國近世社會構成」的研究計畫，囑我參與推動；我遂暫時擱置與宋、金、蒙對外關係與軍政課題，將研究視野移向宋代社會的組織型態。我試圖透過學界正聚焦討論的中國社會流動議題，加以重新檢討，以認識宋代社會構成。有鑒於前輩僅以《宋史》所列人物傳記為對象，討論北宋統治階層的社會流動，說服力較為薄弱，我遂決定以科舉繁盛、資料豐富的南宋兩浙路為題，探討南宋的社會流動。除了《宋史》列傳外，更大量利用南宋及元初文集、金石、方志、進士題名錄、館閣錄，兼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所列人物等眾多文獻，共蒐集到5,644位人物資料。不過由於資料量過於龐大，內容更為繁雜，以傳統的方式逐一梳理，耗時費神，況且自身未接受統計、量化的專業訓練，因此僅能將這些數據依人物分類，以入仕途徑、進士分期比例，及各府、州、軍錄取分布情況列表呈現。耗時二年，雖傾心專注，企圖利用龐大數據，提出創見，但限於學養與學力，無法撰述成書，僅提出三點觀察意見，並整理成一篇概括性的論文〈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發表於《興大歷史學報》創刊號（1991年2月）。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深切感悟到史學涉及的專業，各有堅實的學理及方法，僅憑傳統技能，無法妥善處理複雜的資料，只能以數據來印證或補充前人的成果而已，更遑論提出有創見的觀點；這充分暴露我自身學養的侷限性，於我個人而言，可謂研究歷程中的一次挫折。
雖然我在探討社會流動議題的過程中挫折感很深，卻意外發現「家族」是一個值得探究、具有研究潛力的議題。引發西方學界探討宋以後社會流動的因素之一，是科舉功名帶來的個人社會地位改變，但似乎過於重視其影響力，且以大量參與考試者家世出身作為論證的基礎，卻鮮少關注政策引導下，個人與家族的因應策略，以及科舉對家族發展的影響。我在研究南宋兩浙路的過程中，發現如果依照前輩所訂的標準，南宋仍有不少累世任官的大家族，這種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索。我也同時觀察到，早期學界研究宋代的家族，較偏重家族組織制度及家產、家規等，但疏於探討家庭、家族如何因應朝廷訂定的科舉功名政策，以及造成家族興衰的因素。形成此一偏向的原因很多，可能既與宋代缺乏完整可稽的族譜有密切關係，加以宋代典籍文獻極為豐富，卻又相當分散，要在梳理雜亂的個別傳記資料後，串聯眾多具血緣關係的人物，進而形成對家族發展狀況的全面認識，並不容易，是以限縮了研究空間。
我因長期利用宋元文集，對文集各文體、文類及其內容認識較深，雖然研究議題的性質，較多利用奏議、書信資料，但在編纂年譜及涉及人際關係的研究過程中，均需熟讀行狀、墓誌銘、神道碑等人物傳記資料，對個人與家族親屬、姻親等關係亦多涉獵。而在研究兩浙路社會流動的過程，發現四明地區有不少累代為官且關係密切的家族。有感於利用個人傳記進一步梳理家族發展關係，較諸探討社會流動更為得心應手，因此向陶老師報告後，將研究重點轉向家族。首先閱讀袁燮（1144–1224）、袁甫父子的文集，並蒐集整理方志、筆記等相關資料，撰成〈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一文，作為「中國近世社會構成」研究計畫的結案報告，並於1990年7月中旬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的國際會議發表。同時，我的老師陶晉生和同事柳立言也分別提交相州韓琦（1008–1075）家族和真定曹氏家族的論文，讓「家族」無形中成為探討中國近世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此次會議的論文集於1992年由中研院史語所出版。
會後，我們發現宋代家族是一個具擴展性的研究項目，值得聯絡宋史同道組成團隊，開展一個中型的研究計畫，實質促進研究討論風氣。幾經商議後，遂由我和柳立言教授聯絡九位美、中、日學界同道，以「宋代的家族與社會」為題，向蔣經國基金會申請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此時，中國大陸宋史學界正穩健發展，兩岸也正開展交流，透過計畫執行，可以加強溝通、學習、砥礪，共蒙其利，因此特別邀請胡昭曦（1933–2019）、王曾瑜、朱瑞熙、張邦煒、鄧小南、包偉民以及臺大的梁庚堯、日本的佐竹靖彥、美國的馬伯良（Brian E. McKnight, 1938–2021）等人，加上旅美的陶晉生老師，組成跨國研究團隊，希望充分利用史料，以個案為例，從不同角度探討宋代科舉功名政策下，家族興起與發展的不同面向。對於計畫的名稱，我們並未細思，而是接續先前以探討宋代不同「家族」的論文為範例，提出申請。其實，社會學界、人類學界針對如何界定「家庭」、「家族」和「宗族」已有很多討論，意見也不一致。我對社會學、人類學相關的討論、定義和理論相當生疏，僅有粗淺的認識，未能深切掌握。反而是成長的時代環境和傳統文化的影響，使我對家族的感受最為直接且深刻。
我出生於宜蘭偏鄉，自懂事以來，就強烈體會家族的傳統對個人和家庭的影響力。譬如雙親在我出生前，即因析產而被迫搬離祖厝，一家人到蘇澳寄居於堂姑安排的簡陋房宅。但家父是長子，祖先神位隨同我們搬到蘇澳，因此每逢重大節慶或先祖忌辰，叔父和堂兄弟都要挑著祭品從宜蘭來祭拜。我們的祖墳有三處，清明祭拜掃墓，則按照房支親疏，分流到各處灑掃祭拜，清楚反映族人之間的關係與分際。至於婚喪喜慶的各項禮儀規範與禁忌，乃至不婚的對象，都要遵從族規，並非我的父母可以決定。高祖以下各房支，不論是否同居，都是族人，有彼此共遵的禮俗和稱呼分際。族人以外同姓者，統稱為同宗；但黃姓是大姓，人數很多，並不視姓黃者都為同宗；我是漳州詔安的客家人，我們認定為同宗有二項標準，一是冬至不煮湯圓祭祖，二是過年時門牆掛上桃符。我從小經歷的大小事務，均受族規和禮儀的規範，對家族的性質印象深刻。而這主觀的觀念和我的老友、人類學家陳其南的研究正相契合，因此很自然地將研究計畫稱為「家族」。
計劃執行期間，我曾以四明袁氏家族的論文，供大陸同道參考，建議個案研究也是可行的方案。之後，我則選兩個地區進行研究，一是典籍資料相當豐富，而且仕歷顯赫、彼此關係密切的四明家族，以個案方式探討；二是鄱陽湖畔的地區家族，此地典籍資料固然不及四明、江南，然我於1991年在哈佛大學哈燕圖書館，看到陳柏泉主編的《江西墓誌選編》（1984年出版），發現許多家族的墓誌資料，極有研究價值，卻未被利用，值得整理，也可以與四明地區比較。在袁氏之外，我總共研究了五個家族、六篇論文，包括〈科舉、經濟與家族興替：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 〈宋代浮梁程氏家族的興替〉、 〈宋代四明樓氏家族的興衰歷程〉、 〈人際網絡、社會文化活動與領袖地位的建立──以宋代四明汪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 〈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 〈家族興衰與社會網絡──以宋代的四明高氏家族為例〉。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計劃於1996年召開「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共提交十四篇論文，其中本計畫的成員共提出十篇論文，除柳立言、梁庚堯、佐竹靖彥和馬伯良外，皆為討論單一家族的個案研究。其他與會者包括蕭啟慶（1937–2012）、劉錚雲和賴惠敏三位教授，分別提交宋、元、清代的論文，論文經審查後，於1998年6月出版《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是本計劃的成果，被譽為「宋代家族研究具典範性的論著」。 從而引領了宋代家族研究的風潮，據馬雪、吉成名的統計，自1991年起的15年間，中國大陸學界共發表了80餘篇論文，「從過去的十分單薄，走向全面繁榮」。 粟品孝更指出這些家族研究的取徑「明顯受到上舉黃寬重研究四明袁氏家族一文寫作方式的影響，都是側重家族本身的興起、發展、遷徙和衰落過程，以及經濟、教育、婚姻、家風等方面的探討，只是根據家族不同個性而各有側重而已」。
從上述為數頗豐的研究成果，顯見宋代家族受到學界的重視。早期研究宋代家族偏於組織制度的靜態描述，可利用的資料既有限，且不易和時勢環境有動態的結合；我們所提的研究計劃既能和學界重視的社會流動議題相呼應，彰顯宋朝推動科舉功名政策的價值，更能看出政治與社會經濟變動下，家族發展的策略和影響因素。更重要的是雖然宋代族譜資料不多，但文集、史籍及出土墓誌文獻中，留存大量生平事蹟可稽的人物傳記資料，易於彙整，以觀察家族發展變化中的關鍵因素、各自的特色，進而了解宋代家族與社會的關係。相較於其他研究議題，資料既易於蒐集，容易提出見解，也是訓練初學者研究入門的好方法。況且參與本計畫的中國大陸學者，都是宋史學界聲譽卓著的傑出研究者，從不同的專業和視角，揭示宋代士人家族的多元發展，不僅論文的學術品質精良，更在他們的努力下，訓練不少優秀學生，這也是家族研究發展呈現榮景的有利因素。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作者透過傳世文獻、出土墓誌資料，結合近人研究成果，掌握宋代士人家族，特別是南宋江南家族的發展脈絡，及其人際網絡與社會關係，方便讀者理解宋代士人家族發展樣貌，更進一步了解士族在中國近世基層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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