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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 of Fox: 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狐狸在中國歷史的形象是曖昧不明的，在文人的筆記、傳奇故事與地方志記載中，牠有時化作年輕貌美的女子，以色誘人；有時是白髮老翁，看似飽學之士；有時為禍害；有時卻能施行法術行醫助人，叫人無法捉摸。老百姓對其又愛又怕，要不敬而遠之，要不就是小心翼翼地祭拜牠，供奉狐仙的信仰因而漸漸形成……。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目前任教於美國卡奈基美崙大學。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的民間宗教，主要關注的議題在於性別與權力的形塑、與性別在現代民間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書為她的第一本著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目前就讀於博士班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英文版謝辭 中文版謝辭 地圖：二十世紀初中華帝國全圖 導論 第一章 中國早期傳統中的狐仙 第二章 狐仙與狐仙信仰的擴散 第三章 狐精與家庭祭祀 第四章 狐精與靈媒 第五章 狐精與地方信仰 第六章 狐精與官員 結論 譯後記 注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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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一章 中國早期傳統中的狐仙
　　
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　　　　狐魅，不成村。」

　　這裡引唐朝文人張鷟（六五八∼七三○）所說的狐仙崇拜，在中國似乎已有千年之久。因為這段文字是在十世紀編成的《太平廣記》，八十幾條從漢代（公元前二○六年∼公元二二○）到宋（九六○∼一二七九）初間的狐精紀錄中找到的。本章要探討的是從古代到宋代，中國人對狐狸的看法。首先，筆者要追溯狐仙神話的源頭與其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預言的意義，以及分析大眾對狐精魔力的信仰和西王母傳說中，狐精形象的變遷。其次，筆者我要利用《《太平廣記》裡唐代的狐狸故事，討論狐精在晚唐社會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象徵意義。最後，筆者將利用正史、道教文獻、地方志和文人筆記，討論狐魅的驅除，以及政府和宗教人士壓制狐仙信仰的嘗試。狐精的形象在早期既複雜又常彼此矛盾，這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深遠。

魔神
以狐為兆
　　在古代中國的文獻裡，狐狸是許多動物中被當成象徵預警的動物之一。記載許多荒山、遠海、奇異動植物和傳說生物的《山海經》，介紹許多關於狐狸或像狐狸的動物之紀錄；牠們的出現，意味著戰爭和災難的發生。尤其是九尾狐：「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漢代的祕傳文獻記載，九尾狐並非吃人的野獸，而是吉祥的徵兆。據說，商湯即位和「東夷」臣服於文王的時候，都曾有九尾狐出現。一隻白色的九尾狐也曾出現在傳說中的帝王─大禹的面前。他時年已逾三十歲。白狐是上天暗示其將臨的婚姻，家族興旺和政治上的重大成就。記錄東漢（二五∼二二○）儒學者在朝廷討論學術的《白虎通》，對九尾狐代表的吉祥意義也有一番解釋：　

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後當盛也。

　　在此，狐狸被賦予了道德上的意義。據西漢（西元前二○六年∼西元六年）成書的儒家經典《禮記》所載，因狐狸在死時會將頭朝向其出生的巢穴，意其不忘本始，是仁德的模範。這是在告訴人們，應將奉行禮儀作為其精神上的依歸。九尾狐又更進一步和聖王之治及皇妃有關。這是強調皇妃於延續王室血脈至為重要，並要她們必須接受皇帝恰如其分的安排。此二者對於朝廷的長治久安至為緊要。這也暗示皇妃是造成皇室不和與國家災難的潛在來源。
　　六朝時期仍然延續用狐狸作政治預言的傳統。注《山海經》的晉朝人郭璞（二七六∼三二四），本身也是出名的預言家，著有一首聞名的＜九尾狐贊＞：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摽靈符。

　　這個時期的官方史家，對於釐清動物行為、自然現象和當前政治情況的相應之處興趣極大。在這些歷史中，狐狸和周代理想的聖王結合在一起，作為仁智之治的象徵。據報，東漢獻帝被廢，曹魏文帝登基之後，一隻披著赤紫色毛皮、身旁圍著數十隻普通小狐的大狐出現在甄城縣北（今江蘇省）。其尾長且多毛，有許多分叉，故被指為九尾狐。該狐，連同一紙即位賀詞，被當作賀禮送給皇帝。到了太和二年（四七八），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進行漢化統治，象徵吉祥的狐狸據說出現在華北各地，並被送進朝廷。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唐代，尤其是太宗（六二七∼六四八）發動玄武門之變，逼退高祖，即帝位之後。太宗於武德九年（六二六）八月登基。是年十一月，傳說鄭州出現黑色的狐狸。之後幾年，黑色和白色的狐狸，從全國各地被當成貢品送進宮中。這些記載強化了好兆頭的狐狸與聖王之治行於天下間的關係，也強化了用狐狸作為鞏固新政權的象徵意義，或四海歸心的證明。

狐狸的魔力：變身、著魔與性魅力
　　除了政治文獻中描繪的吉祥意涵外，狐狸還被認為是能夠變身與蠱惑人的妖魔。漢代小學家許慎（三○∼一二四）將狐狸定義如下：「妖獸也，鬼所乘也。」他認為那是狐狸與生俱來的特質，而且也和巫師的靈魂遊地府無法分開。漢代的醫學文獻更加確定這種形象。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兩份處方，對狐精致命一事指證歷歷。治療因狐精作祟而得的病，需念誦特別的咒文。
　　六朝期間，頌揚九尾狐的郭璞如下歸納了狐狸的各種特徵：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
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在這裡，狐狸承擔了薩滿、算命師、法師的角色，再突然位列仙班。年齡是得以變身的重要因素。一種長壽的動物可以從卑下的動物演變成人類，最終位列仙班。四世紀著名的煉丹術士葛洪（二八三∼三四三）清楚地說：「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獮猴壽八百歲變為，壽五百歲變為玃。玃壽千歲。⋯⋯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
　　一則唐代的軼事更進一步說明狐狸變身是相當廣為人知的幻術：「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另一則被疑為是親身經歷的故事，則詳細說明變身的法術是在月色下的荒塚進行的：

晉州長寧縣有沙門晏通修頭陀法。將夜，則必就藂林亂冢寓宿焉。雖風雨露雪，其操不易；雖
魑魅魍魎，其心不搖。月夜。棲於道邊積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蹌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樹影也，
乃取髑髏安於其首，遂搖動之。儻振落者，即不再顧，因別選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
綴，乃褰擷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盻，即成衣服。須臾，化作婦人。

　　利用髑髏變身，正好呼應許慎「狐為鬼之乘物」的說法。在中國的陰陽二元論裡，陰被理解成負面、幽魂、邪惡、女性和不潔的代名詞；陽是正面、神聖、正義、男性和純潔。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相信血肉為陰，骸骨為陽。即使到了近代，舉行喪禮的時候，人們仍然利用陰的元素，像動物的血和肉，以及陽元素的骨頭，混合在一起，引導死者的骸骨還陽，成為祖先，並因此確保多子多孫和家世延續。又在中國人的宇宙觀中，北斗七星乃高懸於崑崙山上。二者構成陰陽相合的宇宙中心，並決定宇宙秩序。唐朝以降，「七星步」（「禹步」）被認為是溝通天地人和結合陰陽的步法。這種步法通常在半夜舉行的道教齋醮儀式─「（禮）拜斗」時進行。狐狸、髑髏和墳場的夜半儀式，全和死亡與黑暗，也就是「陰」連結在一起。然而，在變身的過程中，狐狸和髑髏也形成了一種新的陰陽分化：狐狸代表的是陰，而其血肉則注入了代表陽的髑髏。藉由夜拜北斗、陰陽結合的儀式，在這期間，狐狸獲得生氣，變成人形。
　　然而，狐狸幻化成人形的魔力違背了自然宇宙的秩序，讓陽的力量提升到至高無上的位置，而將不可或缺的陰的力量降到次要的對立位置。藉由變身和魔力，狐狸通常能附身於人。如同幾則唐代的故事所說，狐狸會讓被附身的人產生幻覺，受害者會不自主地發瘋、胡言亂語、大笑和嚎啕大哭。人們認為，要治療為狐魅所祟的人，需以煙熏之。
　　人們也控訴狐狸是斷髮妖術的施行者。孔飛力（Philip Kuhn）在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妖術大恐慌的研究裡指出，中國人相信，髮辮若為邪巫術士剪去，將會失去自己的靈魂。巫師若在這些頭髮上施以厭勝之術，就能殺人，並役使這些盜竊來的靈魂。中華帝國晚期的妖術大恐慌，其來有自。一則東漢的故事敘述了某人在夜間殺了一條狐狸，翌日，前往牠的洞穴查看。他發現了上百束從人的頭上剪下來的頭髮。另一則漢代的故事則說，有人的頭髮為邪魔取去後，不久就失去他們的靈魂而死去。
　　狐妖使邪術的說法，偶爾會引起集體的恐慌。《洛陽伽藍記》中記載一則挽歌者孫巖之妻其實是條狐精的故事。她的狐狸尾巴露出、原形畢露，行將逃走之際，截走孫巖的頭髮。之後，洛陽有一百三十餘人的頭髮被截去：

初變為婦人，衣服靜妝行路，人見而悅之，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為狐
魅。熙平二年（五一七）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官方對於這個事件有不同的解釋。孫巖的故事發生在熙平二年（五一七）的五月到秋天之間。正史《魏書》記載一則類似的事件發生在太和元年（四七七），早孫巖的故事四十餘年：「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明文太后臨朝，行多不正之徵也。」接著，書中又記載熙平二年，京師發生的事：「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髮者，使崇訓衛尉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很明顯地，狐妖叫魂的行為被與太后的不正統治聯想在一起。但是，故事所載，強調的是孫巖懼其陽氣為狐精的陰氣攝去，損其性命；《魏書》則暗指太后的臨朝當政，褻瀆了帝系的至高權力，破壞了正常的陰陽秩序。
　　狐精為了與異性發生性關係，也能變身成俊男或美女。發生於四世紀「阿紫」的故事是典型的例子。故事敘述的是一個為女人所魅惑而被帶走的男人的事。當人們發現他時，見其形貌頗像狐狸。他如同著魔、囈語般，直啼呼「阿紫」之名。恢復知覺後，他憶起和阿紫的一段男歡女愛。一名道士說出他的看法，指出狐精就是古代的淫婦。狐精身上陰氣過盛，有損男性之元陽：

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為狐。」故其怪
多自稱阿紫。

　　六朝隋唐之間，「狐魅」和「狐媚」兩詞經常被交互用以指涉那些具有蠱惑本質的狐精和美麗女子的在性方面的威脅。著名的唐朝詩人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寫有一首關於狐精的詩，結合狐術與其迷幻的本質，警告人們當心美女的威脅：

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
人猶如是，真色迷人應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
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君看
為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

　　但是，並非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只強調狐妖有害的一面。美麗的狐女（接下來，筆者將以「狐男」和「狐女」來指稱狐精幻化的性別角色）有時也被想像成列女。唐朝著名學者沈既濟（七四○∼八○五）描繪的美女任氏，在故事一開始時被稱為「女妖」。知其本身為狐，二個出身士族的男人─韋崟和鄭六，傾倒於其美色，喜其陪伴左右。任氏忠於她的第一個愛人鄭子，拒絕與韋崟有床笫之私。她也利用預卜的能力，協助鄭子經商，脫其貧困。狐女李氏，嫁給來自洛陽的士人計真，美麗溫柔表現無遺。二十年間，她無一日不盡人妻之責，育有七子二女。披疾臨死之際，她向丈夫露出狐狸原形。兩人悲慟天人永隔，而計真為她舉行如人的葬禮。任氏和李氏的故事因其浪漫的內容和作者的文名，成為唐朝以降家喻戶曉的作品。

狐狸與西王母
　　雖然文獻材料裡相當罕見，但在考古發現的漢代藝品中，經常可以看到九尾狐以侍者之姿，出現在西王母的身邊。早期的《山海經》將西王母描繪成頭戴豹尾虎齒、善於嘯吼的形貌，宛如一副巫師作法的模樣。在漢代，人們相信西王母能使人長生不老，也能奪人性命。尤其是華北的農民，他們以集體出神的方式，尋求西王母的庇佑。漢人以西王母和九尾狐作為墓穴裝飾的特色，相信西王母在狐精的襄助之下，能夠穿梭於三界之間，護送死者上天堂，並予之長生不老。
　　西王母源於多處的地方信仰，在六朝期間逐漸演變成天庭中的優雅女神，身邊圍繞著一群道教上清派的仙女。這個時期的道教文獻將西王母描述成賜予黃帝、周穆王和漢武帝神諭和長生不死的守護神。在陶弘景（四五六∼五三六）編成的道教神譜裡，西王母排在眾女神之首。一直到宋代，她不僅位列道教神譜，也在祀典、文學和藝術上享有最高的地位。從唐代開始，她也被認為是與觀音菩薩地位等同的女神，奉祀在佛寺和道觀裡。她也是家庭之外的女人─包括女冠、倡優、藝妓和土娼─的守護神。
　　西王母及其隨侍九尾狐的破壞性色彩，在道教圖像和文字材料中均已褪去。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尋出蛛絲馬跡。一部東漢的卜筮書提到西王母身邊那可惡的狐狸：「老狐多態，行為蠱怪，擾我王母，終無咎悔。」在書中的其他地方，老狐被指責為祟，「東西為鬼，病我長女」。前引郭璞的贊歌裡，九尾狐以口銜天書的形象出現，指引聖王之道，反映出人們相信狐狸也許是西王母的信差的可能性。許多這時期的道教文獻均說西王母在黃帝征伐蚩尤的時候，遣一道教使者，身著黑狐皮製成的皮裘，授黃帝靈符，發明神諭。這兩個例子的同與異之間同等重要，因為其中顯示道教為力圖提升西王母是道教正神的形象，持續不斷地抹除原本的巫教成分。
　　一些中古時期的文獻提到，將狐狸妖魔化的陰力量，也正是西王母修煉長生不老的養分：

西王母是養陰得道之者也。一與男交，而男立損病。女顏色光澤，不著脂粉。常食乳酪而彈五弦，所以和心繫意，使無他欲。王母無夫，好與童男交，是以不可為世教，何必王母然哉？

　　唐人的作品也反映出狐狸和高階神祇間的關係：

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以洞達陰陽。

　　年逾千歲，可上達天庭的「天狐」概念，混合了傳說中九尾狐的形象。天狐精於特殊的法術，即是被道士倚重的神符和醮儀，更將天狐與狐妖予以區分。「日月宮」因過於不明，無法得知其源自何特別的宗教傳統，但其中隱含的概念，例如二元宇宙觀及其滋養出來的生命力，均為巫教、道教和佛教欣然接受。尤其是六朝和唐代的中國人認為，西王母和東王父（相對於西王母的男性神祇）代表神界的月和日。從東漢以來，他們的圖像中就經常飾有月和日的標誌。總之，不論道教人士如何費勁，狐狸和西王母的關係未曾完全脫離非道教的背景。這情形一直延續到晚帝國時代（第五章）。

內和外：狐精與晚唐社會
狐精、文人和藝妓
　　唐代的故事記述狐精在後宮、士人和一般人家中的活動，顯示狐仙信仰存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中。前引張鷟的故事即暗指狐精在家庭生活中占有一席曖昧之地。祂們是自己人，因為祂們在屋裡一角受供奉，享受凡人食用的食物。人們可能從這些位於臥房中的神祇尋找多子多孫和房中歡愉。然而，「狐神」也被稱為「狐魅」，顯示人們也將之視為外人，具有讓人敬畏的力量。
　　與狐男和狐女有關的故事，即使內容、情節各不相同，卻都顯示他們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模糊的。狐男故事的架構一般如下：一開始，狐男非常有禮貌地向那些家境富裕的小姐提親。她們的父母親雖然被狐男英俊的外表和出眾的才氣吸引，但因為沒有透過合適的媒人，也不清楚他的家世背景而拒絕婚事。唯有當提親一事遭拒，狐男才會使用妖術，強迫那個小姐和他發生性關係。
　　有時候，狐男以性先占有一個女人，再試著取得其家人的贊成。例如下面的故事。吏部侍郎李元恭十五歲的外孫女崔氏，為一個自稱胡郎的狐男所惑。李元恭累求術士驅逐，均不得其道。然而，李元恭的兒子經常與胡郎討論學術，質疑各種問題，樂在其中。崔氏亦自胡郎處受益甚多。四年間，他請了三位大師來教授崔氏經書、歷史、書法和音樂。有一天，李元恭問胡：「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胡郎欣喜異常，坦白道出：「亦久懷之。所以不敢者，以人微故爾。」可是，胡郎的幸福並沒有維持太久。李元恭很快便殺了他。李元恭真正的目的是探聽狐男巢穴的所在。他在李氏竹園找到了狐穴，並將之搗毀。李氏家族的晚輩想趁著狐男的到來，利用其才氣和人脈。但是在家長的眼裡，這樣的好處無法彌補世家大族和次等族類聯姻所帶來的地位損失。無論這些狐男身懷何等絕技，他們仍被視為危險的外來者，必欲除之而後快。
　　雖然描述狐女的筆法較為同情，悲劇性的結果則如出一轍。前述的任氏和李氏，同是婦容和婦德的模範，但一樣被視為是必須撕下假面具，加以消滅的外來者。儘管任氏忠於鄭子，竭其所能幫助他，仍然逃不過被獵狗捕殺的命運，被迫現出原形。李氏至死都歸屬於一個凡人的家族，但所生的七名子女都在她的喪禮之後亡故，使其良人絕嗣。由於特別檢視七個孩子的遺骸，故這則故事乃在暗指，正是因李氏的血統不純，致使計真絕嗣。人們發現這七個孩子並沒有像他們的母親死後化作狐狸，才相信狐女化身嫁與計真，始終未存惡心。
　　這些故事所述狐男和狐女不同的經驗，深植在唐代的文化環境中。作為男性的時候，狐精經常以年輕才子的形貌出現，風度翩翩，才具出眾，學養豐富。事實上，這個形象反映記錄與閱讀這些故事的唐代文人意識裡最渴望的典範，也就是理想的自我。在七到八世紀間，多數新士人階層缺乏世家大族的背景，文才因科舉考試而變得極其重要。但是，取得功名只是讓一個人有任官的資格而已；為了獲得高位，須將才學與世家聯姻結合在一起。由於唐代的世族傾向於在世族圈內締結婚姻，年輕士人便常常偽造家世出身，進而與世族聯姻。
　　英俊、博學的狐男向凡間女子求婚時，其超凡的能力就使之具有最佳的文人資質；於是，他們看起來比其他的唐代文人更優秀。這些非我族類、出身低下的狐精，更能夠被視為是那些出身卑微的士人的「心理反射」。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如下的看法：「無意識地把自己的思想、情緒和行為歸屬於其他人，若不這樣做，就會感到鬱悶─也許是罪惡感或自卑感⋯⋯因此，我們可以將之視為直接由外加諸在我們自己身上的敵意，藉此能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或合法化。實際上，藉由投射作用，兩造彼此的緊張感便得到儀式性的緩合。」唐代士人在強調名門世族的家長拒絕狐男的求婚，並將之逐出人間方面，或許是將己身的自卑感投射在狐精身上，以便釋出他們在現實社交生活中的焦慮。隨著超我的失敗，真實的自我便得到補償。
　　就像雄狐，故事裡的雌狐是唐代文人期盼的理想婦女─迷人的外表和值得讚許的德行。然而，與雄狐不同的是，從男性的眼光來看，正由於狐女不幸出身於畜牲，因而被用同情及憐憫的口吻來描寫。對唐代的文人階級而言，狐女代表一個熟悉的類型：她們活在正式的家庭圈外，卻能以靈肉取悅文人。有一則故事，敘述的是洛陽一所妓院的娼婦陪伴男人幾夜之後變成狐狸的事。任氏承認她出身樂戶，成為鄭子的情婦前曾在長安和多名男子有過親密關係。她的親戚也多是藝妓和妾媵。
　　藝妓是唐代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之一。無數的詩為這些迷人的女人而作。唐代的士人和官員在家裡和旅途中享受她們的款待，不必給予任何承諾，也沒有家庭責任。然而，如果這些藝妓想要嫁入前者的家庭，這種關係就是困擾的來源。《北里志》的作者孫棨（九世紀）和一名藝妓陷入熱戀後，她隨即向他求婚。著名故事＜霍小玉傳＞，描述的亦是一個藝妓想要嫁給富有文采的文人之故事。不過，在一個門當戶對意指仕途順遂與社會名望的時代裡，藝妓單純的願望幾乎難以成真。孫棨意有所指地拒絕他的愛人說：「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霍小玉的愛人是應允婚事，但卻很快地背叛了她，向唐代最被人巴結的「五姓」之一的盧家小姐下聘。霍小玉滿懷絕望地自殺身亡。就算有些藝妓三生有幸，嫁進文人家庭，也必須甘於姬妾的生活，忍受正室的欺凌。因此，唐代藝妓在文人的生活中，是社交性的人物；僅在家庭和社交場合上才有地位。只要雌狐在文人身邊的時間不長，扮演藝妓的角色，生活在文人家庭的外緣，而非挑起爭端或損及其人，那雌狐就是唐代文人鮮明的自我形象之配角。

狐與胡
　　中國人在自家區別自己人和外人的方法，同樣也用在以中國為內，「夷狄」─近乎野獸邊緣的人─為外的分別上。夷狄部族的名字經常加上象徵動物的部首，動物習性也經常被用來形容他們的體貌特徵和文化習慣。在中古時代，「狐」和「胡」字是兩個同音異義的字，同韻、同調，同音反切。在唐代，人們總是稱西域（中亞）的印歐語系人種為「胡人」，尤以粟特人為最。有時候，中國人也會稱所有來自北方和西方的非漢人為胡人。兩個均非漢人的政治對手─安祿山（？∼七五七）和哥舒翰（？∼七五七）之間的一段對話，顯示「狐」如何作為一個貶抑的詞彙：

（安祿山）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以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七世紀到八世紀前半葉間的盛唐時期，是中國史上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頂峰。對唐人而言，西土的印度和中亞，是遠方、奇珍異寶、奇玄幻術之地，也是迅速竄紅、普度眾生的佛教的起源地。「胡人」，尤其是「西胡」的觀念，意指不同的物質和精神資源。然而，正是在中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出現異文化，威脅到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因而對所有外族和外來勢力的敵意逐步加深。安祿山之亂後的八世紀後半葉和九世紀間，唐朝國勢大衰，對外來事物的觀感尤為如此；安祿山本身是胡人，軍隊亦由胡人組成。晚唐，標榜回到儒家經典、回向三代的復古運動在士人的生活中成形，預告宋朝新儒家時代的來臨。因此，「胡人」的觀念對晚唐的士人而言，有種種不同的意義。「胡人」代表的是一套文化二分法的視閾實體：漢人與非漢人、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以及儒家和非儒家。
　　由於語音的關係，「狐」字經常被唐朝人用來表示對於呈現在生活中的異文化感覺，就像是狐狸身上散發出來的惡臭。據陳寅恪的研究，中古時期的中國人稱腋下散發出來的臭味為「狐臭」，可能就是源自「胡臭」。因為人們認為這類型的臭味一定是外來的，而且肯定是由「西胡」帶進中國的。唐廷的教坊司中，一位來自中亞的女舞者就被形容成體貌姿「媚」，即與經常被用來形容雌狐的「魅」為同音字，而且體「微慍羝」，亦即「狐臭」的婉轉說法。住在四川、是波斯人後裔，因文才、舉止溫雅和善煉金丹的李姓兄弟，遭其文友以胡臭為由的嘲笑。他們具備的特質，與我們所見那些欲娶凡人女子為妻的狐男如出一轍。和其他的波斯、中亞商人一樣，李姓兄弟從事香藥販賣的事業，那些都是狐男用來掩蓋體臭的東西。
　　任氏的故事也提供不少有關其狐狸原形和胡人特徵的蛛絲馬跡。任氏出身樂戶，亦有家人在教坊司服役。在那裡，西胡人的家族世代承襲優人的身分。她的鄰居是一個販賣胡餅的小販，打從頭就知道任氏是隻狐精。任氏不闇所有漢人婦人都會的女紅，但是嫻熟商賈攫利之事，那是胡商的特質。另一則故事裡，李首度赴任途中，邂逅了一個胡餅小販之妻，出錢將那「胡婦」買下。胡婦姿態嫵媚，聲音婉轉，迷倒李。但是，和任氏一樣，此女亦不善針黹。死後，狐狸原形現出。以後，李再婚，其妻蕭氏常謔呼其為「野狐壻」。
　　狐精經常採用的漢姓也反映生自胡人的線索。在狐精故事中，狐男和狐女通常姓「胡」。就算採用其他漢姓，也顯露出出身胡人的痕跡。有個狐男這樣說：「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狐精認同這些漢姓的意味深長，因為這代表一個漢化過程的重要階段。唐廷經常賜外族李姓。成千的外族聚集在國際化的唐帝國，和漢家女子結婚後定居中國，改漢姓。改姓的途徑主要有二：要不是採用最典型的漢姓，像張、王、李、趙，就是改原出國的名字為姓。因為來自撒馬爾罕─一個中亞王國，古稱康居的僧侶、商人和使節不斷進入中國─在六朝和唐朝間，來自那兒的外族普遍採用康姓。而來自庫車王國的王室，以及特別是龜茲人，進入中國後常改白姓。千年之狐已有純中國的姓氏，而五百年之狐的姓氏則仍帶有胡種的氣息。狐狸人格化和仙人化的程度似乎和胡人漢化的程度相吻合。
　　唐代佛教勢力高漲也強化了狐狸和胡人之間的關係。以咒術、占卜和醫藥為號召的密教，在八世紀相當流行。印度僧人翻譯的密教文獻中經常出現「狐魅」的字眼。這些文獻將狐魅、山魈和惡鬼等同列，說這些是致病的主因。一份唐代的密教文獻即詳細說明，凡遭狐魅附身的人，須用一種由法師打一○八個結，且每打一次結就念一次咒的五色線別在衣領上，就可以治癒。在密教裡，狐魅指的是一個被「大日如來佛」制服的食肉魔神─獅空行母（吒枳尼真天）。在日本，描繪吒枳尼真天為一騎在白狐身上的女神之圖像隨處可見。據某些日文資料所言，這種圖像出現於十三世紀間，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僧人從中國返國之後的事情。
　　較之盛行於唐朝的禪宗、天臺宗、華嚴宗、淨土宗和其他中國佛教教派，密教因與外族僧人的關係較為密切，故胡人的味道更重。玄宗（約七一二∼七五六）賜給三個外族密教大師─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金剛無上的尊榮。他們終生致力於譯經、行密教科儀的工作，主持許多灌頂傳法的儀式。為了測試印度密教法師和中國道士的咒術與祕技，玄宗經常鼓勵他們當廷競技。這些競賽突顯道教的中土之源和密教的異域之根，強化胡人與這個佛教教派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