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愛的功課: 追隨一行禪師五十年 | 誠品線上

Learning True Love: Practicing Buddhism in a Time of Wa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我的弟子都是我的老師，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很多，特別是真空法師。我最欣賞真空法師的地方，是她喜悅、快樂的個性。她的堅穩、喜悅和快樂的心，給予梅村僧團眾人，以及我們散處各地的廣大共修團體極大支持。她的付出都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愛與關懷，而致力於社會改良和幫助他人，就是她的喜悅之源。真空也就是真愛。她的故事遠遠超越了言語文字，她的一生就是一場佛法開示。 —— 一行禪師 《真愛的功課》中每一段故事都是如此真實，那樣動人。從童年到社會關懷、政治、佛法，到非暴力抗爭、離國、為越南船民同胞奔走，再到和一行禪師一起創立梅村……，都在述說著這位可敬的比丘尼的心路歷程，也是從側面對一行禪師最貼切的記錄。 一行禪師說她是真菩薩。面對每一次生死抉擇，對於不正義應保持沉默或挺身而出？處身越戰應留在越南或離開越南？乃至於出家或在家比較容易幫助人？……在每一次艱難的抉擇裡，真空法師總能綻開真愛的花朵。在越戰的槍林彈雨裡，真空法師建立模範村、創辦學校，出生入死照護傷患，並以驚人的創意，改善貧民生活品質，重建戰亂家園。她離開越南，追隨一行禪師修習佛法、興建梅村，拯救越南災民，在世界各地展開和平工作。在最惡劣的環境裡，她勇敢微笑接受試煉，屢屢開創前所未有的奇蹟。閱讀真空法師的自傳，能帶給人無限的啟發與生命力。真空法師的故事，為我們帶來真實的感動。真空法師以生命寫成真愛的功課，她的存在等同於和平。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真空法師（Sister Chan Khong）原名高玉鳳（Cao Ngoc Phuong），一九三八年生於越南，一九六六年在一行禪師之下受戒，成為「接現同修」的最早六名成員之一。之後隨一行禪師到法國，協助法師推動和平及救援難民的工作，並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正式剃度。現在是法國梅村（Plum Village）禪修中心的核心成員之一。陸鴻基曾任職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現任教加拿大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歷史系。曾在美國波士頓及香港參加一行禪師主持的禪修營。著有《心靈何價？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教育與心靈》等書。蔡寶瓊蔡寶瓊，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曾在香港天主教學校受教多年，現皈依佛教。曾參加一行禪師主持的禪修營，亦多次參與內觀十日禪修營。曾編著《晚晚六點半》、《千針萬線》、《我很蠢，但我教書》等書。張仕娟張仕娟，天主教徒，「寓靈修於教育」計畫先導老師。二○○一年認識一行禪師後，追隨至今。著有《邂逅在梅村》、《水裡浪花》和《Miss Bell Bell正念課程》。趙茱莉趙茱莉，現職香港中文大學，開發以閱讀經典為主的新通識課程，廣受學生歡迎。曾參與梅村僧團的活動，視為心靈活水的源頭。譯有《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追憶與遺忘》、《喧鬧的麻雀：當代中國小說》（英譯）等書。呂君鳴呂君鳴，修讀英國語文及文學，協助梅村翻譯、共修活動。二○○七年至今，依隨一行禪師、梅村僧團和衍空法師，修習覺醒生活之道。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吾徒亦吾師 一行禪師 【推薦序】紛亂時代的和平使者 湯亭亭 【中文版序】慈義雙修 關俊棠神父 【譯者序】翻譯緣起 陸鴻基 蔡寶瓊 張仕娟 趙茱莉 呂君鳴 【前言】這是我們共同的經歷 在春節之地長大 （一九三八~一九六一） 1青草展現新生命 2共產主義與佛教 3科學與社會服務 4認識釋一行 社會服務與改革 （一九六二~一九六五） 5非暴力抗爭 6中秋 7體驗 8接現同修 戰事升高 （一九六六~一九六八） 9施暴者不是我們的敵人 10梅姊姊 11戰區 12告別越南 和平工作 （一九六九~一九七五） 13佛教和平代表團 14和平的朝聖之旅 15每個孩童都在受苦 16重新開始 流放 （一九七六~二○○三） 17船民 18祖國的珍貴花卉 19梅村 20水在河中，米在市集 21真空 22梅村開花結果 23祖先為我們挑選的地方 越南 （二○○四~二○○五） 24我們抵達越南了 25如果我明天死去 【附錄】接現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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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在春節之地長大：認識釋一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認識一位出色的僧人滿覺法師（Thay Man Giac）。向他請教一個佛學問題，他拿出一本釋一行的著作，說：「你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答案。」當我請教另一個問題時，他又拿出這位僧人的另一本書，並說：「我是他的好朋友。」對於閱讀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作品，我沒有太大興趣。當時我只想和就在面前的僧人溝通。我還是不斷地提問，而他卻繼續給我其他書籍。我只好說，有時間再讀吧！約莫過了一個月，滿覺法師寫信給我，介紹一位同樣來自檳椥市，住在西貢的學生秋夏（Thu Ha）給我認識。我和秋夏初次會面時，她告訴我一行禪師將於十二月在西貢舍利寺（Xa Loi）開辦為期三個月的課程。



一行禪師的第一堂課，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從未聽過任何人講得如此出色、深入。之前我聽清慈法師講課時，會為他做筆記，讓他可以在佛教雜誌刊登。聽完一行禪師的講課後，我依例把筆記整理好，心想他也可以把筆記送到佛教雜誌刊登。當時我並不知道禪師是一位作家，還以為滿覺法師給我的書都是別人替一行禪師筆錄的講稿，不少僧人都是這樣出版書籍和文章的。到了下次上課，我對一行禪師說：「老師，我筆錄了上一次的開示。您講得實在太好了，我可以把這份筆記送給您，您若願意，可以先看過，然後刊登在哪裡都可以。」他看了我一眼，點點頭，接著就跟另一個人說話，好像不怎麼有興趣。這讓我覺得失望，也就沒有再做記錄了。



誰料禪師講完了第三課，走過來問我：「你不是答應把筆記給我嗎？」我說：「你真的有興趣嗎？我下次帶來吧。」下次上課，我把筆記交給禪師，仍然不知道他是很有造詣的作家。當整個課程上完，我愈來愈欣賞他的講課。



找到了心靈導師



一九六○年二月，課程結束，我的天主教朋友們都認為佛教是一種迷信，我希望一行禪師能和其中的五位見面。讓她們有機會認識真正的佛教。禪師答應四月和大家會面，讓我非常高興。但當我們如期前往舍利寺找禪師，卻撲了空。由寺裡另一位僧人代為會見。這次的爽約，讓我感到失望。七月，我在印光寺又見到禪師，忍不住向他抱怨：「和尚啊！我們約好四月會面，您卻不在寺裡。」他露出訝異的眼神，顯然是忘記了。後來禪師說：「你寫信給我好嗎？我現在住在芳貝寺（Phuong Boi），位於偏遠的雨林深處，環境非常清幽。」並給了我寺院的地址。之後我因忙於課業及貧民區工作，並未寫信。



九月，我收到一行禪師的短信：「秋天到了，天氣非常寒冷。山裡的寺院，已經開始劈柴了。用濕柴燒飯，煙比較大，但在外面寒風呼嘯之際，能在爐火旁煮飯也是挺好的。」他的字體秀美，毫無瑕疵，語句簡潔動人。我懊悔之前沒有寫信給他，於是立刻寫信告知我的工作，及對越南社會改革的夢想，並且表達了我注意到多數佛教徒並不關注貧苦大眾。我不認為幫助貧苦只是積功德，甚至根本不覺得有需要為來生積累功德，我只想幫助人們脫離痛苦，在當下就能擁有快樂。



一行禪師友善地回信給我，表達他欣賞我的工作，希望有一天可以來看看我所做的服務。信中並說，他肯定人可以從喜歡的工作中達到證悟，無論是什麼樣的工作。他寫道：「我們不要有二元思想。應該做真正的自己，以正念覺知，深刻地過自己的生活。」他還說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僧人，整天在縫紉，有一天，他在修補一件舊僧袍時覺悟了。他的一針一線都是正念地做，全心地做。如果我喜歡幫助貧苦，也可以憑著這樣的工作達到覺悟，無須去劃分把時間放在做「功德」的事，或是做「覺悟」的事。他又說，我並非唯一有此抱負的人，在越南其他地區，也有不少佛教徒致力幫助貧病者。



一行禪師相信，佛教對真正的社會改革可以有很大的貢獻，他會設法支持我，依據佛教的精神推動社會改革。而且會設法將善心人士凝聚起來，一起努力。他承諾會在全國性刊物撰寫相關的文章，建立一些「模範村」，讓大家看到建基於仁愛、承擔和責任的社會改革。他也將開辦培訓中心，以展開培養教育、農業、醫療等等的工作人員到全國各地服務的計畫。但首先得完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才能幫助我們的社會工作計畫順利進行。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他就是我尋找已久的導師。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行禪師和芳貝寺的僧眾做了一些春節傳統甜品「地糕」，送給二十位朋友。一位年輕的沙彌，親自送來以傳統方法包裹的地糕。我從這位沙彌口中得悉關於一行禪師的生活，知道他如何獨自對抗保守的佛教制度。每次從禪師的來信或會面，我都會得到鼓舞，我從他的學生口中知道禪師怎樣為革新越南佛教而奮鬥。終於，我閱讀了他所有的著作。



戰事升高：告別越南



申請出國一個星期，困難重重



一九六三年我到法國留學時，申請出境證沒有什麼困難，因為那時我的身分是政府公務員。到了一九六八年，雖然我任職於西貢大學理學院，仍然是公務員，但由於出境不是為了校方的公務，即使只要求離國一個星期，也很困難。終於，系主任同意讓我以處理家事為由，出國兩個星期。有錢有勢的人要出入越南是來去自如的，但一般人申請出境旅遊簽證則需要等候六個月。首先得向中央警署簽證科呈遞申請，申請書需要經過警署內八個不同的部門審核，逐一查驗身分證、稅項，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八個部門審查過後，申請表再移交內政部長，由他發放到若干部門，再做另一輪批核，最後送回內政部長簽署，再送到中央警署簽證科。



我到簽證科填妥了表格，要求會見部門首長，向他出示我二哥阿業的電報：「兄在港病重，速來。」我又給他看大學准假赴港兩個星期的文件。首長友善地請我到他的辦公室，當時我未意識到他想要我行賄。我等了一個星期仍沒有消息，於是再去見他。這次他坦白地說：「你要我對你好，你就得對我好。」我從未遇過這樣的貪污行為，一時不知所措，失望地離去，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忽然想起一位遠房表親岑上校（Sat）是西貢警區的主管，他也許能夠幫我。我到他的辦公室，說出在簽證科遇到的難題。他立刻用電話聯絡簽證科首長，請他「幫助我的表妹」。我走回首長的辦公室，感到有點尷尬，沒想到他的態度大為改變。他告訴我如果想盡快取得簽證，得親自拿申請表到中央警署的八個審核部門去。



我以岑上校親戚的身分，在警署各部門通行無阻。但到了審核我的政治背景時，事情卻變得複雜。起初政治資訊部首長對我非常親切，當助理去找我的檔案時，他還跟我閒聊，溫文地問我為何生於南越，卻是來自越南中部的岑上校的親戚。我回答說，這是因為我母親的六妹嫁給了中越的邕禮親王（Prince Ung Le），即是岑上校太太的伯父。



當助理把我的檔案交給首長時，他懷疑地看著我。首長看了幾份文件，然後問我：「原來你也是萬行佛教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大概他看到年前明珠法師對警方的聲明，當中提到我參與呼籲和平的工作。我平靜地對他笑著說：「是啊！檔案所說的就是我。請核准我的出境簽證申請，好嗎？」他說：「你明天再來吧！」但之後不再有下文。



那時，在青年社會服務學院逃避戰火的一萬一千名難民，大部分仍住在校園裡。蚊蟲傳播瘧疾的機會很高，住在校園裡的人都需要醫療援助，也需要食物和炊具，例如米和食用油等。雖然已經分成若干小組，負責各方面的工作，但我還是要經常到校園安排物資的供應。我也繼續在大學的理學院工作，準備植物科學生的考試。在繁忙的工作中，我還是每天早上到中央警署追問出境簽證的審核。一天，一位文職人員，悄悄對我說：「我們知道你的共黨化名是阿當，你肯定不會獲得出境簽證的。」我聽了很震驚。我從來沒有什麼化名。每次呼籲和平，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不偏不倚的；而且每次都是簽上唯一的名字，那個父親給我的名字：高玉鳳。那位公務員會這麼說，大概跟明珠法師公開指責我有關吧！但我不是共產黨，我決定要直接跟政府資訊科首長澄清此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首長的辦公室。他依然拒絕接見，但我堅持說有要事和他商討。他請屬下轉達，即日會把檔案送到簽證科，不必再找他。他的確是把檔案送到了簽證科，連同所有我參與和平運動的紀錄：「萬行佛教大學學生會會長。一九六六年三月領導學生大會呼籲和平。因為偷運《火海中的蓮花》在順化被捕入獄兩個星期。為和平而自焚的一枝梅的摯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一枝梅自焚，《紐約時報》刊登的和平呼籲上有她的名字。釋一行和平運動的助手。化名：阿當。岑上校親戚。」



翌日，簽證科把我的檔案送到內政部。內政部沒有任何人願意和我談論我的申請。我知道內政部讀了有關我的和平運動紀錄，肯定不會讓我拿到簽證，讓我簡直無計可施。



有一天，我和姊夫阮文界（Nguyen Van Gioi）閒談，他是全國網球冠軍。我抱怨要取得出境簽證何等困難。他說我太天真了，這年頭要取得出境簽證到香港、泰國或亞洲其他地方，賄款一律二萬元；到歐美的，則要十萬。他說不少貪污的官員是他的朋友，他是他們的網球老師，他們欠他的人情呢！姊夫說可以不費分文為我取得簽證。果然，三天後內政部批出我的簽證！但是那裡的守衛不讓我進去領取簽證，要我回家等候中央警署簽證科的通知，再到那裡領取。大學給我的假期是七月十五日至三十日，而那天已經是七月二十一日了，我只剩下九天假期。我跟內政部的守衛說，等到警署通知，我可能連一天假期也沒有了。我跟他理論時，一位內政部官員路過聽到，問了我的姓名，答應幫我了解情形。不一會，他出來說，檔案差不多齊全了，只差一個簽名。第二天，他把出境一個星期的簽證交給我，還有一份文件讓我到中央警署簽證科領取護照。



當天下午，一位在法國航空公司西貢辦事處工作的朋友，幫我買到了翌日飛往香港的機票，不需付外幣。接著，我到英國大使館取得香港的入境簽證。我以為有了出境簽證和法國航空公司的機票，就可以立刻拿到香港的入境證。然而大使館的職員告知，處理申請需要四十八小時。越南政府只批准我出境七天，我想盡快到香港，但他似乎不太願意幫忙。

我站在那裡，覺知每一個呼吸，心中安靜地念誦觀世音菩薩名號，忽然想起英國大使館的副領事曾經到過青年社會服務學院，陪同一位樂施會（Oxfam）的代表到來訪問。我向大使館的職員查問可否和這位副領事見面。得到他的幫助，二十分鐘就拿到了簽證！根據規定，我必須在越南出境證失效前四十八小時離開香港，因此他們只發給我五天的簽證。接著，我也領取了檢疫證明。回家時已經是下午四點，我打算把剩下來的時間用來陪伴母親。往香港的班機，預定於翌日下午五點起飛。



黑夜中運載五百隻小雞



回家後，我收到一位朋友的口訊：有人從大勒運來五百隻剛孵出來的小雞，要送給西貢附近的農村。只有我知道那位朋友的住處，必須親自去辦這件事。我的汽車壞了，只能騎摩托車，把四個盛滿了小雞的紙箱放在摩托車上。如果不慎掉下一箱，就得跪在路上撿小雞，那可不是有趣的事。因此，我格外小心，正念地騎車。



我載著小雞來到青年社會服務學院，天色快黑了。我向清聞法師等幾位朋友報告明天將要飛往香港。清聞法師說：「請告訴一行禪師，統一佛教會和萬行大學不再承認我們，我們必需重新確立法律地位。要是他再次發表和平宣言，學院肯定不會得到政府的承認，他要在呼籲和平與社會工作之間做一選擇。」我靜靜地聽，心裡想只有一行禪師才能讓他明白，現實是不可能這樣劃分的。



當時西貢，每天晚上九點鐘開始宵禁。我在青年社會服務學院開完會，已經八點半了。那天晚上下著雨，星月無光，摩托車的燈也壞了，我只得在黑暗中騎車回家。一位女難民的話在我腦中浮現：「你不怕鬼嗎？求椥（Cau Tre）橋前面五公里的路上有很多死屍啊！尤其是在墳場那邊。」當時我望著緊扣她手臂的瘦弱小男孩，手指滑過他的頭髮，回答說：「我怕人民像這小男孩一樣挨餓，甚於怕鬼哩！我見過很多活生生受戰禍摧殘得像鬼魅的人，又怎麼會害怕沒有肉體的呢？」這是我在西貢的最後一個晚上，我騎著摩托車，深深呼吸著熟悉的空氣，心裡繫念著成千上萬遭逢戰禍的孩子。



雖然漆黑一片，但這段路我瞭如指掌。每一個拐彎，地上的每一個洞，我完全清楚，一點也不害怕。邊騎邊想著這段路六個月前的模樣：沿途的木瓜樹、九重葛、紅色的芙蓉花和黃色的黃蔓花，還有路旁漂亮的小房舍。在我心底看到的是田裡的粟米、花生、樹薯、番薯和茉莉。但現在什麼也沒了，路旁盡是焦土、斷垣殘瓦和被毀壞的墳墓。以前開車行經，一直不知道這裡有座墳場，直至炸彈落下，炸毀了幾十個墳墓和棺木，暴露了屍體，才恍然明白。



接近求椥橋時，摩托車突然被有剌的鐵線纏住，我摔倒了。黑暗中聽到有男子的聲音喝道：「舉手！」探照燈照在我的臉上，然後聽到「格拉」聲響，有人拉動來福槍板機，準備開火。我連忙高舉雙手，說：「我是社會工作員，到贊賦（Tan Phu）難民營幫助戰禍的災民。」道路兩旁的戰壕裡，都有士兵拿槍對著我。這段路是所謂「半米、半豆」，意思是交戰雙方各有占地。如果這批士兵是共產黨，他們可能會綁架國民派的政府官員，所以我不想出示身分證。我想，雙方都不會為難救濟災民的社會工作者吧！



士兵還是檢查了我的身分證，他看過後敦促我盡快回家，因為這一帶的宵禁八點鐘就開始了。士兵們花了五分鐘為我解開有剌的鐵線，我騎上摩托車，發現兩條輪胎都爆破了，車已不能開動。我只得要求住在附近的人讓我把摩托車留下，再看看是否有便車載我一程。但在漆黑的夜晚，什麼車都沒有，也不見行人。



最後還是一名士兵用他的摩托車載我走了幾公里，先後轉了三次車才回到家。當我回到姊姊阿脅（Diep）家，這是我和母親及四名侄兒寄居的地方，真是慶幸自己還活著。姊姊的家門緊閉，也沒有門鈴。只得繞到後窗，叫十二歲的侄兒阿宇（Vu），滿以為他見到歷劫歸來的我一定很高興。然而他怎會知道我才從生死的邊緣回來呢？他從窗內探頭出來，淡淡地問：「你喊我嗎？」我忍不住大笑，好不容易才說：「是啊，阿宇，請你開門吧！」



翌日，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告別母親，心想離國一個星期後便會回來。下午五點，登上法航飛往香港的客機，沒想到這可能是我見祖國的最後一面。





流放：梅村





一九七三年，珠全法師來信告知，他找到了一塊土地。那裡樹木參天、巨石林立、小溪圍繞。他猶如插花一般構想著禪修中心的設計：「小溪旁有三棵參天橡樹，我們可以在那兒進行茶禪。在長著桃金孃花和小松樹的角隅，可以掛上吊床和搖籃，當做小朋友的遊樂場。小溪旁肥沃的土地，可以建造房舍，讓家庭入住。」我們打算種植柿子樹，把賣水果得來的錢用做禪修中心的經費，因而把禪修中心稱做「柿子村」。可是，珠全法師永遠插不到他的花了，他於一九七四年，因心臟病逝世。

我們在法國西南部的兩塊地栽種了不同品種的梅樹，那些梅子製成的梅乾，是世上最美味可口的，我們因此把柿子村改名叫「梅村」（法文是Village des Pruniers，英文是Plum Village）。我們在「下村」種了一千二百五十棵梅樹，其中七百五十棵梅樹的幼苗是孩子們捐錢買的，他們都知道，梅子成熟後，販售所得將用來救助越南和第三世界的飢餓兒童。我們花了很多心血栽培梅樹，一九九○年，它們終於開花結果了，到了一九九二年更有多達六噸的收成呢！



水仙花節



一九八二年初遷至梅村時，只有我和一行禪師、黎兄弟和他的家人，以及一些近期移居到法國的難民。我們發現此地非常特別，二月，橡樹、椴樹和白楊樹尚一片光禿，上村的森林裡，冰冷石地上卻露出了數以百萬計的綠色花蕾；三月初，一片鮮黃，成千上萬（真的是成千上萬）冒出幼嫩黃色花蕾、花瓣的水仙花，展開嬌嫩的翅膀向我們揮舞。水仙花美麗醉人，一行禪師將小山坡稱做「法身藏」。耐人尋味的是，附近其他的農場看不到任何水仙花，師父提議舉辦一個水仙花節，來歡迎這些小天使和小菩薩。此後，每年人們來自波爾多、土魯斯以及其他附近的城市，與我們共度一天，在黃色花海裡行禪，聽師父開示，享受茶禪，與小孩們一同唱歌跳舞。這是何其特別的天地厚禮！



梅村之門是為社會工作者及禪修者而開，搬來此地不久，我們便著手清理舊屋，鋪上地板，添置夾板床及床褥。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們招待了一百人；一九八三年，則是招待了二百人；從一九九一年起，每年均超過一千人從世界各地而來。在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的夏日靜修營期間，參加者至少停留一星期，在一行禪師及僧團的帶領下，一起做正念修習。期間，我們一起行禪、坐禪、進行茶禪和工作禪，以及佛法討論，來參與的朋友及家庭都充滿喜悅。每天，一行禪師均以越南文、英文或法文來開示，我們將一行禪師的開示即時傳譯成其他語言，包括德文和義大利文。我們為越南孩子舉辦很多文化活動—讓較年長的孩子教導年幼的小孩關於祖國的文化，一起唱歌；同樣地，我們也為西方的小孩設計美好的活動。每星期都有主題慶祝節日，如圓月節、祖先節、同理船民和原子彈受害者的痛苦節及感恩節。



一行禪師在夏日靜修營裡的教導，為小孩及成人帶來和平，也為世界締造和平。梅村特色之一為極著重對小孩的培育，我們不會強迫孩子做什麼，但邀請他們與大家短暫地一同坐禪、行禪和茶禪（專為小孩而設的是檸檬茶禪），亦邀請他們懷著覺醒與感激的心靜靜地享用膳食。很多小朋友的成果比父母修習得還要豐富。在家裡，他們常提醒父母返回當下，讓父母能享受到圍繞著他們身邊的美好事物。梅村的夏日禪修營洋溢著歡樂氣氛。



讓我夢想成真的入世寺院—梅村



過了四年的法式耕種生活，黎元苕兄弟和其他的難民都體會到不能以此維生，於是他們全部於一九八七年搬離梅村。約與此同時，有一群越南的僧尼、在家眾和幾個西方人，詢問他們能否長年待在梅村，跟隨一行禪師學佛及修習正念，因而組成了一個五十人的常住修習團體，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出家人；由於缺乏完善的設施，我們只能接納這麼多學員。一行禪師設計了一個為期四年的佛法導師訓練課程，培訓了一群「轉化的代理人」，幫助越南人和西方人做轉化的工作。學員先要轉化自身的「內在心結」，使自己「穩固如山」、「美如鮮花」，然後才能分享他們各自的了悟與自性，一切了悟並非只來自書本（當然我們也會讀書）。



真德法師（Annabel Laity, Sr True Virtue）是英國人，無論教佛法，或處理梅村的行政工作，她都勝任有餘。在她的幫助下，我們接待了更多學員，並與法國政府協商，讓行政工作運作得更順暢。在梅村，我們種植有機食物，在越南境外難以找到有機食物，所以必須自己種植。有時候，大半的莊稼被蟲吃掉，我們並不因此而消滅牠們，因為我們明白牠們亦需要生存！春天的黃昏，同修們拿著手電筒到溫室去，把一條條的蟲從葉上撿到大的容器裡，然後把牠們帶到森林裡放生，讓牠們在那裡找嫩葉吃。



每年的四月初，梅花照耀著下村，遠望果園，還以為是繁星閃耀的晚空呢！梅村的春季、秋季和冬季的早上大都是一片濛霧，行禪時有如在雲霧中行走。日落、滿月之時是修習行禪的美妙時刻，此情此景往往把同修們潛在的藝術天分誘發出來。在梅村度過一段快樂的時光後，很多人發現自己潛藏著的音樂及藝術天分。



為應西方國家朋友的要求，一行禪師每隔一年便舉行一次為期二十一天的英語禪修營。那些未能整年待在梅村的朋友，參加了這些禪修營後，能得到很大的轉化。我親眼看見，禪修者經過三星期精進的修習（聽開示及與僧團一同生活）後，蛻變得如鮮花一般清新。人人都需要尋找自己得以更新的處所，梅村是一個充滿歡樂、國際化的團體，這是累積眾多人多年經驗的成果，我們仍然努力學習及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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