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杆拍遍: 楊國成讀書思想隨筆 | 誠品線上

欄杆拍遍: 楊國成讀書思想隨筆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這本讀書思想筆記題名《欄杆拍遍》，是因為作者當初邊讀書邊寫下這些文字時，那感覺多少有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驚喜，急欲與人分享。後來，書讀得多了，這才知道所謂的「新大陸」其實早就在思想的世界地圖上標畫得一清二楚。因此，本書不過是站在思想巨人肩上搖旗吶喊，真正屬於作者自己的東西，是在文字背後的傷生憂世之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楊國成楊國成 1948年生於上海，弱冠下鄉務農，而立返城打工。三十餘年，白駒過隙。好讀閒書，不拘古今，偶有會意，欣然命筆，欄杆拍遍，斯人憔悴。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第一輯 浮生瑣思 鳥人的故事 喜新厭舊 東山妓即是蒼生 人民辯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都市夜歸人 午間行走 法律的超驗之維── 自然法 從實證法肇端到法治國鐵籠 英國法，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第二輯 夜讀偶記 啟蒙運動的最後追隨者 煙籠寒水月籠刀——閒說《水滸》 學佛參禪話曹溪 小家碧玉 牛布衣、科舉和學科規訓 以身飼虎的韓非 對科學的科學理解 對科學的科學理解（續篇） 偉大的演員和平庸的剪輯師 第三輯 小說小說 紅顏命薄兼情癡——讀浮生六記 採陰補陽和虛幻正義 欲採蘋花不自由 一個現代—性的寓言 一部放逐了價值關懷的小說 男兒本自重橫行 在自身中看見神 小磨盤，瘋癲和文革 第四輯 在城邦中成人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 施特勞斯：二十世紀的柏拉圖人 蘇格拉底之死（上） 蘇格拉底之死（中） 蘇格拉底之死（下） 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 遺編一讀想風標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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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人民辯 人民是什麼？ 首先，人民不是個體的人。人民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他或她。官商時代，店堂內外貼滿了「為人民服務」的標語，但從不提供一種叫做「服務」的商品。假如有顧客以毛澤東的名篇《為人民服務》為正當性依據，要求營業員提供滿意的服務，往往會遭到營業員的反唇相譏：「為人民服務並非為個別人服務，你能代表人民嗎？」營業員未必學過邏輯學，但他或她很懂得區分作為個體的「人」與「人民」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作為顧客，即使是邏輯學教授，即使是真的「人民代表」，受此詰問，恐怕也會理屈詞窮，落荒而逃。 其次，人民不是全體的人。人民不包括領袖。領袖是人民的引路人，所以他總是走在人民隊伍的前面。人民不包括敵人。敵人是人民的擋路人，所以他總是站在人民隊伍的對面。 已知人民不是個體的人，不是全體的人，唯一符合邏輯的結論只能是：人民乃部分的人。換一種更為確切的說法，只有這部分的人獲得了一種叫做「人民」的政治身分。在革命的年代裏，有這個政治身分和沒有這個政治身分是大不一樣的，是關係到一個人身家性命的頭等大事。 然而，就我有限的閱讀所知，「人民」作為一種政治身分，是晚近才賦予的涵義。在古代，先秦典籍中，「人民」二字並列使用的情況並不多，更常見的是「人」和「民」分門別戶，各有各的涵義。 先談「人」。「人」的對極之一是「禽獸」。在孔、孟二子為代表的儒家看來，禽獸之所以不如人，不是因為「自然不僅給予動植物以規定性，而且親自實施這種規定性」（席勒語），而是因為它們「無君無父」，也就是說，達不到人類社會的倫理標準。儒家認為，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倫理秩序，是防止社會失範乃至解體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維持個體生存和繁衍的必要條件。連「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莊子也認為，「子女愛父母，這是人的天性，無法解釋的；臣子事君主，這是不得不然的，無論任何國家都不會沒有君主，這是沒法逃避得了的。」（《莊子．人間世》：「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人」的另一對極是「天」。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天」以及「天命」，究竟如何解釋，孔子沒有說。據我猜測，「天命」是不講道理的，既不講邏輯，也不講因果。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在一場血腥的大清洗運動中，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拒絕在擁護大清洗的集體聲明上簽名，結果安然活了下來；同是作家的科利佐夫誠惶誠恐、百依百順，反而橫遭處決。又如，曾經做過蔣介石「老頭子」的上海灘流氓大亨黃金榮，能在共產黨掌權後壽終正寢，而曾經與蔣介石作對的自由主義知識人儲安平，卻在文革中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上述兩個例子中，截然不同的兩種結局，除了歸諸「天命」，難道還能有別種解釋嗎？然而，儒家的「天命」不同於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不可抗力，也不同於佛家「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宿命。所以有「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上》），所以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 在孔子的原典思想裏，「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差別只是心性修養上的差別，並非後人所說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差別。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孔子的這幾句話是針對民間身分的君子和小人而言的，他們之間的差別僅在於價值取向不同。君子關心的是德政教化，小人關心的是稅賦優惠。有恆產者有恒心，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此小人也。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此君子也。人各有志，不存在對與錯的問題。所以孔子只是勸諭：「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相反，孔子倒擔心：「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比起小人來，君子更可怕，小人不過擾一方而已，君子足以擾天下。所以乾隆和毛澤東自始至終都對讀書人抱有戒心。 再說「民」。「人」依照他的社會地位，可以是「君」，可以是「大夫」，可以是「吏」，可以是「民」。可見「人」與「民」的區分，既非階級地位的差別（趙紀彬語），也非單數、複數的差別（李澤厚語）。然而，一國之內，國君只有一個，大夫只是少數，吏也只是少數，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是民。根據職業的不同，民又可分為士、農、工、商，統稱為四民。民在平時要輸捐納稅，在戰時要「保家衛國」，必要時拿自己的命去拼掉別人的命。必須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國」是君的封地，如「千乘之國」，不是現代的民族國家。這裏所說的「家」是大夫的封地，如「百乘之家」，不是現代的三口之家。 「民」是最可寶貴的資源，不僅諸侯之間即君與君之間要爭奪民，而且君與大夫之間也會爭奪民。在孔、孟時代，強大的「家」是對「國」的一種牽制，有時簡直是一種威脅，因此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民的地位抬得很高。後世一批食古不化的讀書人，在四海一統的專制皇帝面前哼哼唧唧地引出孟子「君輕民貴」之類的話頭，不要說自討沒趣，丟腦袋都是活該。民間出身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火氣上升，甘脆把亞聖逐出孔廟，連冷豬頭肉也不給他吃，這都是死讀書的呆子惹的禍。「愛民如子」雖說是嘴上說說的，但我猜想，再糊塗的君，殺雞取卵的事是不大會做的。朝代的興衰，除了天災，主要是人禍，這中間「了卻君王天下事」的官吏往往是罪魁禍首，所以民從來是「反貪官不反皇帝」。 「民」的對極之一是「君」。為君之樂，莫過於「四方善惡，在予一人」。孟子曰：「古之人（君）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梁惠王下》）古書上常用「城開不夜、金吾不禁」來形容君民同樂。古書上也記載著，不願與君同樂的「刁民」唱道：「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大意是：太陽灰飛煙滅之日，即「刁民」與「人君」同歸於盡之時。）不討朱元璋喜歡的孟子還說：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老百姓提著食籃，挑著水桶，迎接威武文明之師，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深心裏只盼望水深火熱的亂世有個盡頭，如水益發深，火益發熱，也只能怨自己命不好了。） 「民」的另一對極是「吏」，後世稱為「官」。為官之樂，莫過於「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官有清官（古代稱循吏）、貪官之分。民諺云：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見「千里做官只為財」是常情，要名不要錢的清官是特例。明朝的海瑞更是清官中的稀罕之物，身後只留下白銀二十兩，不夠殮葬之資。但他拿了四書中的話斷案，說什麼「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這樣的清官在我看來不要也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官風之清廉是有口皆碑的。但當時的清官們，有的為了保自己的清譽，有的為了邀功升遷，不惜把大批知識人打成「右派分子」。更有個別清官在大荒之年，不管自己治下路有餓莩、戶無雀糧，一味地謊報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以迎合上之好大喜功。諸如此類的清官，在我升斗小民看來，其為害之烈，尤甚於貪官。 「軍」雖然可與「民」對舉，如「軍工產品」對「民用產品」，但「軍」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民」，好比豬肉絞碎後灌入腸衣內，便不再稱豬肉而改稱為香腸。《水滸傳》中說，大名府留守梁中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民國時期，割據地方的各路「諸侯」也好，南京政府的領袖蔣介石也好，都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只因是亂世。毛澤東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革命委員會主任中也有不少人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因為也是亂世。 「匪」也可與「民」對舉，但其實是一種更特殊的民。「軍」打了敗仗後的散兵遊勇往往成為「匪」。「民」餓極了或被「官」逼急了，也會成為「匪」。「匪」成了一定的氣候，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便具備了進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資格，稱為「義軍」。「匪首」一旦黃袍加身，坐了龍廷，望之便似「人君」了。所以開國皇帝身上往往帶有匪氣，如劉邦在儒生的帽子裏撒尿，朱元璋動輒殺人如麻。我以為，秦末的草頭王之一陳涉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為他說過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一語勘破了民與匪、匪與君之間的關係。 先秦典籍中也有少數「人民」並用的情況。如孟子說：「諸侯有三寶，人民、土地、政事。」（《孟子．盡心下》）又如韓非子說：「上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避禽獸蛇蟲」。（韓非《五蠹》）但他們所說的「人民」仍是指上述意義上的「民」，而不是作為一種政治身分的「人民」。其用法彷彿孟子口裏常提到的「人君」，將「人」和「君」並稱，所指仍是口銜天憲的「君」，而不是鼓勵人人都去做舜做堯。 在現代學科規訓下，「人」與「民」的分野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作為哲學、神學的研究對象，還是作為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人總是自然界的對立物。（唯有生態主義者一直存在著浪漫的幻想，渴望人能像動物一樣，與周圍世界保持親密無間。）所以，人很為自己有「人工授精」、「人工流產」一類巧奪天工的手段而驕傲。 「民」作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指稱的是「公民」，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指稱的是「民間」，其對極即通常所說的「官方」。現代漢語中與「民」組合的語詞頗多，如流民、刁民、村民、居民、選民、貧民，都是指稱民眾中的特定群體。唯有「民工」一詞不好懂，單從字面上很難看出它所指稱群體的特徵，也不存在可與之對舉的「官工」（或許「公務員」差相彷彿）。關鍵在於：「民工」雖然與其他自然人並無二致，一是為現代經濟共同體所包容，二是以出賣自己體力或腦力的方式謀生，卻始終未能擺脫「農民」這樣一種非地域、非政治、非職業的特定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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