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語言來: 語言人類學導論 | 誠品線上

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解析語言如何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 反思語言歧視及語言權議題的集大成之作 事實上，人們並未意識到，「現實世界」主要建立在群體的語言習慣之上。世上沒有兩種語言相近到足以再現同一套社會現實。不同社會所經歷的世界截然不同，而不只是對同樣的世界貼上不同標籤而已。 ──薩皮爾(E. Sapir) 語言中的字詞有一半是別人的。 ──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語言除了反映不同民族的世界觀，也影響了使用者的思考。」二十世紀初，震撼知識界的「語言相對論」，激發人們思索並爭辯一個切身相關的大哉問：語言和文化究竟有何關係？近年，蓬勃發展的「語言人類學」，正以獨到且嶄新的觀點，探究語言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語言常被認為只是傳遞訊息的媒介，然而，它其實不斷在人們的實踐中被沿用、扭曲、創新、轉化；語言也不是「中性」的，它深藏文化觀念或偏見，在映照出社會不平等的同時，也有機會促成變遷；最後，語言的作用並不僅止於傳訊，它身負多重功能，讓聽者除了掌握字裡行間的意涵，還能捕捉說者的情感及意圖。本書的目標正是證明，語言與其說是靜態之物，更像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語言如何不知不覺影響我們，又如何和社會產生關聯，正是本書亟欲解答的問題。 ◎生動且多元的田野調查資料，告別西方中心論的狹隘眼光，帶領讀者認識世界各地的語言景觀 ◎橫跨哲學、文學、語言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諸多學門，囊括關注語言的重要思想家，從薩皮爾、沃爾夫、皮爾斯、奧斯汀、巴赫汀到布爾迪厄，不一而足。 ◎破除坊間眾多似是而非的「語言意識形態」： X不該在會議用台語發言，因為它是方言，其他與會者可以像拒吸二手菸那樣拒聽台語，並要求大家只用國語發表 O並無明確區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一種談話模式會被歸類成語言還是方言，更大程度上牽涉地緣政治的因素。而台語（河洛語）在法律上本來就是國家語言之一 X兩性說話習慣天生大不同，男人重說理，而純男性團體的對話則充滿競爭性；女人恰好相反，說話時側重傳達情感，也較以促進關係和諧為目的 O社會化過程中說話方式儘管會經歷分化，但研究指出，性別之間的談話差異甚微，也絕非天性使然。無論在純男性或女性團體，都能看到理性及情感的表達並存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此書主張語言為社會活動，是人們的行為而非抽象的工具。《活出語言來》不只介紹了語言人類學這個充滿活力的領域，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若要理解日新月異的語言現象，本書無疑提供了一把鑰匙。 Bruce Mannheim│密西根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觀點精妙、文筆簡練，概述了語言人類學的最新進展，入門或進階的讀者都適合看這本書。 Jim Wilce│人類學者 正如阿赫恩針對1996年黑人英語爭議的討論所指出的，許多黑人已經內化了社會對這種獨特美國人語言抱持的負面態度。雖然臺灣沒有奴隸制度或科學種族主義等歷史遺緒，但就在不久之前，有些臺灣人認為「說河洛語」是一種「沒有受過教育」的符號。……由於臺灣的政治局勢的變化，這種對於河洛語（閩南語）的負面態度正在改變……這本中文翻譯書的出版，對於深入瞭解臺灣和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的複雜變化，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傅可恩│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蘿拉．阿赫恩（Laura M. Ahearn）現為國際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之研究員，擔任「美國民主、人權、治理卓越國際發展中心」（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overnance）的資深學習顧問。著有《愛情的邀請：尼泊爾的讀寫能力、情書和社會變遷》（Invitations to Love: Literacy, Love Letters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2001）一書，亦為牛津語言人類學書系之叢書主編。劉子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以語言人類學和手機民族誌為取向，結合微觀和宏觀的分析，探究中國佤族移工的數位敘事、多語實踐和勞動遷徙，也關注返鄉移工透過社群媒體建構宗教網絡和多重認同，並對中國西南邊境的網路基礎建設和農村現代化論述感興趣。吳碩禹中原大學應外系助理教授。目前熱衷於探究譯者如何在不同語言與文化中居間而立，搭建出不同脈絡下的多元意涵。蕭季樺東海大學外文系副教授。關注語言做為社會行為的實踐，對人們在不同溝通現場的語言使用及理解意義的動態過程感到興趣。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圖目錄 表目錄 導讀 譯者說明 前言 謝誌 第一部分 語言：一些基本問題 第一章 語言的社會性生活 第二章 手勢、手語與多模態性 第三章 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歷程 第四章 語言習得與社會化 第五章 語言、思想與文化 第二部分 說話者、聽者、讀者與寫作者的社群 第六章 語言使用者的社群 第七章 多語主義與全球化 第八章 讀寫能力的實踐 第九章 展演、展演性與社群構成 第三部分 語言、權力與社會分化 第十章 語言與性別 第十一章 語言、種族與族群性 第十二章 語言滅絕與復振 第十三章 結論：語言、權力與能動性 註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

傅可恩
P. Kerim Friedman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想想下列三個場景：（1）父母親從學校把他們的小孩接回家；（2）一對年輕情侶的第一次約會；（3）一位男性第一回見到他的新同事。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中，這些場景皆有一共同點：參與者之間會需要交談。他們之間的談話氣氛可能會是氣憤的、緊張的、尷尬的或自吹自擂的；但無論如何，他們唯一不會做的事就是彼此之間保持沉默！父母可能會詢問小孩在課業或交友上的狀況；年輕情侶會努力做出緊張的小談話；男性會在介紹自己的時候大力握住新同事的手，甚至可能會開個玩笑作為兩人初次見面的破冰。但是，在1960年代後期美國的阿帕契西部地區（Western Apache），阿帕契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如克斯．巴索（Keith Basso）（1970）的經典民族誌所描述，在上述情況中，阿帕契人很可能會保持沉默。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在這些情境保持沉默會讓人感到尷尬和不舒服，但對於西部的阿帕契人來說，打破沉默會令人感到更為尷尬。
巴索的研究是當代語言人類學方法論有著卓越貢獻的一個重要範例：溝通民族誌（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雖然標準的語言分析的工具可適用於分析西部阿帕契語，如透過音韻學、構詞學、句法學等，但是若以這些方法研究阿帕契人如何使用沉默，仍然不夠清楚、完整。語言學試圖瞭解能產生無數話語的基本結構，而溝通民族誌則試圖瞭解影響特定談話行動（speech act）的潛在文化邏輯。兩門學科的差異在於，就如同英語使用者知道在單詞cat中添加上s，使這個單詞變成複數，以及知道當他的朋友說「我愛貓！」（I love Cats!）時，實際上指的是著名百老匯音樂劇，這兩者間的區別。雖然所有說英語的人都知道如何區分單數和複數，但是只有那些具有百老匯音樂劇特定文化知識的人才會知道，「我愛貓！」這句話可能指的不是對毛茸茸寵物的普遍性喜愛。因此，西部阿帕契人之間的沉默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因為沈默是沒有話語的，所以沒有語法規則來管理沉默的語言結構，但是在保持沉默的情況之下，說話者已做出在該社會中具有文化意義的一種選擇，即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需要說話。唯有對西部阿帕契人的文化規範有全面性的瞭解，才能正確解釋這種沉默的意涵。反過來也是如此，瞭解沉默也可以教導我們關於阿帕契文化的一些東西。舉例來講，想想「大人說話，小孩別插嘴」（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這個說法吧。這句話告訴我們，兒童在特定社會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而那個社會也把這種說法當成基本常識來接受。
……
在臺灣乃至於華文圈的學術界，這些概念很少被廣泛地瞭解或討論。因此，透過2018年夏天在臺灣社群媒體上發生的一個事件的說明，我希望簡要地強調這些概念對於臺灣讀者的實用意義在哪裡。
在2018年夏天，來自花蓮阿美族（Pangcah或Amis）的民進黨立法委員Kolas Yotaka被任命為行政院發言人，阿美族是臺灣十六個官方認定的臺灣原住民族（南島民族）之一。在她被正式任命不久之後，她公開表示她傾向於用拉丁字母來書寫她的名字「Kolas Yotaka」，而不是用中文字「谷辣斯．尤達卡」。在臺灣，使用中文音譯撰寫外國名字是一種常態，即使原住民語言不是臺灣的「外國」，但是原住民語言通常也會受到同樣的對待。在臺灣的報紙，美國電影明星Harrison Ford的英文名字通常會被寫成哈里遜．福特，其發音為「Halisun Fute」。由於中文和英文在音韻上的差異，福特只能大略等同於「Fute」。出於類似的原因，Kolas認為中文音譯她的名字谷辣斯．尤達卡無法精準地捕捉到阿美族語（Pangcah）的發音（雅虎奇摩新聞2018）。最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詞構將「Ko-las」的兩個音節變為三個音節「谷辣斯」。為了理解為什麼Kolas的請求會在臺灣的社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討論，您需要「掌握」的是，能形塑臺灣的語言意義之「社會、歷史和政治力量」，這點非常重要（Jackson 2013: xxiv）。
書寫系統不僅是一種表達語言聲音的方式，它是多功能性的一個良好例證，它是阿赫恩列出的四個關鍵詞中的第一個。書寫系統還可點出（或「指向」）在我們想法中與這些書寫系統關係最為密切的一群人的身份認同（指向性是第四個專有名詞）。在熱愛學習英語的國家中，英語詞彙經常出現在T恤衫、菜單、商店標誌和廣告牌廣告上，在人們的心目中，拉丁字母與英語的關係最為密切，這點並不奇怪。這就是為什麼在社群媒體上的一些評論會說到「原住民是說英語的嗎？」（Hioe 2018）。Kolas抱怨她自己有時在醫院需要用英語說話，因為醫院人員認為她應該是住在臺灣的許多外籍家庭幫傭的一員（雅虎奇摩新聞2018）。但將拉丁字母看成不是臺灣的一部分是錯的。事實上，自2017年6月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後（Kolas她自己就是該法案的主要支持者），在臺灣的「原住民書寫文字」皆具有官方地位。在臺灣，原住民書寫文字也不是唯一使用拉丁字母的文字。正如時代力量的政治人物林于凱在他的臉書上所言（Lin 2018），臺灣的第一份報紙是使用拉丁文來撰寫河洛話（閩南語）。今日只有中文文字被認為是適合用於臺灣報紙的書寫系統，這是導因於數十年以來，臺灣的官方語言政策將漢語視為「國語」。這是本書關鍵詞「語言意識形態」的一個好例子，阿赫恩將其定義為「人對語言所抱持的各種態度、觀點、信仰或理論」（Ahearn 2017: 23）。然而，並沒有語言上的理由可以說明臺灣為何不能像韓國和越南一樣，將中文文字全部消滅掉（Chiung 2007）。若說臺灣人已經將中文文字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臺灣戰後的一些國家政策，其用意在於對公民灌輸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Chun 1996）。
但是Kolas名字拼寫所出現的爭論，並沒有因此就停止。第二個議題出現於對她名字第二部分Yotaka的討論。Yotaka並不是她的姓，這其實是遵循阿美族的慣習，用她父親的名字。由於臺灣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1895-1945），許多臺灣原住民第一次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是在臺灣的日本學校中，甚至許多人認為自己是日本人（Friedman 2010）。 這可解釋為什麼她有一個日本名字，這樣的說法不同於在社群媒體上嘲弄她如何拼寫她名字的議題。一些網民試圖證明Kolas應該自己感到尷尬，因為她拼錯了她的名字Yotaka，使用了「o」而不是「u」。將Yotaka放入網路上的谷歌翻譯功能中，翻譯成的日本片假名為「ヨタカ」，而ヨタカ的中文翻譯的意思是「娼妓」。要是想得到正確的漢字「豊」，需要輸入「ユタカ」，它的拉丁字母通常拼寫為「Yutaka」，其中的一個字母是「u」（Hioe 2018）。雖然從一名日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這一論點可能是有意義的，但根據原住民社會運動者Namoh Nofu Pacidal的說法，在地阿美族語使用者對這種拼寫並不會有任何疑義（Pacidal 2018）。這是因為（除了阿美族語的北部南勢方言），大多數的阿美族語使用者並不區分「o」和「u」的聲音，因此他們傾向於交替使用這兩個拉丁字母。如果她的名字是用「原住民書寫文字」書寫，而不是「拉丁文」或日文，那麼臺灣原住民應該是判斷「什麼才是正確的名字拼寫？」的裁判。最後，許多試圖羞辱Kolas的人，假設了她名字書寫有「錯誤」，似乎有其政治上的動機，但即使是這樣，這種攻擊只有在與既定的語言意識形態產生連結才有可能成功。
透過選擇使用原住民語的拉丁文字為她的名字，Kolas正試圖改變臺灣人與這些符號的關聯性，並可能改變了他們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語言並不只是引用與既有的人群之間的關聯，而是可以用來試圖改變這些關聯，用於解釋為什麼針對語言使用的爭論，如：關於使用性別化代名詞的辯論（Silverstein 1985），總是遠遠超過語言本身的議題。語言使用的複雜方式可以挑戰和強化既有的組織和規範，這樣的觀點是實踐理論的一部分（這是阿赫恩提出的四個關鍵字之一）（Ahearn 2017: 25）。隨著臺灣的戒嚴時期在1980年代的終結，以及1990年代放寬對本土語言的限制，臺灣原住民積極爭取使用他們的傳統名稱的權利，但是很少有人這樣做，因為官僚制度上的障礙或他們害怕被歧視。大多數中文名字只有兩個或三個字的長度，即使臺灣在1995年使用原住民族語的名字變為合法之後，許多官方表格並沒有提供額外的填寫空間，用於書寫原住民族語的名字（Gao 2015）。（使用拉丁字母作為原住民名字是在2006年合法化的。）正如Mayaw Biho（馬躍．比吼）的紀錄片《請問蕃名》所記錄的，許多臺灣原住民早期抓住這個機會改變了他們的名字，但後來又將原住族語的名字改回中文名字，因為他們擔心在就業市場上受到歧視（Biho 2004）。在美國進行過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擔憂可能是有確切根據的。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如果申請者的名字明顯與少數族裔有關，而其他部分相同的履歷，收到「雇主回覆電話的機率會減少30%到50%」（Kang et al. 2016: 2）。如果臺灣原住民對使用他們的傳統名字感到十分自在，那仍將需要針對在地的語言實踐，以及正當化這些實踐的意識形態做出重要改變。阿赫恩在書中提出的語言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框架，讓我們能透過此架構開始解釋和揭示這些爭論。
……
因為本書的中文讀者與最初預期的英文讀者是不同的，因此必然會有一些主題需要更多的脈絡知識才能被理解，而不是輕易地以註解或註腳來提供內容說明而已。本書第十一章「語言、種族和族群性」特別是如此，其內容涉及對美國種族關係的一般性背景知識，特別是對西班牙語使用者和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AAVE），也稱為「黑人英語」（Black English 或Ebonics）說話者的背景知識。當我在臺灣的大學課堂中講授這些題材時，我發現我的學生們驚訝地得知，黑人英語曾被當作黑人智力較低的「證明」。奴隸制度的歷史遺產以及美國內戰後施行的種族隔離，導致美國白人製造了許多偽科學理論為這些不人道的政策進行自我辯護。這種完全不科學的作法通常被稱為「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它試圖證明白人對黑人的統治是合理的，因為黑人像小孩一般，他們在心智上不適合自我管理。黑人英語的獨特語言特徵被用於證明其說話者的心智能力較低。這些語言特徵被認為是較差的心智能力和懶惰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因為黑人英語是一種接觸語言（contact language），它受到奴隸從非洲帶來的非洲語言元素的影響。
很難想像當今社會，會有任何人相信這樣的無稽之談，甚至為了反駁而認真看待這種近乎侮辱的說法。然而，現代社會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拉波夫（William Labov） 覺得他不得不這麼做，目的是為了挑戰仍盛行於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教育典範。在他的一篇開創性論文〈非標準英語的邏輯〉（The Logic of Nonstandard English）之中，他試圖挑戰用於解釋黑人兒童於學校中的表現不佳的「文化缺陷」模型，他主張黑人英語與英語的任何其他變體一樣能表達出複雜的邏輯思想（Labov 1972）。正如阿赫恩針對1996年黑人英語爭議的討論所指出的，許多黑人已經內化了社會對這種獨特美國人語言抱持的負面態度。雖然臺灣沒有奴隸制度或科學種族主義等歷史遺緒，但就在不久之前，有些臺灣人認為「說河洛語」是一種「沒有受過教育」的符號。申大得（Todd Sandel）發表於2003年的一篇論文中，發現由於臺灣的政治局勢的變化，這種對於河洛語（閩南語）的負面態度正在改變，創造出重視在地語言的新語言意識形態，而這種負面態度並不會常反映在人們的實際語言實踐之中。因為語言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些變化，這本中文翻譯書的出版，對於深入瞭解臺灣和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的複雜變化，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十一章　語言、種族與族群性

除了明顯的種族主義誹謗之外，什麼是種族主義語言（racist language）？珍．希爾（Jane Hill）認為，美國主流的語言意識形態，加上廣為流傳的美國常民式種族理論，確保了美國一般白人中產階級的日常談話，以及有聲望媒體中的言論中，「繼續產生和再生產白人種族主義（White racism）」（2008: 47）。希爾堅稱，種族主義絕非過去的要素，「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種族主義乃是猖獗且持續存在的，它因而導致個人受到傷害和痛苦，帶來顯而易見的不公不義，造成各個種族分級化的資源嚴重分配不均，也致使國內外公共政策產生不可思議的錯誤，以及充滿破壞性的疏漏」（2008: 47-48）。希爾表示，種族主義主要是在日常談話中產生的──而不是透過種族主義的公然誹謗（雖然，這些毀謗當然也促成種族主義），這類毀謗會被今日大多數的人所譴責。在日常談話中，人們透過無意或間接使用的語言，強化了種族主義式的刻板印象。
希爾討論了模仿西班牙語（Mock Spanish），視其為這種隱晦式的種族主義論述的範例，她認為在美國，這是西班牙語人士遭受種族化的方式。根據希爾，為了理解模仿西班牙語如何以這種方式運作，首先必須理解美國關於種族和種族主義的常民理論之中的一個關鍵要素。本章先前曾討論過一種錯誤信念，是相信種族是一種生物性的實體；但除此之外，希爾也堅稱，許多美國人對種族主義抱持另一種同樣的錯誤看法：它認為種族主義是一種個人特質，只有少數人才是惡毒的種族主義人士，如白人至上主義者（Hill 2008: 6-7）。相反地，如同許多學者，希爾主張種族主義更大程度上是制度、規範和實踐的運作，是這些促進了種族主義效應的產生，即使個人不想成為種族主義者或對他人有歧視，因為這些人身處在特定的機構和規範中，他們的行動仍可能會產生這些影響。
那麼，什麼是模仿西班牙語？希爾提供的一個例子，來自電影《魔鬼終結者2：審判日》，其中阿諾．史瓦辛格飾演從未來派來的機器人英雄，保護一名小男孩，這小孩將來長大後能拯救人類。這個小男孩是名為約翰．康納（John Connor）的角色，他嘗試教導終結者透過使用模仿西班牙語的詞句，發出更「真實」、更像「美國人」的聲音，像是「No problemo」（沒有問題）和「Hasta la vista, baby」（再見，寶貝）（Hill 1998: 683; 2008: 144-145）。希爾提供的另一個例子，邀人約出去喝啤酒，這樣一個假設性的情境：「Let’s get together and crack a few cervezas」（讓我們聚在一起喝幾杯啤酒）（2008: 42）。其他例子包括：在英語的日常對話中，使用西班牙語mañana（明天）的單詞，或西班牙語的其他單詞或片語。
希爾承認模仿西班牙語的使用者絕不是有意識的種族主義者。相反的，她說他們相信自己是幽默的、寰宇主義的（cosmopolitan）、甚至是受人敬重的西班牙語使用者。她斷定，「我從未發現任何證據，證明他們面對這些反對意見時，無人不是抱持著全然誠實的態度去面對；我相信，對他們而言，模仿西班牙語的種族化運作的確是隱形的」（2008: 42）。然而，希爾仍大力主張，模仿西班牙語透過間接指向性（indirect indexicality）的過程，提升了白人性（whiteness）［的價值］，並以帶貶義的方式將西班牙語使用者加以種族化（cf. Urciuoli 1991, 1996）。相較於模仿西班牙語涉及的直接指向性（direct indexicality），其明確將指向（index）模仿西班牙語的說話者是幽默的或擁有世界主義觀（cosmopolitan），且說話者通常全然意識到這件事；間接指向性則隱晦地指向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的負面刻板印象──那些人危險、懶惰、淫亂，或在政治上是貪贓舞弊的（1998: 683）。希爾認為，使用模仿西班牙語的人，一定接觸過這些刻板印象，以便能使用和詮釋笑話或用語。譬如，有人在回答關於她／他何時完成工作的問題時，以「Mañana, mañana」（明天，明天）來回答，這是間接地指向謠傳中有關墨西哥人的懶惰。希爾表示，《魔鬼終結者2》的那句名言「Hasta la vista, baby」指向西班牙語說話者被指控為老奸巨滑。如果不瞭解這些種族化的刻板印象，模仿西班牙語的笑點就不會有趣，也因此就無法理解模仿西班牙語的用語。希爾認為當這種刻板印象在這類的間接指向性之中被喚起時，刻板印象就被強化了。
無疑地，有很多例子有著類似於模仿西班牙語的隱晦式的（covert）種族論述，例如模仿非裔美國人英語（Mock AAE）或模仿亞洲人（Mock Asian）（別名「黃種人英語」［Yellow English］，見Reyes and Lo 2009）。若要研究這些例子，希爾的分析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切入點。然而，她本人也承認她的分析取徑也碰到一個缺點，（Hill 2008: 47），那就是，她對模仿西班牙語的分析主要是來自電影、報紙和其他種類的大眾媒體案例，而不是實際的日常對話。我們知道語言總是多功能和多模態的，所以我相信，在實際社會脈絡中，進一步分析模仿西班牙語的話語，我們將能看到更複雜的意義組合方式，而不會僅滿足於簡單的隱晦式的種族主義現象上。舉例來說，由於話語常同時伴隨著諸多社會任務的執行，因此不難想像，模仿西班牙語的發生，不僅直接指向說話者的幽默或間接指向負面的刻板印象，還會以某些方式挑戰或滑稽模仿這些刻板印象。希爾也提到，模仿西班牙語或其他類似的語言實踐，存在某些顛覆性的潛能（Hill 1998: 685-686）；這類現象將留給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其他研究者已開始探索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如何於實際對話中發生。根據帕格里伊（Valentina Pagliai）的說法（2009: 553），種族主義不是個人靜態擁有之特性，而是他們做出的一些行動──帕格里伊的意思是，某些人並非天生就是種族主義者，因為這些人是透過他們的行為和對話讓種族主義加以實行。帕格里伊在她的研究中探討種族化是如何在互動中發生，她檢視種族主義評論在對話中出現時，對話成員是否同意或拒絕其他成員的意見。比如，某段摘自義大利托斯卡尼（Tuscany）的理髮店之的對話，參與者共同建構了對移民的負面、種族化的評估想法──他們一開始只是稍微流露出對移民的厭煩，但這種負面立場不斷變得根深蒂固，遂日益增長為對種族主義的整套評斷（Pagliai 2009: 559-560）：

朱塞佩（Giuseppe）：疾病、梅毒，誰知道他們還有什麼沒帶來
法布里（Fabbri）：各種東西都有
朱塞佩：瘧疾
法布里：髒污
朱塞佩：他們帶來髒污
法布里：當然
朱塞佩：什麼東西都來了

在共同建構的過程中，這種在義大利人之間日益增長的種族主義論述，帕格里伊稱這種趨勢為「螺旋效應」（spiral effect），她解釋說，因為當說話者在他們進行輕度負面評論，得到肯定的回應時，他們就更明目張膽地做出負面的種族主義評論，並最終則做出全然的種族主義評論。因此，帕格里伊認為「在對話中達成的意見一致，其作用不容低估。透過再生產種族主義論述，並不斷創造出對那些論述的普遍認可，這種意見一致將不可避免地強化既存於社會的種族化論述或種族主義論述」（2009: 576）。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解析語言如何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
反思語言歧視及語言權議題的集大成之作

事實上，人們並未意識到，「現實世界」主要建立在群體的語言習慣之上。世上沒有兩種語言相近到足以再現同一套社會現實。不同社會所經歷的世界截然不同，而不只是對同樣的世界貼上不同標籤而已。
──薩皮爾(E. Sap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