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經濟學: 如何終結貧窮? | 誠品線上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窮人需要的不只是食物，而是一次翻身的機會！在許多國家，貧窮線最初的設定是以食物的攝取為標準，認為飢餓是窮人生活的主要困境。隨之而來的扶貧政策，目標也在於解決飢餓問題，因此編列預算配發糧食或補助窮人購買糧食。這套政策背後的邏輯相信，攝取足夠的熱量之後，就能投入工作，賺取薪資養活自己，最後擺脫因飢餓而沒有體力工作的惡性循環。然而真是如此嗎？兩位作者蒐集資料後，卻發現糧食補助政策並未增加窮人對於主食的消耗量，他們寧可把省下的錢用來購買更美味的食物。窮人與一般人本無二致，人人都喜愛從食物獲得心靈的慰藉，但窮人卻被化約為一套投入熱量、產出動能的生理機制。本書即是兩位作者十五年來的研究成果，期間造訪數個國家，瞭解每日支出低於一塊美金的人們如何過活。這類關於貧窮的想像，就是《窮人的經濟學》所要檢視之處。以堅實科學精神，導正失敗社會政策。讓窮人的經濟學，取代菁英的經濟學。本書藉由解答窮人「不合理」的行為與怪異的現象，剖析相關政策失敗的原因。為什麼窮人不使用免費的保健服務，卻願意支付昂貴的手術費用？為什麼在同樣的班級，窮人家的小孩就是學不好？為什麼要先借貸才能儲蓄？為什麼貸款做生意，收入卻總是成長不了？缺乏資源的窮人錯失人生的各種機會，沒有實質參與社會的基本能力，而平白流失的人力與才華也是國家的損失。本書提供詳實的統計資料與實驗結果，告訴我們貧窮並非無法終結，關鍵在於以謙卑的態度傾聽窮人的聲音，誠實面對各項數據，讓窮人的經濟學取代菁英的經濟學，並且做為政策制定的依據。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吳宗昇《製造低收入戶》作者／洪伯勳工作貧窮與租稅政策研究室召集人／洪敬舒臺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周于萱熱血公民教師、《思辨》作者／黃益中 國立陽明大學國際衛生學程教授／黃嵩立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執行長／蔡明璋反貧困聯盟召集人／簡錫堦「這本了不起的著作把有關貧窮的辯論帶往關鍵的問題：哪一種援助對窮人才是最好？」－－《紐約時報》「展現充分的細節與暖暖的同情心，反映出他們確實理解窮人所面對的挑戰。」－－《華爾街日報》「除了實驗上的巧思，本書豐富且充滿人性地勾勒出赤貧者的深刻生活。兩位作者說明窮人如何在最慘澹的情況下做出精彩的計算。」－－《金融時報》「兩位傑出的研究者對於貧窮本質的探索，為我們帶來這本精采絕倫且充滿洞見的著作。」－－Amartya Sen，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作者檢視貧窮對於人與社會的各種影響，顛覆政府、援助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的傳統見解與認知，進而引領經濟援助與人道救援的方式。」－－《華盛頓郵報》「他們絕對是非常聰明的經濟學家，並且進行很大的工程來豐富經濟學對於貧窮此複雜問題的理解，而這個問題經常遭到一般人的誤解。」－－《英國衛報》「絕對要讀的重要作品……如實呈現窮人的情況，值得一讀，並且有機會帶來實際的結果。」－－《富比士》雜誌「兩位作者透過各種觀察與實驗，探索窮國的窮人如何面對貧窮問題。我深受本書吸引，也折服於書中的論點。」－－Robert Solow，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任何一位關心全球貧窮問題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有好幾年的時間，不曾有一本書教我那麼多東西。《窮人的經濟學》將經濟學推向最高的境界。」－－Steven D. Levitt，《蘋果橘子經濟學》作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畢業於加爾各答大學（University of Calcutta）、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與哈佛大學，目前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福特基金會國際講座教授（Ford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Professor）。曾經擔任經濟發展分析與研究局（The Bureau for Research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Development）的主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以及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同時也是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Kiel Institute）的國際研究員，以及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與世界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rtic Society）院士。曾獲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以及史龍獎學金（Alfred P. Solan Fellow）。除此之外也獲得許多獎項，包括二○○九年第一屆印孚瑟斯獎（Infosys Prize），並且擔任世界銀行、印度政府等組織的榮譽顧問。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 Abdul Latif Jameel 減緩貧窮與發展經濟學講座教授（Abdul Latif Jameel Professo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隨即獲聘為該校經濟系助理教授，並且任教至今，同時是美國文理科學院與世界計量經濟學會院士，也曾經獲得許多獎項，二○一○年取得著名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項是表彰美國四十歲以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二○○九年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學金（MacArthur “genius” Fellowship），並且在二○一○年取得首屆卡沃—阿蒙哥國際獎（Calvó-Armengol International Prize）。《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將她評為當今世上最好的八位經濟學家之一；《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二○○八至二○一○年將她列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一百個思想家之一；二○一○年《財富》（Fortune）雜誌將她列為當今四十歲以下最有影響力的四十個商業領袖之一。二○○三年，兩位作者共同成立了 Abdul Latif Jameel 貧窮行動實驗室（J-PAL），並共同主持實驗室至今。J-PAL 是一個由教授組成的研究網路，在全球五個地方設有辦公室，一起使用隨機控制實驗來回答如何消解貧窮這個重要的問題。J-PAL 的任務在於確保政策是以科學證據為基礎，藉以減少貧窮。二○○九年 J-PAL 贏得西班牙外換銀行（BBVA）在發展合作領域的知識前沿獎（Frontier of Knowledge），二○一四年 J-PAL 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最高榮譽赫緒曼獎（Albert O. Hirschman Prize）。■譯者簡介許雅淑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清大社會所碩士、目前為清大社會所博士生，近年關心如何兼顧養育小孩、賺取奶粉錢以及掙脫學術漫漫長路的各種現實困境中努力求生，熱愛被稱為不務正業的學術旁騖翻譯工作，曾翻譯《金融狂熱簡史》、《部落客宣言》等多部作品。李宗義政治大學英語系、東亞所以及清華大學社會所畢業，現於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近年關心災難之後災民的行動與決策，閒暇借助打橄欖球紓壓，同時也是政大橄欖球隊的多年隊員，翻譯作品包括《比較霸權》、《審議民主》與《金融狂熱簡史》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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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推薦序 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林明仁推薦序 面對社會不正義的貧窮經濟／陳東升推薦序 認識貧窮的本質／張弘遠前言第一章 再想想第二章 十億人餓肚子？第三章（全球）更健康有那麼容易嗎？第四章 階級頂層第五章 Pak Sudarno的大家庭第六章 赤足的避險基金經理人第七章 來自喀布爾的男人與印度太監：窮人貸款的簡單（不簡單）經濟學第八章 一磚一瓦的存第九章 不得已的創業家第十章 政策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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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 推薦序
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林明仁

托爾斯泰在鉅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說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讓我借用文豪的邏輯，將其改寫為：「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本書兩位作者 Banerjee 與 Duflo 過去二十年來致力瞭解窮人如何落至如此不幸的境地，以及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出一套以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為主軸的評估方法，更讓我們對貧窮的瞭解，從理論層次進步到有可以與理論對話的實證基礎。這本《窮人的經濟學》，就是他們研究結果的非技術介紹（non-technical summary），也是貧窮研究的必讀入門書。

如何定義窮人？對台灣的讀者來說，我們可能會覺得月薪 22K，付完房租、 餐費跟其他必要開支後，只剩下幾千元，應該就屬於吃土魯蛇一族了。但如果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這還算是中等收入：二○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ngus Deaton 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出發，計算出貧窮線應為每日支出低於 1 塊美金（房租除外）！這筆大約一個御飯糰的錢，在印度大概可以買 15 根小香蕉。而在這麼低的標準下，全世界仍然有超過 10% 的人每日生活費是低於這個數目！因此本書主要聚焦的，不是每日生活費仍有 20 塊美金的已開發國家低所得工作者，而是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在生存邊緣掙扎，真正窮苦的人們。

有人類以來就有窮人。考古遺址中有許多精緻飾品陪葬的，就是當時的富人，只有少許器物的家境較差。而最窮的人，恐怕早就因為被草草埋葬而無法在現代被挖掘出來了。由於缺乏資源與權力，窮人在歷史的記載中一向不受重視（通常是以飢民的型態出現），所以文學作品就成了我們對貧窮者生命歷程的重要來源。然而，不論是關漢卿筆下說出：「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的竇娥，或者是在雨果的《悲慘世界》因偷竊一塊麵包而被判刑十九年的尚萬強，雖然讓我們感動、同情，且因自己無力對他們作些什麼而感到自責，但也容易讓我們選擇了一個簡單的看法與解方：將貧窮怪罪於財團的貪婪、政府的無能、以及資本主義的弊病。彷彿只要打倒惡魔黨，美麗新世界就會來臨。另一個極端，則是認為窮人之所以淪落到這步田地，都是因為他們懶惰、不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愛冒風險所以生意容易失敗、個性不愛與人交際、當街友反而更自由自在的緣故。因此一切都是他們咎由自取，與社會結構無關。

隨著這些簡化的誤解與歸因而來的，是簡化的解答。而兩位作者認為，這其實就是人類社會在對抗貧窮上面遲遲無法取得進展的最主要原因。窮人雖然擁有的東西不多，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生活不複雜有趣；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就是因為手頭拮据，所以窮人們必需更像個斤斤計較的經濟學家才能生存下來。許多在一般人眼裡微不足道的制度調整、社會改變，或自己所犯的錯誤，都會對窮人造成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切入，每一個選擇對窮人來說都是關鍵。
因此，對抗貧窮的政策比起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來說，更需要跨領域的討論、審慎的評估與精確的測量。Banerjee 與 Duflo 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兩人全面的瞭解窮人在家庭、經濟與政治生活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經濟學家稱此為制度性細節〔institutional details〕），以及使用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等的概念來建構理論，收集可以衡量這些因果關係的變數資料（是的，沒有測量，就沒有科學），並且有系統的使用科學方法（主要使用的是 RCT 及其他應用個體經濟學常用的分析工具，如工具變數、差異中的差異、以及回歸不連續）等，作者兩人在以上各層面都有非常大的貢獻。而他們將所有制度細節、理論、資料、計量方法、以及面訪所得的結果加以消化並整合出一個體系的功力，在這十幾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與對政策的影響力上展露無遺，堪稱經濟學家入世的最佳典範。

我在此就以第七章〈來自喀布爾的男人與印度太監：窮人貸款的簡單（不簡單）經濟學〉為例，介紹他們的分析手法。在印度，窮人們作小生意的生財器具都是租來的，可是只要把每天的租金存下來，幾個禮拜就可以買到好幾台推車！但為什麼沒人這樣做？這些人的回答是：「除了高利貸業者，沒人願意借錢給我！」為了幫助這些人，經濟學家 Yunus 創建了孟加拉鄉村銀行，以微型信貸給因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以改善他們因流動性限制（liquidity constraint）而無法翻身的問題，他也因此獲得二○○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這個有理想有熱情的經濟學者入世拯救窮人的感人故事背後，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微型信貸到底有沒有用？當二○○二年 Banerjee 與 Duflo 對這些微型信貸機構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些人的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我們要像賣水果的攤販一樣接受評估？」接著他們提出一些經由微型信貸翻身的窮人當作例子，並且提到人們也會一直來借錢就是最好的證據。最後再很熱血的說：「我們是熱心奉獻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堅信小額信貸是幫助窮人最好的方式！」可是這些人忘了，微型信貸接受了非常多的政策補貼，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微型信貸沒用，那麼政府的補貼不是就該移到別處嗎？

兩位作者最後終於說服了其中一家最賺錢的微型信貸，讓他們以前述的 RCT 作實驗，結果如下：在隨機設立據點的社區中，人們創業的比例的確增加了，但只是從 5% 增加到 7% 而已。兩位作者認為雖然效果不大，但小額信貸應該已經站上正確的位置。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此一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借到錢的機率是否增加，而是較容易借到錢之後，對這些窮人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接下來就有非常多的學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區評估微型信貸的影響。

Duflo 主編的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在二○一五年第一期就刊出了地區涵蓋波士尼亞、衣索比亞、印度、墨西哥、摩洛哥以及蒙古，時間從二○○三到二○一二年的研究成果。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指向相同的結論：微型信貸的確增加借到錢的機率（take up rate），但是效果普通（modest〔大約 20% 左右〕），這些家庭參與的商業活動也增加了（這表示借到的錢有投入在生意上）。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即便可以借到錢作生意，然而這六篇研究都無法找到微型信貸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不過幾個研究倒是發現微型信貸儘管增加了商業所得，卻減少了家庭的薪資所得（整體所得效果相互抵銷）。所以 Banerjee 把這些結果詮釋成：「至少讓人們獲得更多在職業上選擇的自由（it does afford people more freedom in their choices e.g., of occupation）」， 但是家庭消費沒有增加，而長期投資也沒有改善（例如小孩教育、健康、女性自主權等）。因此作者的結論是：微型信貸的確有些許的直接效果（指借到錢的機率增加），但是借到錢之後的生活並未有太大不同（modestly positive but not transformative effect）。

讀者或許會覺得訝異。這不是諾貝爾獎等級的努力嗎？怎麼會跟在報章雜誌看到有許多窮人靠著微型信貸翻身的報導大不相同？應該是學者專家找到了好的方法，打倒了放高利貸的壞蛋，從此窮人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才對呀？藉由討論借錢給窮人的風險，作者在第七章花了很大篇幅來解決這個疑惑。其實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資訊不對稱：對無法提供擔保品的窮人來說，事前評估還款可能與事後經常追討的成本實在太大了（所以才需要靠可怕又殘忍的喀布爾男人， 還有露下體給你看，讓你一輩子倒楣的印度太監來恐嚇你要還款）。與可收到的利息相較，實在不成比例。微型信貸的創意在於利用透過團體互保，對其他人的借款負責來減低交易成本，但結果卻是有限（我的看法是，如果借錢給窮人真有那麼大的後續利益，市場一定會找出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本書其他討論營養、健康、教育等章節，閱讀起來也跟微型信貸這章有相同的感覺：作者指出一些貧窮理論，觀察某些依照這些理論所提出的作法其效果如何，結果卻是離全面根除貧窮還有一段距離，烏雲後的光（silver lining）似乎是對此一情況最好的描述。就如同 Banerjee 對上述六個研究所做的評論：「這些研究提供了微型信貸並非貧窮疾病萬能藥的初步證據（which is a prima facie case against microcredit being a panacea〔a cure-all〕in the literal sense），但是也的確產生了微小的效果。」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討論了他們看待貧窮的方法，以及其所提出的解方與其他學者的異同。在發展經濟學的領域裡，許多人強調大制度的重要：如紐約大學的 William Easterly 就認為，只要釐清政治過程，好的政策自然到位。Acemoglu 跟 Robinson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也論證廣義的良好制度（他們稱之為廣納型〔inclusive〕），才是國家發展的主要原因。Easterly 對於發放蚊帳這種政策相當不以為然，他甚至認為 RCT「無法處理廣泛的制度或總體政策的效果。尤有甚者，它也讓發展經濟學者降低了自己的抱負！」二○一五年諾貝爾獎得主 Angus Deaton，也從方法論上批評 RCT。認為它能釐清的只是在特定脈絡下的因果關係，無法推論到其他更一般的樣本；而現在學界也過度放大 RCT 的好處而忽略了它的缺點。這些批評，平心而論也並非沒有道理，只是改變大制度的困難度太高，雖然以管窺天是 RCT 的問題（有些批評者認為，不是打一個漆彈到牆上，就可以畫出房子的全貌），但是至少提供了檢測各種不同假設的機會。目前文獻上與 RCT 相抗衡的結構估計法（Structure method），或者是 Deaton 提倡的憤怒鳥從錯中學（Angry Bird try and error）的方法，其優缺點剛好與 RCT 相反。我想對以解貧民於倒懸之中為志向的發展經濟學家來說，我們的確不應該放棄遠大的志向與高層次的問題，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小思考、小變革的長期影響。由下而上，有時也會帶來意外的驚喜。舉例來說與我曾經合作過的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教授就發現，雖然中國整體民主發展水平還是很低，但是農村選舉的確讓村長更能夠不執行受地方反對的中央政策，公共支出也會更重視地方的需求！不執著於特定的方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有理論基礎跟經過實證評估的作法當作改革的藍圖，一點一滴的改變現狀，說不定是改變的最有效路徑。

在 MIT 經濟系訪問時，我經常有機會在每週三的教師午餐與 Banerjee 還有 Duflo 討論研究。Banerjee 溫文儒雅，即便是面對針對自己論點的批評，也總是不疾不徐的詳細說明對立說法的異同與優缺點。Duflo 較為年輕，因此對於她認為不好的論點，總是直言不諱。當我在 MIT labor seminar 報告時，就曾被她直接批評：「你這篇論文中與醫學相關的文獻回顧已經太落伍了。」（不過她是對的！）這本書的寫作風格，其實是跟兩位作者的氣質相符的：一方面好整以暇的告訴讀者面對棘手問題時該如何思考，並且娓娓道來目前研究成果（不論是自己或是其他人的）正反意見的解釋（pros and cons），另一方面對於邏輯的推論是否嚴謹，理論與實證證據的連結是否正確，則是追根究底，毫不手軟。人書合一，其實是我最喜歡這本書的地方。閱讀這本書需要一些耐心，他不會給你 magic bullet 或快速的解決之道，而是讓你反覆思索各種方法的利弊得失，瞭解到改變不是一蹴可幾。而大部分的方法即使有用，效果也不可能太大。但是如果能從小思考著手，各個面向都能往前進步一點，加總起來的效果就會非常可觀！

林明仁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二○一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 MIT 訪問學者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再想想

每年有九百萬個小孩在五歲之前夭折，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每三十個懷孕的婦女就有一個在分娩時喪命，而在已開發國家這個數字低於萬分之一。世界上至少有二十五個國家，一般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五十五歲，其中大部分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光是印度，學校裡有高達五千萬的學童連一段簡單的課文都唸不上來。



讀到這，你可能想把書闔上，然後天真地將世界的貧窮問題拋諸腦後：這個問題太大，也太棘手，而這本書的目標就是說服你別這麼做。



最近在賓州大學的一場實驗，清楚說明我們是如何輕易被問題的強度所擊敗。 研究人員拿 5 塊錢給學生，然後讓他們看一些宣傳品，接著要求他們把錢捐給世界上最重要的慈善團體之一「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他們手上拿著兩份宣傳品，從中拿一份給隨機挑中的學生看：



非洲馬拉威（Malawi）食物短缺的問題影響了三百多萬人，尚比亞（Zambia）雨量嚴重不足使得玉米產量比二○○○年少了 42%。因此，大約有三百萬的尚比亞人要面臨飢餓；四百萬的安哥拉（Angolans）人，也就是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衣索比亞（Ethiopia）有超過一千一百萬人馬上就需要食物的援助。



其他的學生看到的另外一張宣傳品則是一個年輕女孩的圖片，上頭寫著：



Rokia，七歲，來自非洲馬利（Mali），非常的貧窮而且面臨飢餓甚或饑荒。她的生活會因為你的捐款而改善，在你以及其他人士的支持下，救助兒童會將和 Rokia 的家人以及社區裡的其他人攜手合作，想辦法餵飽她，讓她上學，並且擁有基本的醫療照顧與衛生教育。



第一份宣傳品從每個學生身上募到 1.16 元，而第二份宣傳品，當幾百萬人的困境變成一個人的困境，則可以募到 2.83 元。學生似乎願意幫忙 Rokia，可是一旦面對全球的問題，他們也愛莫能助。



另有一批同樣隨機挑選的學生，研究者會先提醒他之前的訊息：其他人比較願意把錢捐給明確的受難者，而模糊的資訊能募到的錢則比較少，接著再把兩張宣傳品拿給他們看。看到甘比亞、安哥拉、馬利那份宣傳品的人，捐款的金額是 1.26 元，跟前面差不多，而看到 Rokia 那份宣傳品人，聽到實情之後，只願意捐 1.36 元，只有之前的一半。鼓勵學生再想想，讓他們對 Rokia 沒那麼慷慨，但也不會讓他們對馬利的人更大方。



這批學生的作法是大多數人在面對貧窮問題時的標準反應。我們的第一個念頭是大方一點，尤其是面對一個性命危在旦夕的七歲小女孩。但是就和賓州的學生一樣，我們深思之後就會發現這毫無意義，因為我們的奉獻就像水桶裡的一滴水，不但於事無補，而桶子可能還在漏水。這本書就是邀請你再想想、一想再想，擺脫對抗貧窮問題的無力感，然後把這項挑戰當作一組具體的問題，只要認清問題、理解問題，就可以一個一個慢慢解決。



不幸的是，貧窮問題的辯論通常不是如此進行。許多發言的專家並不討論對抗痢疾與登革熱最好的方法，而是盯著所謂的「大問題」（big questions）：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貧窮？要帶進多少自由市場的信念？民主對窮人好嗎？國際援助能扮演什麼角色？此類問題是他們關心的重點。



聯合國顧問以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的主任 Jeffrey Sachs 就是這樣的專家，對於這些問題他有自己的主見。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是因為那裡天氣很熱、土壤貧瘠、瘧疾橫行、而且沒有海岸線，因此，如果一開始沒有大筆的金錢投入幫助他們解決傳染病的問題，這些國家很難有生產力。但因為他們很窮，所以根本無法負擔第一筆經費，因此就陷入經濟學家口中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直到有人針對這些問題做點事，但不是導入自由市場或建立民主，因為這都無濟於事。因此，國際援助才如此重要，它可以幫助窮國投入這些關鍵的領域，讓他們更有生產力，因此帶動良性循環。這將帶來收入的改善，促進下一步的投資，而良性的螺旋不斷往上升。二○○五年，Sachs 在他的暢銷書《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指出， 如果富裕國家在二○○五至二○二五年之間每年捐出一千九百五十億美金進行國際援助，二○二五年之前就可以讓貧窮完全消失。



但是，另一些專家則認為 Sachs 的解決之道一塌糊塗。同樣在紐約，在曼哈頓另一側的紐約大學不贊同 Sachs 的 William Easterly 教授，則是反對援助最有影響力的公共人物之一，他陸續出版了《瀰瀰漫漫增長路》（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以及《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兩本書。 另一位經濟學家，之前在高盛（Goldman Sachs）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的 Dambisa Moyo 則是以最近出版的《死的援助》（Dead Aid）加入 Easterly 的行列。 他們兩人都認為援助弊大於利，因為會阻止窮人自己找出解決方式，侵蝕並破壞當地的制度，並且創造一個有自主性的援助機構。窮國最好把寶壓在一個簡單的概念：市場自由，誘因正確，世人自己就會找出解決之道，他們不需要外國人或自己的政府引導。在這個意義上，對援助悲觀的人的確對世界運作的方式很樂觀。根據 Easterly 的說法，根本沒有貧窮陷阱這回事。



我們要相信哪一邊？是援助可以解決問題？還是援助會讓情況更糟呢？這場辯論無法憑空裁定，我們需要的是證據。但不幸的是，用來回答大問題的資料不見得可以建立信心。我們永遠不乏鼓舞人心的事蹟，而且至少能找到一個事例來支持任何一方的假設。比方說，盧安達（Rwanda）在大屠殺不久之後就獲得許多國際援助，而且馬上繁榮起來。目前的經濟朝氣蓬勃，而總統 Paul Kagame 也開始讓國家擺脫援助。我們應該把盧安達視為 Sachs 眼中援助帶來成功的案例，或者是 Moyo 所說自立自強的典範？或者兩種都是呢？



由於個別案例（例如盧安達）無法清楚說明此事，所以大部分想回答這個浩瀚哲學問題的研究者，傾向於採取跨國比較的方式。例如把全世界上百個國家分成兩組，然後證明接受援助的國家成長並未比其他國家快。這樣常常被解讀成援助無用的證據，但實際的意義卻有可能完全相反。也許援助讓他們躲過一場大災難，如果沒有援助情況可能會更糟。我們不知道哪一個說法正確，只不過是從宏觀的角度進行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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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的沒有證據可以支持或反對援助，我們應該要怎麼辦呢？難道就放棄窮人嗎？幸運的是，我們不需要當一個失敗主義者，問題的確可以找到答案，而本書就是進一步的回答。我們提供的並不是 Sachs 與 Easterly 偏好的那種非黑即白的答案，我們不會告訴你援助好或不好，但會說具體的援助是帶來好處或壞處。我們無法斬釘截鐵地說民主有效，而是說如果我們改變印尼農村組織的方式，民主可能變得更有效。



無論如何，我們並不清楚回答這類大問題（國際援助是否有效），是否跟我們所接受的信念一樣重要。援助對於倫敦、巴黎或華盛頓特區那些熱衷於幫助窮人的人來說非常重要，而且對那些沒那麼想幫助窮人、討厭付錢的人來說也是一樣。不過事實上，每年花在窮人身上的錢，援助只佔很小一部分。針對全球窮人的計畫大部分都來自於本國的資源。比方說，印度基本上沒有獲得任何援助。二○○四至二○○五年間，印度投入 5,000 億盧比（大約是 310 億美金）從事窮人的基礎教育計畫。即使是在非洲，雖然外國援助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也只不過佔二○○三年政府總預算的 5.7%，如果把奈及利亞與南非兩個幾乎未拿援助的大國排除在外，全部也只佔 12%。



更重要的是，援助對或錯永無止境的辯論常常模糊焦點，重點不在於錢從哪來，而是錢往哪裡去。問題在於要選正確的計畫資助，是給窮人食物嗎？老人的退休金嗎？或者是照顧病人的診所？然後釐清這些計畫要怎麼做才是最好，例如診所的營運與人員安排就有各種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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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毫不意外，參與這場辯論的人絕對不會否定我們只要有能力就應該幫助窮人，這是基本前提，哲學家 Peter Singer 就寫過凡是人都有拯救陌生人生命的道德驅動力。他發現大部分的人都願意犧牲一套上千元的西裝拯救一名在池塘中溺水的小孩， 也認為救一個溺水的小孩跟救每年九百萬名不到五歲就過世的小孩沒有半點差異。許多人也會同意經濟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 Amartya Sen 所說的：貧窮造成的才華浪費令人難以接受。正如他指出，貧窮不只是缺錢，而是沒有能力去實現人作為人類的所有潛能。非洲的小女孩即使非常聰明，最多只可能讀幾年書，也根本不可能像個世界級運動員一樣吃那麼營養的東西，就算有個很棒的想法也無資本創業。



當然，這種浪費才華的人生可能不會直接影響已開發國家的人民，但卻不是不可能：她或許染上愛滋病病毒（HIV），然後賣淫的時候傳染給美國遊客，遊客再把病毒帶回美國；或者有人得到抗藥性很強的結核病，然後再傳到歐洲。如果有機會讀書，她或許可以找到治療老年癡呆症（Alzheimer）的方法，或者跟中國的女孩戴滿菊（Dai Manju）一樣，因為銀行行員出錯，才讓她可以上學讀書，最後成為手下有幾千名員工的企業大亨。 就算她做不到，又要如何解釋她連個機會都沒有呢？



「我們是否知道幫助窮人的有效方法？」當我們轉向這個問題，彼此之間的差異就會浮現。Singer 間接指出幫助窮人指的是你知道怎麼幫，如果你不會游泳，那麼損失一套千元西裝救人的道德驅力就沒有那麼強烈。這也是為什麼 Singer 在《你可以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裡要那麼麻煩，列出一整排讀者應該支持的事，然後定期在網站上更新。 紀思道與伍潔芳也做了同樣的事。我的重點非常簡單，如果討論世界面臨的問題，卻沒有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這還是止步不前，而不會有所進展。



因此，思考有答案的具體問題才有真正的幫助，而不是整天想著空泛的國際援助，援助要具體化。比方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數據，瘧疾在二○○八年奪走一百萬條人命，而大部分是非洲的小孩。 我們知道睡在殺蟲劑處理過的蚊帳可以挽救不少生命，並且研究顯示在瘧疾感染普遍的地區，這樣大約可以減少一半的瘧疾感染。 接下來，就要確定該怎麼做才能讓小孩子可以睡在蚊帳裡？



只要花個十塊錢就可以發一個蚊帳到貧窮家庭並教他們怎麼使用。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應該免費發一套給父母？補貼一部分要求他們自己買？或是讓他們在市場上照價來買呢？這些問題雖然有答案，但答案卻不是非常清楚。可是，許多「專家」對解決方式的立場非常堅定，而完全不管證據說了什麼。



因為瘧疾有傳染性，如果 Mary 睡在蚊帳裡，John 感染的機會就會下降，如果有一半的人睡在蚊帳裡，另外一半感染的風險就會減少。問題在於有感染風險的小孩睡在蚊帳裡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馬利或肯亞的許多家庭都付不起這 10 塊錢。由於用與不用的人都會有好處，因此打折出售或者是免費提供似乎是個不錯的想法。事實上，免費發送蚊帳是 Jeffrey Sachs 所推動的事。Easterly 與 Moyo 就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如果不用錢，拿到的人就不會珍惜蚊帳，也就不會拿出來使用。即使掛起來了，他們就會習慣他人的施捨，然後未來不再自己買一頂蚊帳，當蚊帳不再免費提供，或者是毫無補助的時候，他們也不會再去買自己需要的其他東西。這會破壞一個本來運作良好的市場，Moyo 的報導中說到免費的蚊帳發送計畫如何摧毀一個蚊帳廠商。當免費發送停止，市場上也沒人賣蚊帳了。



如果要把重點放在雙方的辯論，我們需要回答三個問題：首先，如果要用原價買蚊帳（或是接近原價），他們會傾向於不用蚊帳嗎？其次，如果蚊帳免費或者是補貼金額發放，他們會拿出來用嗎？或者只是閒置浪費呢？第三，一旦用補貼的價格賣給他們，當未來補助減少的時候，會降低他們自費購買下一頂蚊帳的意願嗎？



如果要回答這三個問題，我們就需要比較各個團體的人如何面對不同程度的補助。這裡的重點是「比較」，付錢與免費拿到的人反應通常不大一樣：付錢的人可能比較有錢，受過比較好的教育，因此也比較了解自己為什麼需要蚊帳；免費拿到的人可能正好因為貧窮所以被 NGO 選中。但實際的情況也有可能完全相反，免費拿到的人是因為關係良好，而窮人與離群索居的人就必須要照原價購買。不論是哪一種，我們都無法從他們使用的蚊帳中得出任何結論。



因此，最清楚回答此問題的方式就是仿效新藥效果評估的隨機試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 Pascaline Dupas 就在肯亞做過實驗，之後其他人也在烏干達（Uganda）與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做過類似的實驗。 Dupas 的實驗是隨機挑選人出來接受各種不同程度的蚊帳補貼，比較過這些隨機選出、以不同價格購買蚊帳的人之後，她就可以回答我們前面所提出的三個問題，至少在實驗的情境底下站得住腳。



第三章將深入探討她的發現。雖然有些問題尚無答案（例如實驗還無法告訴我們補助進口蚊帳的發放是否會傷害當地的廠商），這些發現的確讓辯論往前一步，並且影響到雙方的論述以及政策的方向。



把問題從空泛轉向具體還有另外一個好處。當我們知道窮人是否願意花錢購買蚊帳，或者是免費的蚊帳會不會拿出來使用，我們就掌握了發送蚊帳的最佳方式。我們開始知道窮人如何做決定，比方說，是什麼原因妨礙人們普遍地使用蚊帳？有可能是因為不知道使用蚊帳的好處，或者是他們根本買不起。也有可能是窮人對眼前的問題已經焦頭爛額，因此無暇關心未來，或者事情根本就完全異於我們的想像。



如果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要了解窮人到底有何特別之處（如果他們特別的話）。除了比較沒錢，他們跟其他人是否沒有兩樣？或者是在極度貧窮下，他們跟其他人存在根本差異？如果窮人真的比較特別，是不是這些特點讓他們深陷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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