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 | 誠品線上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重返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的知識教育 探索實現真正寰宇主義的困境與可能性 自主（liberty）與自由（freedom）經常被召喚來正當化政治行動。世界霸權總是將政策奠基於這些尊貴概念的某種版本。但實際上，理想主義的議程經常在面臨特殊具體環境時就變了調。各地美軍監獄的虐囚事件、伊拉克佔領造成的劇烈傷害，一再顯示出對於自主和自由的追尋，會導致暴力與壓迫，破壞世人對於寰宇主義的信賴。 哈維試圖描繪出一種新的寰宇主義秩序，該秩序更適合解放且自主的全球治理形式。他主張，過往政治議程失敗的根源是忽略地理與文化的複雜性。因此，將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知識納入社會與政治政策形構，是真民主的必要條件。 哈維首先針對自由和自主的政治運用，尤其是布希政權時期的作法，提出饒富洞見的批判。接著，透過對於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如空間、地方及環境）的存有論探究，徹底將地理學重新架構為社會理論和政治行動的基礎。此外，他剖析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世界是平的》等暢銷書所隱含的知識預設及盲點。 一如哈維的所有著作，《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組織清晰，寫作風格自信而熱切。書中跨領域的廣泛論證既富原創又深具挑戰，各種主張值得重視。本書的論點和意蘊肯定會激起諸多討論。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當代最富盛名且最廣受徵引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與社會理論家。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牛津大學，目前擔任紐約市立大學（CUNY）「地方、文化與政治中心」（Center for Place, Culture, and Politics）主任。著書二十餘冊，涵蓋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變遷研究，以及都市化、不均地理發展、帝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議題。中譯作品包括《巴黎，現代性之都》、《新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資本的空間》等。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群學出版社「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擘畫者，編著《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徐苔玲東華大學教育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長期參與「空間與都市研究譯叢」譯事。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序前言第一篇 普世價值1 康德的人類學與地理學2 自主寰宇主義的後殖民批判3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4 新寰宇人5 地理邪惡的平常性第二篇 地理知識6 地理理性7 時空與世界8 地方、區域、領域9 環境的性質結語 地理理論與地理理性的謀略註釋參考書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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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平坦世界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以描述南印度班加洛（Bangalore）市區高爾夫球場上的頓悟經驗，來展開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他的球友指著「遠方兩棟閃亮的玻璃和鋼構建築，就在第一座果嶺後面」，建議他瞄準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或微軟（Microsoft）。在他抵達第十八座果嶺後（在前面九座果嶺曾遇見惠普〔Hewlett Packard〕和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佛里曼打電話給老婆說，「親愛的，世界是平的。」他說，自由市場全球化和快速技術變革，造就了這樣的世界：



幾乎所有事物都數位化、虛擬化與自動化了。對那些能吸收新技術工具的國家、公司及個人而言，生產力的提升將很驚人。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比起世界史的任何時刻，有更多人將能取用這些工具⋯⋯。我認為，這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將證明具有極高的程度差異，以致這種差異最後將被視同種類上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引介世界已經從圓形變成扁平的想法。你所到的每一處，階層體制都遭逢來自底層的挑戰，或是自行轉變，從由上而下的結構變成較為水平的合作式結構⋯⋯。此後，越來越多經濟體〔將〕是由人民的利益、需求和願望由下而上來治理，而非秉持狹隘統治集團的利益由上而下來治理。



佛里曼在不同國家旅行，與執行長、科技怪傑和權威人士會面，他發現他們在每個地方都將自己納入全球網絡、積極培育新技術的部署、創造前所未聞的效率，賺進大把鈔票更是不言可喻。他描述空前的技術和組織變革，尤其在資訊科技（IT）部門（在某個地方，他甚至樂於認罪，接受技術決定論的指責，但誤將這種理論歸諸馬克思，大量引述《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在這背後，有著重大的宏觀經濟改革。最初由「像中國、俄羅斯、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這些國家的少數領袖」率先實施（往往仰賴威權國家權力來達成目標），一個接著一個國家被推到「更偏向出口導向的自由市場策略—奠基於國營公司私有化、金融市場解除管制、幣值調整、外國直接投資、縮減補助金、降低保護主義關稅壁壘，以及引進更彈性的勞動法律」。他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面臨「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更開放而競爭的市場，是扶持國家擺脫貧困的唯一可持續載具，因為市場是使新觀念、技術及最佳作法輕易地流入你的國家，以及令私人企業、甚至政府具有競爭誘因和彈性來採納新觀念，將它們轉化為工作和產品的唯一保證」。不過，一個國家要成功，還要有其他兩項必要條件。首先，國家必須刺激創新，並建構有利於創業精神，以及個人承擔與負責的管制環境。建立這種良好商業環境，正是經濟成功的神奇配方的由上而下部分。其次，同時也必須有由下而上、基層文化理解方面的轉變。一國人民必須內化「勤奮工作、節儉、誠實、耐性與堅韌的價值」，並且「對改變、新科技和女性平權保持開放」。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和他們定居的國家，要在當今競爭環境中獲得成功，每個人都得擁抱當代資產階級美德及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和康德的寰宇主義一樣，為了符合進入普世（此例為新自由主義）權利和福祉體制的資格，我們在每個地方都必須變成一個模樣。



佛里曼的著作，是針對近來極為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觀，一幅出色但言過其實的諷刺畫。這本書顯然抹除了地理學與人類學差異，雖然偶爾這些差異看似確實造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礙。私有財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普遍體系，一起構成了享有特權（若非唯一）的制度框架，令自主與自由的普世美德得以實現。這就是據稱的「不容辯駁事實」，依佛里曼之見，我們期盼的美好未來都得寄託於此。布希總統（不在佛里曼偏愛的政治家之列）提出了類似論點：壓迫、怨恨與貧窮，將處處遭遇「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反擊，因為這些已證實了「它們抬升整個社會以擺脫貧窮的能力」。



這類理論存在已久，但1947年，以馮．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其他幾位為首的一群卓越人士，組成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時，才顯露了這類理論獨樹一格的當代特色。他們宣稱個人權利，包括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在各處都因為「蒙受專斷權力擴張」，以及「越來越少人信奉私有財產和競爭市場」而「逐漸削弱」，加以「缺乏跟這些制度相關的分散權力及創制，就難以想像一種能有效保障自由的社會」。因此，挾著壟斷性暴力的國家，其角色在於創造和支持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市場實作，並促進貨幣健全和良好商業環境。不過，國家不應該做得更多，因為根據該理論，國家不可能擁有足夠資訊來預測市場信號（價格），而且因為有權有勢的利益團體（如惡名昭彰的「K街」說客〔K Street lobbyists〕，目前腐化了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將無可避免為了己利而使國家干預遭受扭曲，產生偏見。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在培植私有財產的迷思，視之為自主和自由的擔保人上，格外殷勤。他們將鑲嵌在（當時的嚴肅學者，如葛洛休斯〔Hugo Grotius〕和亞當斯密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的那種）道德責任的社會系統裡的18世紀私有財產美德觀點，轉變為一種絕對物神崇拜（fetish），將財產視為不受約束且排他性的個人權利，即隨個人高興來處置他擁有的東西。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對私有財產權行使的任何限制，都被解釋成違憲的「徵收」形式。在佛里曼讚賞的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絕妙創新著作」中，闡明了這種物神信念。5德索托通常被描述為來自秘魯的本土「第三世界理論家」，但事實上，他在日內瓦長大並接受教育，而且早期曾獲右翼北美新自由主義智庫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Atla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資助。靠著基金會的資金與建議，德索托在秘魯利馬（Lima）成立他的自由與民主研究院（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旋即成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主導傳聲筒之一。柴契爾、傅利曼和一大群其他新自由主義傑出人士，認可他是本土思想家，他出版的書成了國際暢銷書，在發展理論（包括世界銀行的理論）上極具影響力。



德索托認為，全球南方的貧窮是自找的，而不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或資本主義造成的：主要的發展障礙是資產的擁有（尤其是土地和房屋）欠缺明確的權利。所有權會向信貸市場敞開大門，並將非正式經濟裡的人整合進入全球市場，從而終結貧窮。德索托想法的落實，剛開始是在他的指導下，但後來由秘魯政府接手，隨後由世界銀行接管，並未替在秘魯獲得所有權的120萬人產出預期結果。一個實質效果似乎是大人工作時間更長，他們的小孩工作時間減少。這一點備受世界銀行和主流報刊，以及佛里曼稱讚為正面結果。不過，誠如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的說明，這個結果比較可能是反映了資料蒐集方式，而非人們的日常生活；我還要補充一點，即使這項結果屬實，但認為這有利於工作時間更長的人，而非裨益於他們為其工作的人，這種想法一點根據也沒有。



無論如何，認定作為普世價值的個人化私有財產，為經濟發展和減緩貧窮的必要條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英國位居起點，主導了逾一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世界，同時，皇家、教會、牛津與劍橋學院，以及少數貴族家庭，掌控了約三分之二的土地。實際上，將財產權授予貧困人口，會使得他們蒙受市場剝削。在埃及，將過去所謂的「非正式經濟」再概念化為私有財產導向的「微型企業」經濟（遵循德索托推薦的路線），並納入「微型貸款」的信貸架構，結果誠如艾利埃恰（J. Elyachar）的報導，一點也稱不上仁慈。它試圖將市場評價和規訓強加於傳統工作坊文化，並以相當高的報酬率從該文化萃取出價值。新自由主義者盛讚這類計畫，但真實的結果如艾利埃恰所述，卻是創造了一個「奪取的市場」（market of dispossession）。隨著小額信貸越來越受吹捧為全球貧窮的解答，現在這種作法在全世界日漸壯大。起初是一種非商業方案，向大量赤貧民眾（尤其女性）提供極少量資本，現在商業金融機構吹噓小額信貸計畫是將大量人民納入市場規訓裝置，同時抽取高額報酬率（某些案例高達20%）的辦法。將慈善小額信貸轉變為具商業可行性的微型金融系統，有其重大意義。這是嘗試實施佛里曼所主張的，對創造新自由主義之平坦世界至關重要的文化變革（一種自我規訓裝置）。現在，這已折射到慈善實踐裡。葛洛斯（David Gross）指出，一群（以華爾街風格培養出來的）新興慈善家如今相信，「要有效對抗貧窮端賴創辦低薪工廠，並建立索取許多美國人視為高利貸之利率的貸款機構。」



認為窮人越是蒙受市場規訓——以及，附帶地遭受富人剝削——就越能獲益，這種驚人觀點一點也不稀奇。稍早於1970年代中期，透納（John Turner）受無政府主義者啟發的著名倡議，於全世界棚戶區與貧民窟裡興建自助式住宅（self-help housing），麥可納馬拉（McNamara）的世界銀行則欣然地予以利用，當成減輕貧窮和低度發展痛苦的關鍵。眾人預想這能導向一種適用於所有人的民粹主義資本主義，從而消除貧窮。這個方案沒能實現目標（雖然有些中間人變富裕了），貧窮更甚以往，一如最近有關我們「貧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狀態的報導裡，令人難堪的記錄。我們應該要記得，葛洛休斯和亞當斯密很久以前的堅決主張，即唯有調節社會互動的「道德情感」達到必要的品質，私有財產權的安排才有機會運作。因創辦非商業性小額信貸方案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尤納斯（Yunus），納入了這種道德元素，但如今無數以商業為基礎的微型貸款方案，卻沒這麼做。



新自由主義者沒去想像強行實施私有財產權，以及基於各種地理、生態及人類學情境來貨幣化市場機構的後果，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驚人的自負之一。例如2003年，美國要求佔領下的伊拉克，實施全體國有資產和企業的私有化、外國公司得以握有伊拉克公司的完整所有權、開放伊拉克銀行接受外國控制、外國直接投資伊拉克或將利潤匯回本國零障礙，以及消除幾乎所有貿易壁壘。企圖在伊拉克實施這種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毫不考慮該國的複雜社會結構與歷史，導致伊拉克政治經濟的災難性崩潰。然而，偏袒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轉向，自1970年代以降，在雷根主政的美國及柴契爾主政的英國發動市場改革的大張旗鼓引領下，已在全世界蓄勢待發。從1945年至1970年代中期止，主導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發展型、干預主義的統制國家（dirigiste state），一點一滴地沿著傾向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改革。在某些例子（如1973年政變後的智利）裡，則是以激烈方式展開變革。在其他案例中，新自由主義改革則是被迫作為嚴重財務危機之部分解決方案而實施。例如，許多先前成功的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歷經1997-98年災難性的債務危機，被迫進入局部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其他地方改革的推動，則是結合了外部壓力（通常是由美國財政部來指揮協調，通過它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來運作）和內部動力（地方菁英試圖從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獲得政治經濟利益）。



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詳細分析，新自由主義據稱是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解藥而崛起的過程。雖然原則上，新自由主義化許諾一個免於過度國家干預的自由世界，但實際上，國家卻積極介入塑造良好商業環境（往往是補助資本，卻抑制勞工的願望）、在金融機構遭受威脅時出手相救，以及通過公私合夥（和其他治理結構）或選舉過程的合法腐敗（於是有那些華盛頓的說客），將企業整合進入政府。新自由主義化也許諾了快速經濟成長和世界市場擴張，而其回報將有益於全體。實際發生的卻全然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新自由主義未能刺激全球性的成長。但它確實要求不斷抨擊各種社會團結形式，因為它們不見容於奠基在個人責任與個人進取上的系統。我們也見到國家大幅度地撤離了社會供應。減少貿易壁壘和開放全球市場，有助於經濟活動區位的快速移轉，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去工業化的巨浪，以及勞工階級社區、甚至整個城市區域裡的社會斷裂。「境外轉包」（offshoring）成了眾所皆知的用語。雖然與日俱增的貿易賺得了收益，但這些收益在地理和社會上分配不均。比如說，金融資本的勢力大幅提升，而組織化勞工的力量則大幅削弱，因為國家紛紛相繼針對勞動市場實施更高的彈性，有時候舉措十分激烈。此外，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倡議者，在教育界（大學，以及富裕捐助者和企業於1970年代期間成立的許多智庫）、媒體、企業董事會與金融機構、重要政府機構（財政部、中央銀行），以及那些管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中，佔據了極具影響力的位置。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在作為普遍性論述模式，以及全球公共政策基礎方面，都取得了霸權。它逐漸界定了許多人藉以詮釋、棲居及理解這個世界的常識之道。我們現在全成了新自由主義者，還往往無所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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