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 | 誠品線上

Critical Decisions: How You and Your Doctor Can Make the Right Medical Choices Togethe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以前，醫生說了算。現在，醫生要你自己做選擇。在診間裡，究竟誰才是老大？1975年，美國總統夫人貝蒂‧福特（Betty Ford）被施予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台上。外科醫師從她的乳房取下一塊組織，做了冷凍切片，事後外科病理醫師證實她罹患了乳癌。醫生認為第一夫人的診斷與治療需要「即刻進行」，也就是在同一天進行切片與乳房切除，不要等麻醉中的第一夫人醒來討論切片的結果。1995年，一位女性病患也被施予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台上。開刀前，醫生在看放射照片時以為切除腫瘤不會影響到病患的發聲功能。但是，在患者喉部挨了一刀後，醫生才發現這項手術肯定會讓她失去說話能力。「我不知道她要是知道手術的後果會讓她無法說話，還願不願意挨這一刀？」醫生緊急召來「醫學倫理顧問」，這位外科醫師遇到了一個道德上的難題。1975年，沒有所謂的倫理顧問，任何治療方式都與病人的價值觀無關，醫生更沒有詢問病人意見的必要。1995年，外科醫生不敢貿然進行一項病人可能不會接受的治療方式，而必須緊急召來倫理顧問。正是始於四十年前的「病人賦權革命」，帶來這樣巨大的轉變。在診間裡，不再是「醫生說了算」或是「聽醫生的準沒錯」，這場革命讓病人也成為決定者，讓醫生成為「提供資訊」的角色。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一種疾病可能有好幾種不同的治療方式，在新型態醫病關係中，醫生的職責不是告訴病人「該怎麼做」，而是告知病人各種選項的優缺點，讓病人自己做選擇。然而，病人卻沒有因為這場革命而更能做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定。「如果說我才是決定治療方式的人，那麼請問你去讀醫學院做什麼？」「醫生，如果你是我，你會選擇哪一種？」如今，許多病患都有這樣深切的疑惑。‧做出醫療決定的責任，到底是在醫生還是病人身上？彼得．尤伯是一名醫師，也是醫院的倫理顧問，他從1970年一起憾動美國醫療界的案例說起，娓娓道來醫病關係數十年來的發展與轉折，並在蛛絲馬跡中發現，一個好的醫療決定，來自醫生與病人均能夠瞭解彼此的感受與想法。‧醫生說的都聽不懂，病人又都不敢問然而，有太多溝通障礙存在於醫生與病人之間──醫學專業名詞、數據、無法想像的各種治療方式、無法理解的風險與副作用，全都是造成病患無法選擇、決定的因素。‧彼得．尤伯分享了他在診間內、病床邊遇到的故事，由此為醫生與病人提出一套改善溝通障礙的方法。透過一連串行為科學研究，尤伯為醫生與病人提出一套排除溝通障礙的工具，讓醫師與病患能「一起」參與醫療決定的決策過程，病人下決定時能有憑有據，醫師的說明可以容易為病人所瞭解。而這一套輔助醫療決策的工具，已在各種實驗中證實對醫病溝通的改善具有極大效果。本書是在面對重大醫療決定時供以依循的指南，讓不知道怎麼跟病人解釋病情的醫生，以及聽不懂醫生在說什麼的病人，能夠彼此成為在醫療決定上的夥伴。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張苙雲－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蔡甫昌－台灣大學生醫暨科技倫理法律與社會中心主任蔡篤堅－台灣生命倫理學會前理事長好評推薦為自己或所愛的人做的醫療決定，肯定是我們得面對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同時是醫生與社會學家的彼得．尤伯比任何人更能洞悉影響我們做這些決定的力量。在這本書中，他將告訴我們怎麼做出更好的決定。Dan Ariel––––暢銷書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Predictably Irrational作者如果要為醫療決定寫一本書，許多議題都比大家都熟知的「該由誰做決定」來得重要。如果要找一個人來寫這一本書，沒有哪個人會比彼得．尤伯更具資格。他漂亮的完成了這項任務。Barry Schwartz––––The Paradox of Choice，Practical Wisdom作者彼得．尤伯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與作家。他的想法有新意、作品平易近人（兼具幽默與情感），討論的議題更是及時合用。我們需要像彼得這樣的人，不對，我們需要彼得來幫助我們釐清醫生與病人間應該如何進行合作，以共同完成重要的決定。Daniel Gilbert––––《快樂為什麼不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彼得．尤伯以其生動有趣的文筆在這本書裡提到了幾個意義深遠的問題，像是我們應該如何在生與死間做選擇？生命的質與量間，應該以何者為重呢？不管是為自己，或是為我們所愛的人，我們是否已經裝備好自己，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呢？如果你想認真的思考這些問題，一定得讀讀這本書！Sheena S. Iyengar––––《誰在操縱你的選擇》（The Art of Choosing）作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彼得．尤伯（Peter A. Ubel）任職於杜克大學的彼得．尤伯是一名醫生、行為科學家，同時也是享譽國際的作家與研究員。他的書籍著作包括：Pricing Life，You’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以及Free Market Madness。他的文章除了在科學期刊上發表外，也可見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和《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譯者簡介張瓊懿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醫學生理學博士，曾任健康雜誌、醫療網站專欄作家。譯有《不願面對的真相》等書，並長期擔任《BBC知識Knowledge》、《Lonely Planet 孤獨星球》譯者。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 誰來當家？第一部 病人賦權的興起第一章 聽醫生的準沒錯第二章 在沉睡中敲醒醫療專業的女孩第二部 賦權革命的失敗第三章 迷失在語言中第四章 對彼此的情緒視若無睹第五章 錯估想像中的事第六章 不只是數字第七章 徘徊於生死之間第八章 尋求好建議第三部 從被賦權者變成合作夥伴第九章 伴隨資訊而來的病人賦權第十章 資訊與行為的結合第十一章 訓練病人成為醫生的夥伴第四部 學習分享第十二章 病人賦權受到的限制第十三章 幫醫生做好面對病人的準備附錄 八項技巧幫助你和你的醫生共同做出更好的決定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內文 : 序 誰來當家？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多年以前，佛瑞德．福瑞里（Fred Furelli）就不會為了遲遲無法做決定，而坐立不安，因為以前的醫生會幫他做好決定。今晚的他，卻只能躺在床上與心裡的憂慮和困惑纏鬥，無法成眠。泌尿科醫師說他罹患了初期攝護腺癌，可以選擇手術或放射線除去腫瘤，或是，讓他百思不解的，醫生說他也可以什麼都不做，就靜觀其變，視腫瘤的後續發展如何再說。

他一一思忖著這些選項。泌尿科醫生詳盡解釋了手術的細節，但是罹癌消息有如晴天霹靂，他根本沒有心情聽醫生解釋。醫生對放射線治療的解釋不如手術治療詳盡，是因為他比較不建議這個做法嗎？至於第三個選擇，他至今依舊無法明白，一個嚴重到必須以手術切除的腫瘤，怎麼能以一句「追蹤觀察」來輕描淡寫呢？他真的不懂。

於是，福瑞里先生決定來找我。

我是福瑞里先生（這本書裡的患者名字都是匿名）的一般內科醫生，和福瑞里認識已有五年。我看了他的病理報告和泌尿科醫師的評估報告。他的腫瘤很小，而且沒有擴散到攝護腺之外。福瑞里七十出頭了，這個小腫瘤或許可以不礙健康地蟄伏個幾年，因此，泌尿科醫生才會提出追蹤觀察的建議。若採用這個方法，泌尿科醫師會定期驗血，以判斷腫瘤的生長速度是否威脅到患者健康，如果這樣，就得考慮比較積極的治療方式。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安然看待自己的身體裡有個腫瘤正在成長。對某些人來說，「追蹤觀察」做法實在太過消極。（有些醫生索性改稱它為「積極監控」，希望大家的觀點可以因而改變。）然而，積極的治療方式並非全然無害。許多人接受手術治療後，出現性功能障礙或尿失禁的狀況。也就是說，患者很可能在歷經艱辛的治療後，發現自己竟然無法勃起，還得開始穿成人紙尿褲。

我這位病人朋友不知所措。他不想接受痛苦的治療、不想承受副作用，但是，卻又沒辦法神經大條到什麼都不做。因此，他來詢問我的意見。

這也是我提筆寫這本書的動機——把我當時遇到的兩難攤在紙上：究竟該把我的看法告訴他，還是交由他自己去做決定呢？福瑞里先生作為我的病人大概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到末期之間，大約是病人賦權（patient empowerment）革命開始的二十年後。在這項革命之前，醫療決定是單方面的。做決定是醫生的責任，病人只有聽從的份。事實上，自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來，有近兩千年的時間，幾乎都是醫生做決定，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醫學科學露出曙光，才有病人（還有律師，以及一群被稱為倫理學家的新興人類）開始反對這種傳統醫療決定方式，認為醫生做決定時，病人的意見應該也要更積極加入。

我對這項革命非常清楚。我曾經擔任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醫學系助理教授，而且是成立該校生物倫理中心的成員之一。我在大學時期修習哲學，還在醫學訓練過程結束後，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修了生物倫理課。我並不是要炫耀自己的成就，而是要讓大家知道我當時的背景。我是一個新品種醫師，接受過道德革命的洗禮，不容許自己擅自為病人做決定。我不能直接告訴我的病人應該做什麼決定，我只能從旁協助他們做出自己的決定。

在革命前醫者如父的年代，泌尿科醫師會告訴病人他的攝護腺長了東西，必須切除。萬一醫生覺得患者身體太虛弱，不適合動手術，這時，他會隱瞞罹癌事實，然後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追蹤。是的，「醫者如父」，醫生和病人過去的關係有如父親和孩子一般，醫生擁有如父親般的權威與知識，他們為病人著想、承受病人的擔憂與責任，就像父親在照顧孩子一樣。出現病人承受不起的壞消息時，醫生會避重就輕，甚至撒個善意的謊，像是謊稱X光片上看到的腫瘤是「X光陰影」或是「感染發炎」之類。那個年代，醫生做決定，病人則是順從。

那個年代，我的病人不會為了不知道怎麼做決定而無法成眠。現在，我眼前的福瑞里先生卻因為無所適從而來尋求我的協助。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呢？」他問我。

「你必須自己做決定。」身為新世代的醫生，我只能把他丟回做抉擇的漩渦中。

無助的他看起來徬徨不已。

「舉個例子，」我說到。「今晚你打算看什麼電視節目？」

「曲棍球賽，」他回答。看著他頭上那頂費城飛人隊的帽子，我對他的答案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不好，你應該看第十九台的花式溜冰比賽。」我回他。

「可是我又不喜歡花式溜冰！」他一副不可以思議地看著我。

「沒錯！所以說，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如何依你的需求做出『正確的』決定。就像我沒辦法替你決定該看什麼節目一樣。」我告訴他。

我的醫學倫理訓練告訴我，最好的決定往往不光是醫學上的考量，而是在於病人的價值觀。以這個案子為例，病人對於尿失禁和身上有一個放著不管的腫瘤的看法，才是做出正確決定的關鍵。我沈醉在我的生物倫理中，滔滔不絕地向福瑞里先生解釋著事實與價值觀之間的差異、醫療判斷與病人權利間的問題。

福瑞里先生似乎聽懂了我要表達的重點，給了我會心的一笑，接著說道：「我懂你的意思了，那麼，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呢？」

看來，我這番精闢的比喻並沒有達到預期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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