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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挽狂瀾: 台灣向前走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二○○九年是政府遷台六十年，社會上興起一股回顧過去一甲子台灣所經歷流變的風潮。二○一一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官方已經成立籌備委員會，打算紀錄百年來我國所走過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是，不論是懷舊或記錄，對於今天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卻缺乏一個足以觀照全局，指引走向的宏觀論述，使得包括政府與人民，仿如走到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既找不到方向，更無法定行止。 台灣在過往一甲子的摸索發展經驗，背後引導的力量其實是有一股清澈明確的時代潮流。不論是五○年代的思想啟蒙、六年代的文化啟蒙，乃至七○年代本土意識的覺醒，與八○年代公民意識的風起雲湧，以迄九○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大開大闔，均足為鑑證。 然而，踏入廿一世紀，台灣雖然歷經了兩次的政黨輪替，以及面對中國快速崛起後的兩岸新情勢，內部卻在不斷的對立、撕裂與虛耗中，迷失了發展的方向，整體呈現的就是論述空泛、慌亂的局面。面對這樣的困局，忝為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實在沒有再事沉默的權利，也不應一味書空咄咄或暗夜磋嘆扼腕。 面對時代論述空泛，人心鬱悶難宣的風雨如晦之時，正是需要我輩奮起，集思廣益，共同為台灣的今後走向籌謀定策之機，基金會為紀念余紀忠先生舉辦百歲紀念研討會，余先生一生倡導台灣民主精神、推動民主發展，每逢國家關鍵時刻，必能結合各領域菁英針對國家發展之各層面作全面體檢，提供建言影響決策。基金會再次於陽明山召開「面對公與義：再談台灣社會發展與變遷」舉辦兩天閉門研討會，針對全球化衝擊、永續發展、兩岸互動、民主良治、媒體亂象、公民社會、知識分子角色等議題，進行廣泛討論、深入辯證。 建國年前夕創國元老于右任有詩云：「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及許多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學者朋友，長年來放言高論、奮筆直書，或在研討會上凝聚共識，或在報端雜誌上理性爭辯，無非是檢視得來非易的成果，為明日的台灣累積分散的資源，鼓勵我輩挑戰外在環境局限，突破內心藩籬，凝聚朝野共識，喚回消逝的青春與熱情，重振失落的公義。我們謹將兩天熱烈討論的過程及紀錄集結成書，將內心深處對台灣這一塊土地無限的關愛、殷切的期許，呈現予您。歷史的傳唱得以繼續。 最後謝謝共同策劃的黃榮村、王汎森、朱雲漢及基金會同仁林聖芬、倪炎元、康復明。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余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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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王汎森
二十年來，余範英女士及她主持的「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著知識分子的熱情與使命感，前後舉辦過八次公與義系列研討會。這本論文集收錄的正是今年四月一、二日所舉行的「余紀忠先生百歲紀念研討會」，也是第八次公與義系列研討會。
從第一屆「公與義系列研討會」開始舉辦以來，我便是發起人之一，此後在歷次會議中，因余範英女士的鼓舞與催促，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參與。在我看來，以「公與義系列研討會」來追念余紀忠先生是一件再恰當不過的事，因為與會者和余先生之間皆有一個共通之處，即知識分子對時代的關懷與批判。余紀忠先生曾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後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繼而從軍、辦報，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想要參與時代、批判時代、並且進一步塑造時代的知識分子典型。而「公與義」這個論壇的參與者，則代表一群當代讀書人在過去若干年來關懷時代、批判時代，並且努力希望形塑一個公平且正義的社會。兩者在實際行動與議論方面，當然會有出入，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力也有不同，但是在以「知識分子」自期，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做事的想法卻是一致的。
然而，我最近注意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逐漸趨於沒落。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這裡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美國的雅各比（Russell Jacoby）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於二○○一年出版了《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這兩本書在西方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不知為什麼，當時居然未引起我太大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尚未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有任何危機。然而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
為了印證這個觀察，我在今年六月初請同事上「聯合知識庫」查詢(感謝陳亞寧替我查詢，查詢時間為2010年6月8日)，結果得到如下的數字：「知識分子」一詞在一九五一-一九六○於該資料庫中出現六四○次；一九六一-一九七○年之間出現一一○○次。它的高峰是一九七一-一九八○（一九一○次）及一九八一-一九九○（二五九○次）。所以一九七○-一九九○這二十年是台灣「知識分子」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時代，此後的十年，一九九一-二○○○比前十年少了一千多次（一五二五次）。而最近十年（二○○一-二○一○）又比前十年少了約五百次，共有一○一九次。
我又進一步整理出二○○一年到二○一○年這十年間的數字，發現二○○一年至二○○六年之間，「知識分子」出現的次數大約維持在一百多次，可是從二○○七年開始由三位數變成兩位數二○○七年六十一次；二○○八年五十五次；二○○九年六十一次，到了二○一○年六月共有二十二次。同時，我也發現到「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先前從未出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