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文化: 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 誠品線上

大正文化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大正，一個充滿希望與不安的年代 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年的大正時代，不只是台灣讀者，對於日本人來說，也是個容易被忽略的時期，它缺乏此前明治的波瀾壯闊，也沒有此後昭和的慘烈破壞。但這個相對平靜的年代，卻也是吸收了西方文明半個世紀後，日本在物質精神上匯集為市民社會，在政治生活上形成大正民主浪潮。 當時的國際情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量海外訂單湧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歐洲成為世界外銷工廠。景氣的熱潮，進一步促使大眾文化的拓展，電影、廣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園球賽，成為一般庶民的娛樂活動，而今日我們熟悉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阪急百貨，亦發跡於大正時代。 但在璀璨文化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卻是社會矛盾的不斷擴大，勞資糾紛、小作爭議，乃至公娼問題，無數的伏流在社會底層蠢蠢欲動。這股壓力，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為契機，引爆了民眾的不安意識，也逐步將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大正時代也是日本對台統治，真正由軍政轉向民政的時期。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噍吧哖事件後，漢人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式微。大正七年，田健治郎成為台灣首任文官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推動市街改正，重整台灣行政區劃：發佈教育令，確立教育體制：制定「法三號」，將日本法律延伸至台灣。 在這一連串改革為背景下，大正九年（一九二○）由台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引導此後多項政治運動。而大正十年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民族運動的大本營。此外，同年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主流，台灣人的自我意識也逐步形成。 歷史是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不斷對話激盪的結果，不可能封閉在自我的空間中獨自完成。欲理解台灣近代的發展，就必須認識日本近代的發展，相同的，欲認識日本近代，也不可以忽略當代的世界局勢。本書以市民生活為出發點，結合世界史的角度，帶領讀者一窺大正日本的真實原貌。 本書特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教授專文導讀。 ◎第一本讓台灣讀者深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生活樣貌的作品。 ◎要瞭解二○年代內地延長主義、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台灣重大事件的時代背景，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 ◎本書收錄八十餘幅珍貴老照片，是喜愛歷史的讀者們不可錯過的珍貴資料。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竹村民郎（たけむら たみお）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大阪市。立命館大學文學部畢業。前大阪產業大學客座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著有《獨占與兵器生產》、《廢娼運動》、《笑樂的系譜》，編有《關西現代主義再考》等多部作品。林邦由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喜愛歷史、旅行，以及用右手食指按相機快門。現為玉山社專任編輯。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 言 陳慈玉 前 言 第一章 大正人的一天 大正九年五月 第二章 巨大都市東京的誕生 第三章 成金的輩出 第四章 大量消費型社會 第五章 大正文化的成立 第六章 作為「時代」的大正 第七章 作為時代區分的大正 補 論 作為「環境論」的郊外成立 後 記 大正文化史年表 參考文獻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內文 : 從薩長內閣到政黨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十二月，事實上這年是與明治四十五年同年而切割出來的。這年，西園寺公望內閣中的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因為陸軍要求增加兩個師團的兵力，以因應辛亥革命與併吞韓國以來，東亞間的軍事緊張關係。卻遭西園寺內閣否決，因而試著向天皇直接上書，即所謂「帷幄上奏」。接著，上原又向天皇提出辭呈，使得西園寺內閣失去現役的陸軍大臣而半途瓦解，不得不跟著總辭。
　　對於年輕的讀者，可能無法了解軍部為何對內閣如此專橫。但是以元老山縣有朋為首的軍部特徵，即在於「以天皇之名，將自己獨立於國民之外，與天皇直接連結，以確保其特權地位」這一點。所謂帷幄上奏，就是象徵這種軍部完全不受內閣──帝國議會掌控（即所謂的文官控制）的特權存在。這樣的慣例在採取法制國家方針的日本被正大光明地實行，可說是大正時代天皇制的特色。
　　趁著這個機會順便說明，天皇制軍部利用自己的特權介入國家政治，「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是指內閣中的陸海軍兩大臣，絕對要從現役的上將、中將中選出。民間出身者，或是已編入預備役的軍人，都沒有資格。
　　現役將官屬於陸軍參謀本部或海軍軍令部管轄範圍，內閣對於海陸軍大臣的人事問題處處受限，不可能無視軍部的意向。因此，從前述上原陸軍大臣辭職一事也可知道，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在軍部要推翻自己不滿的內閣時，成為最有效的籌碼。

擁護憲政、打破閥族

　　大正元年十二月，西園寺內閣總辭之後，山縣有朋推薦自己的後繼者桂太郎擔任新首相，桂太郎以朝向藩閥內閣再建為目標組閣。但是輿論對於藩閥、軍閥不斷的橫暴舉動激烈反彈，就像碰到蜂巢般引起大騷動。
對於藩閥與軍閥所造成的非民主政治均衡動搖，從以前開始即反對增設兩個師團的東京、大阪兩份《朝日新聞》、《時事新報》，以及《日本》、《萬朝報》等各大報，激烈地攻擊藩閥與軍閥，輿論不約而同地朝著「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方向集結。全國各地相繼召開縣民、市民大會，政友會、國民兩黨也呼應此一趨勢，在議會內提出對桂內閣的彈劾。
　　在議場外，身穿披風與和服、頭戴打獵帽或中折帽的群眾數萬名，為抗議警方的鎮壓，將議會團團包圍，以激勵胸口帶著白玫瑰的兩黨議員。在殺氣騰騰的氣氛中，成立才五十三天的桂內閣，就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二月總辭下台。
　　接著登場的薩摩派海軍出身的山本權兵衛內閣，也在大海軍建設計畫中，爆發了西門子行賄事件，而再次陷入危機。以西門子事件為導火線的倒閣運動，到了大正三年以後，與當時在各地蜂起的營業稅廢止運動相結合，這使得山本內閣被打入絕境。最後，山本內閣在東京大正博覽會開幕後第四天的三月二十四日，慘淡地結束。
　　這裡對於所謂「大正民主運動」先驅的「第一次護憲運動」沒有做進一步的探討。但我想先在這裡停筆，對於大正民主運動激昂的發展，就留待後章再說明。

…
…
…

可爾必思：初戀的滋味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七月的七夕節當天，以「可爾必思」這個輕快名字稱呼的乳酸飲料上市。為了紀念產品的誕生，包裝設計成象徵天上的河川──銀河的群星。底色採用天空顏色、上面有白色水珠，並使用特別的絹紙包裝，讓可爾必斯給人清爽的印象。
　　這個新上市的流行飲料另一個吸引人之處，是上市後不久使用「初戀的滋味」的標語，「初戀的滋味」這句話，與大戰景氣的繁榮下充滿活力的人們心境相契合。就這樣，可爾必斯突然間在全國大流行。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德國設計師所設計的黑人標籤登場。此時東京正值震災之後，一切都變得煞風景。因此傾斜著小臉的黑人用長長的吸管喝著可爾必思的幽默廣告，撫平了人們混亂的心。
　　黑人標籤的廣告，與可爾必思會社同時徵選的廣告作品，一起在東京三越本店公開，收到極大反響。得知這次活動的靜岡縣工商會議所，因計畫在縣內舉辦展覽會，還特別申請希望讓部份展品能夠借展。在大阪，也選出四十間商店，包括吳服店、食品店、化妝品店等，在每間店鋪的櫥窗中展示兩張可爾必思海報。雖然只為期一週，但大阪市的心齋橋筯，已經成為可爾必思的一大宣傳場，可爾必思始料未及的公關策略結果，使得可爾必思的名字，浸透入大阪市民之間。

可爾必思成功的基礎

　　可爾必思的成功，不只是因為如之前所提到的與大量消費社會形成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可爾必思這種乳酸菌飲料，與冰淇淋、養樂多、牛奶、奶油、森永牛奶糖等相同，和大正時代消費大眾對食物看法的變化相符合。有關大正人的食物觀變遷，趣味的飲食物史料研究會所編《趣味的飲食物史料》（一九三二），有以下的記載：

　　大正的飲食史料上最大的事件是，從一開始便抬頭的營養學研究漸次趨於隆盛，（大正）九年營養研究所建立以來，生活改善、營養食品宣傳的呼聲漸高，遂導致飲食的背景，必須考慮嚴格的營養價值。……到大正末期，對飲食品的營養價值益發重視。同時，此營養價值不一定只能以化學的分析得出，心理的作用佔很大影響的見解也出現，在留意色、香、味之外，自己的本能嗜好也成為標準。

　　可爾必思的創始人三島海雲，是個有著與眾不同經歷的事業家。他二十五歲時，懷抱著明治青年的憧憬心，遠渡蘊藏無限可能的中國土地。據三島的說法，可爾必思是基於在蒙古的生活體驗而產生的結果。
　　游牧民族蒙古人，在其居住的蒙古包入口，放置大甕儲藏乳汁。在乳汁中生長的乳酸菌自然繁殖，成為天然的乳酸飲料，這種蒙古式乳酸飲料，成為可爾必思製造的靈感。這裡先不管這個有關於可爾必思誕生神話的真偽，但要注意的是，不論三島的點子再怎麼棒，如果沒有像前面所提的，在大眾消費者間有新的需求產生的話，則三島的事業絕對不可能成功。
　　酪農的發展與牛乳的營養價值在日本消費社會中廣泛普及，是可爾必思成功的基礎。如果說三島可以算是大正時代食品工業上的革新者，其理由正是抓到了當時消費社會的動向。

插座與自行車用燈

　　提到家用電器界的革新，一定不能忘了松下幸之助的名字。他也與安井同樣，從零細的地方工廠經營者出發。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位在大阪市內的松下工廠，陸續發表插頭（attachment plug），和大燈與小燈可以分別使用的兩用插座。雖說是工廠，但其實也只是間租金十六円五十錢的房子。這種插入式插頭與插座價格低廉、造型摩登，因此大量的訂單湧入。製品的販賣通路遠達東京地區，工廠的營運也跟著繁盛，松下每日每夜地騎著自行車來回工作。
　　當時的自行車用燈，是以蠟燭燈或是乙炔瓦斯燈為主，但碰到風大的時候很容易熄滅，價格也過高。雖然也有使用電池燈，但只能維持兩～三個小時，實用性亦不高。
　　松下因為使用自行車來回的經驗，加上早年在自行車店當學徒的時代，聽到許多人對自行車燈的抱怨。而認知到如果能研發出安全又耐久的現代自行車燈，必定大受歡迎。他以「構造簡單、無故障、電池能持續十小時以上」為目標，苦心專研六個月後，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完成了輕巧的砲彈型車燈。連續照明時間可達三十～五十小時的砲彈型車燈，完全改變了到目前為止對於自行車燈的想法。
　　但是，松下的砲彈型車燈與原先的預期相反，中盤商的迴響不熱烈。他抱著背水一戰的覺悟，為了宣傳產品的真正價值，採用劃時代的實物宣傳策略，直接免費配送兩、三個到販賣店中。松下的策略收到極大效果，砲彈型車燈突然間在全國引起極大迴響，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時，月產量達到一萬盞的程度。
　　如第二章所看到的，大正時代是電氣開始走入家庭生活的時代。電氣首先透過燈泡的光芒進入家庭當中，鎢絲燈泡可說是最初的家庭電器。當時鎢絲燈泡＝家庭電器的普及程度，是大正生活文化的氣壓計。松下最早著眼於大正生活文化基礎電器──燈泡的附屬品製造，則成為其事業穩定的基礎。
　　另一方面，松下將家庭的光源，擴大範圍到移動的燈火——自行車用燈，以及更進一步投入收音機製造業，成為家庭電器界革新的先驅者。從這方面來看，也可以理解松下正是代表著大正消費社會革新者名譽的人物。

革新者群像與財閥

　　伴隨著大正時代消費社會的擴大，在這個領域，除了上述已經提到的幾位企業家外，也可以看到許多革新者的登場。例如：自動紡織機的豐田佐吉、味之素的鈴木三郎助、雪印乳業的黑澤酉藏、帝國人絹的久村清太、百樂（PILOT）鋼筆的並木良輔、染料工業的稻畑勝太郎、鈴木商店的金子直吉、照相打字機的石井茂吉、田熊式蒸氣鍋爐的田熊常吉，以及被稱為家庭必需品革命的龜子棕刷的西尾正左衛門等等，多到數不完。
　　有名、無名的革新者們，在與歐美經濟水準比較下有顯著落差的日本，成為改革的重要原動力。以大正時代的革新為開端，打破日本經濟的古老面，建立起嶄新的、也就是所謂「創造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確立了日本成為當今世界第一等工業國的基礎。
　　比方說，今日出現在電視廣告中的著名企業，事實上大半都是大正時代時，在各種的領域中扮演先鋒地位的企業。
　　就大正時代日本經濟整體來說，財閥，特別是三井、三菱，結合商務、海運、銀行、保險、鑛工業、殖民地事業，發展成為巨大的集團。特別是一次大戰結束後，財閥的銀行排除、吸收弱小銀行，在金融力量上飛躍地增長。日本的產業與金融，支配力集中在財閥手中，但對於以設備投資、研究投資為中軸的革新事業，財閥卻表現得非常猶豫。
　　因大戰爆發導致染料輸入中斷，三井投入化學工業部門（三井染料的開端），並創立東洋REYON。雖然也有這樣的實例，但財閥在大戰期間的經濟活動，仍以「穩健確實的積極方針」（《三井物產小史》，一九五一）為指導原則。
　　大體上財閥認為高度的技術開發有其必要，此外卻也不希望進入市場上認為不安定的領域，希望控制在能夠安全確實地獲得利益的領域中。對以大戰為契機的日本經濟革新做出貢獻的，正是上述那般財閥之外的企業，特別不能不提到的，是在這時期以後急速工廠工業化、具有開拓精神的中小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