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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ing Broken Window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如果放任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存在，就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要阻止破壞蔓延，應該在問題還小時，著手處理。 少數人逃票，或者塗鴨，也可以引爆犯罪風潮，任何不起眼的小善與小惡，都可能成為扭轉大局的關鍵，本書指引我們： 1. 如何以「零容忍」態度面對所有小問題 2. 如何即時修正並補救問題，杜絕陰溝裡翻船的可能 最重要的是，破窗理論幫助我們解決，社會、公共行政、管理、犯罪心理等等各領域問題，收復秩序的失土。 根據犯罪預防的突破性理論，這本實用的著作展現民眾、小商家和警方，如何能攜手合作，確保社區的安全。從紐約市地鐵到西雅圖的市立公園，美國知名犯罪學家喬治‧凱林已在全國各地證明他的理論成功。在本書中，凱林與城市人類學者兼律師凱薩琳‧柯爾一同說明，藉由控制公共區域的失序行為，我們能創造一個嚴重犯罪難以滋生的環境，並解釋如何將這些有效的方法，運用到我們的家庭和社區。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喬治‧凱林 凱薩琳‧柯爾喬治‧凱林是羅傑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和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研究員。他也是曼哈頓學院的副研究員。凱薩琳‧柯爾是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的研究助理，目前正在研究社區起訴的發展。他們現居新罕布夏州漢諾瓦市。陳智文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曾任網路媒體、經濟日報編譯。現為自由譯者。George L. Kelling Catherine M. C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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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推薦序



詹姆斯‧威爾遜

自由與群體的利害衝突，構成了現代政治學上最根本的分裂，並製造出一場大規模的美國文化戰爭。自由捍衛者眼中的理想世界，由自由選擇個別人生的獨立個人組成，這些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民主的基礎。群體優先的擁護者則主張，沒有人能夠完全自主，自由只存在具有合理秩序的環境中，個人發展需要家庭和鄰里社區的支持。
這項分裂並非美國傳統自由派與保守派對立的延伸。個人自由的支持者，包含某些市場取向經濟保守派份子；群體優先的擁護者，也包含某些認為市場力量經常有害群體生活的自由派人士。兩位對政府地位立場涇渭分明的人士，約翰‧羅斯（John Rawls，美國知名政治哲學家）和羅伯‧諾斯克（Robert Nozick，美國政治哲學家），均聲稱他們的主張源於自由選擇的個人主義。邁可‧山戴爾（Michael Sandel，美國政治學者，現任哈佛大學教授）和艾拉斯戴爾‧邁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蘇格蘭哲學家，以政治學說著名），儘管在許多公共政策事務上意見相左，也都認為人是一種群體動物，在公民生活中，汲取其生命意義。
自由與群體的衝突，體現在無數的議題中，如藥品管制、校園宗教中立、墮胎權、關廠法規、育嬰假、降低犯罪策略等。喬治‧凱林與凱薩琳‧柯爾以最普遍和生動的典型，探討這個議題：該以何種方式和何種程度保護公眾領域？
日復一日，在多數的大都市和許多小城市，我們都經歷同樣的問題。遊民席地而睡、乞丐在車站附近乞討、橋墩上的塗鴉、不良少年在遊樂場聚集、敞開窗戶大聲播放歌曲。公眾領域的行為應該如何、由誰來規範？
過去三十多年來，公共政策已逐漸偏向個人自由最大化，偏離強制性的社區管控。當眾酒醉除罪化、精神病患無須強制住院、公開乞討得到更廣泛的憲法保護。這些賦予個人愈來愈多權利的改變，許多並未經過公開辯論或立法程序，而是法院判決的結果。
法院的特殊功能，在於權利的辨識和應用。也就是說，根據法院的判決，政策將逐漸偏向個人自由，偏離群體。通常，法院審理的是「個別」遊民、乞丐或皮條客被告的案件。這類個人鮮少對任何人構成太大的威脅，因此，群體秩序的主張，在這類特定的案件中，經常被視為多慮和反應過度。
但「許多」個人一體享用賦予「某個」個人（或根據法院的觀點，是一個抽象的、去人格化的個人）的權利，對社區群體的影響，經常遠大於單獨人士所造成的影響。一個公共區域（公車站、市集廣場，或地鐵入口），不只是其人數的總和，而是一個複雜的互動模式，且隨著那些互動的規模和頻率增加，風險也大幅升高。
民眾因而開始抱怨：冒失的乞討者、衣冠不整的遊民，和無禮的青少年。警方的反應動輒得咎。對許多警察而言，處理這些輕微的失序，並非他們投入執法陣營的初衷，驅趕乞丐和對抗犯罪何止天差地遠。所有警察都知道，這類干預都有負面宣傳、惡意官司和政治口水戰的風險。他們從經驗得到的教訓是，人民的權利最大。幾乎每一種非尋常的人，背後都有一個倡議團體（advocacy group）。更甚者，警方會自動撤退、袖手旁觀。結果是，警方經常連法院已允許的最低程度的干預都做不到。民眾感到更失望，而這類事件進而影響地方首長和議會的選舉結果。
多年來，凱林持續研究這個問題，建議官員如何應對，並且評估他們的做法。過程中，他儼然已成美國公眾領域失序行為控制問題的卓越權威。而現在，相關問題終於有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
本書的英文書名「修補破窗」（Fixing Broken Windows），是出自凱林與本人於一九八二年三月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一篇文章。我們用一扇破窗的圖像，解釋若無人確實地維護，鄰里社區將可能如何墮入失序，甚至犯罪。當一間工廠或一個辦公室的窗戶壞了，路過的人可能因此認定這裡無人維護或負責管理。一段時間過後，就會有人開始丟石頭、打壞更多窗戶。很快地，所有的窗戶都被破壞，而現在路人會認為，不只這一棟建築無人看管，它所在的這條街也是法外之地，只有不良少年、罪犯，或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敢在不受保護的區域遊盪。因此，愈來愈多善良的公民拋棄這個地方，讓給那些他們以為潛伏在暗處的惡徒。小失序演變成愈來愈大的混亂，甚至犯罪。
一個權利取向的司法傳統，無法輕鬆解決這個問題。法官很難相信，一扇破窗（一個輕微的失序行為）竟如此重要，或應該授權警方對那些可能破壞更多窗戶（製造更大失序）的人，執行公權力。法官看到的，是街角某一時刻的即景，相反地，民眾看到的，是整條街緩慢、殘酷地衰敗的電影。
凱林曾親眼目睹這個過程的開展，並了解其中衝突的價值觀。透過他對美國警務歷史的研究，和他為多個公家機關，包括紐約市交通局的諮詢服務，他已經找出如何在犧牲最少個人自由的前提下，管理公共領域秩序的方法。柯爾專研相關議題的法規，並對當中最模糊不明的情況，提出絕佳的澄清。
這是一本每位警察首長、地方首長、社區運動人士，和有心的公民必讀的書。當我們因過度的激進個人主義或地方自治主義而憤怒，對相關問題進行日益尖銳的辯論時，本書適時提供了實用的指導。
我們不須犧牲基本的自由權利，便能收回我們的公共空間，但前提是，許多團體—─法院、警方，和眾多公家機關及民間機構—─必須改變他們對這些事務的態度。凱林和柯爾提供了明確的指導。


定義失序



什麼是失序？就最廣泛的社會意義而言，失序是干擾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之不文明、粗魯和具威脅性的行為。城市生活的特性是許多陌生人共居，在這種環境中，民眾需要最低程度的秩序。不論是在城市裡居住、購物、提供服務、工作、享受文化洗禮，或為孩子提供玩耍空間，民眾都需要都市學家珍‧傑可布所稱的都會生活的「小改變」：「內建的設施讓陌生人得以在文明，但基本上自重和節制的情況下，和平地共存。」這種「內建的設施」是什麼？這是人們在外用來傳達其可靠度和可預測性的無數世俗儀式和習慣：有限的眼神接觸、尊重個人空間、控制音量、走路靠右等，這些數不清的規矩。這些做法很少有明文規定，大都是隨著時間演進，深植在民眾的一般行為中。
在小型且同質性高的鄰里和社區，民眾的生活在許多方面糾結，城市生活的「小改變」顯得無必要，相互的義務和親近，才是文明生活的首要擔保。就連社區裡最不正常或最瘋狂的人，居民全都認識：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失控的界線，因此他們的行為即使失常，仍是可預測的。在多元化的大都會區，陌生人之間的互動經常且普遍，我們不可能知道每天遇到的每一個人的身分、記錄或甚至名聲。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出門在外應有的行為準則，判斷和形塑我們在外的表現，因為我們也是人群中的陌生人。
多數民眾都能發揮自我節制和克盡義務，在個人自由與文明之間，找到平衡點。但仍有少數人不願或無法接受對他們行為的任何限制，最極端的成為謀殺犯、性侵犯、強盜和小偷。社會幾乎一致地譴責此類行為：除了現行的社會標準和價值，我們也發展出精密的機構，用以防範或懲罰—─警察、檢察官、法院，和監獄。較不極端的失序行為，雖然不及上述罪行嚴重，仍可藉由製造恐懼和犯罪條件，而威脅社會秩序。
所謂失序，我們明確地指向主動的侵犯性乞討、街頭流鶯攬客、公共場所飲酒和酒醉、瘋狂行為、騷擾、蓄意佔據街道和公共區域、破壞公物和塗鴉、隨地便溺、無照叫賣和推銷、未經請求主動清洗車窗（抹車），和其他類似的舉動。雖然這些行為有許多即是違法，他們通常被歸類為小違規和輕罪，只被處以罰款或社區服務。
幾乎每個人都同意，犯重罪是錯誤的，應受到拘捕和懲罰，儘管我們不見得認為所有重罪都一樣嚴重，或值得警方採取行動。舉例來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婚姻關係中的家暴和性侵，曾被視為私事，警方和檢方的干預相當有限，甚或謹慎。當然，現代價值觀改變，配偶間的暴力和性侵已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重傷害和強暴—─若考慮其重複性和加重性，這類犯行甚至更嚴重。然而，幾乎所有正常的社會，都將謀殺、強暴、攻擊和竊盜，視為違法且必須受到強烈譴責。
失序行為的定義較模糊且不夠直接。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或許都曾有過隨地小便、醉酒、緊急時向陌生人借錢（如需要零錢打電話或搭公車）、向非法攤商買東西或服務、召妓、阻礙車輛或行人通行、情節輕微的破壞公物，或其他堪稱「失序行為」的小違規。這些大家偶爾都可能犯下的小錯，為什麼會讓民眾感到如此害怕和受到威脅？為什麼只有某些人會因為這類行為被警告或逮捕？為什麼這些看似傷害性遠不及重罪的行為，應該被限制或管制？
答案在於，這類失序行為，當達到某個臨界規模時，在地方社區所引發的恐懼，和最終可能伴隨失序而來的更嚴重犯罪、城市衰敗和腐敗。這些問題和答案，都不是學術理論：失序、恐懼、犯罪和城市衰敗，目前皆嚴重威脅我們的都市生活。
很多時候，不須警方明顯的干預，民眾自己就會制止此類行為。不過，當背景條件或此類行為的數量已引發恐懼，或實際的狀況讓民眾無法採取行動，或合理使用公共空間，那麼失序行為就該受到正式的法律約束，最終警方也能依法干預。舊金山幾個鄰里的居民，就曾要求市政府關閉他們當地的公園、移除遊樂設施和長椅，並用圍籬封鎖、甚至乾脆用推土機鏟平整塊地。提出這些要求的原因，是公園已被露宿者、毒販和妓女佔據，當地居民和兒童根本無法在公園內社交和遊憩。更甚者，這些公園還吸引其他犯罪進入社區。在這類案例中，我們看到人際之間相互約束的義務和禮節法度如此嚴重地崩潰，警方、檢察官和法官必須干預，才能確保城市生活的「小改變」續存。一個社區的生活可能仰賴這種干預。

秩序維護保護「好人」和控制「犯罪意圖者」



殘忍的掠奪者和幫派份子嚴重傷害其他年輕人，尤其是在貧窮和混亂的鄰里。教育品質沈淪和工作機會消失，都讓市中心年輕人的處境更惡化。現實的狀況是，好孩子害怕被那百分之六的重犯蹂躪，許多人為了自保，只好選擇加入幫派或攜帶武器，實際上被迫從事犯罪活動。不像多數成人可以選擇退縮在車裡或家裡，年輕的孩子必須暴露在城市的街頭生活中，他們採取自保行動情有可原。不幸的是，自由主義哲學讓缺乏內控能力和經驗的年輕人享有高度個人自由，只會加重這種狀況。而進一步的惡化來自放棄控制，放任那些惡人恣意恐嚇和霸凌的警察和刑事司法策略。不論政治上和道德上，這些都是令人無法接受的結果。
秩序恢復和維護行動所提供的幫助，有兩層意義。透過在社區內發展一套可行的道德秩序共識並確實執行，善良和守法的青少年、成人和警察，就能奪回街道的控制權，進而降低孩子的恐懼和自保需求。此外，控制掠奪者能對接近那百分之六的兒童和青少年發出一個強烈訊息：這個社區有一套道德秩序；違反者或許能得到第二次機會，但那不是玩笑，犯錯者必將付出代價；成年人將控制鄰里並訂立兒童需遵守的標準；不良少年將無法影響學校、教堂、鄰里和商業區的功能。
秩序維護方案以輕度違法為重心，是抑制「犯罪意圖者」、那些較不執意犯罪的慣犯朋友或關係人的重要手段。這一群人若受到壓力，或學校和警察施壓他們的父母，最終都能改變他們的行為到更適當的標準。他們不了解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印象，或他們在公共區域「遊盪」所造成的恐懼，因為其他民眾不認識他們，尤其是老人，不一定能從他們的舉止與那百分之六的行為中，分辨出暴力的風險。那百分之六對社區的殘害是如此惡劣，以致一般人很難區分多數青少年的無害喧鬧，與那百分之六的恐怖威脅。所有青少年在外的行為，幾乎都成了恐懼的來源，尤其是在老人或弱者眼中。這些犯罪意圖者，大多只需要警察或其他機構，指導他們適當的文明舉止。藉由在地鐵或街道上執行規範，抑制這些孩子的行為，就能減少那些刺激重罪犯，並且為他們提供掩護的犯罪成因（如失序和混亂）。

加強民眾對公共領域的控制
了解公民在維持秩序與犯罪控制所扮演的角色，自一九六一年起即是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當時珍‧傑可布在其著作《美國偉大城市之興衰》中描述，一位管區警長提醒一個中收入公宅的居民，絕不要在入夜後外出遊盪，或在不認識來訪者的情況下隨便開門。這位堅信改革模式警務的警長，認為公民的適當角色就是做事件的旁觀者、迅速報警、扮演稱職的通報者和目擊者，並且大致上支持本地的警察。直到現在我們才完全體會這種建議的悲慘結果。民眾採取獨善其身、自保的做法，腐蝕了城市生活品質。當民眾把自己鎖在屋內，等於拋棄了他們的基本公民義務。這種對城市生活的退縮，不僅缺乏公民意識，更是把公共區域和街道，讓渡給那些傑可布稱為「野蠻人」的罪犯。巴爾地摩博伊德布斯區的居民，承擔起生活環境失控的責任，便印證了這一點：短時間內對野蠻人投降看似聰明謹慎的做法，但這種降服的最終結果，是失去個人生活在合宜與文明城市環境的自由。
民眾要如何在被威脅，或已蒙受損失的情況下，建立對公共區域的控制？雖然我們已討論過幾個要素，如透過環境設計和問題解決控制犯罪，在一個混亂、變動或多元的社區，第一步必須是警方與民眾協調和談判，確立鄰里行為的標準，然後據以執行。警察真正在鄰里的長期投入，是與社區建立相當的熟悉度，了解其優勢和問題。這在共識建立過程中攸關緊要，因為優良的警務能幫助塑造、確認鄰里標準，並賦予其正當性。
無論這種協商是正式或非正式，所有受到標準建立影響的民眾（包括居民、商家、街友和年輕人）都必須參與。因為這些鄰里標準是經過協商（且在需要時能根據條件的改變重新協商）、獲得廣泛了解，並且幾乎被社區的所有成員認同，在那裡生活的居民終究會擔起維護和執行這些標準的責任。警方和其他市府人員將協助民眾，以免他們的過度熱心失控成動用私刑，或在鄰里共識出現裂痕時扮演調停者，確保民眾執行標準時，沒有侵犯個人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