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臺大九十週年校慶版) | 誠品線上

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臺大九十週年校慶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全球化不只出現在加工出口區或國際貿易市場中，它也發生在我們的廚房與客廳裡！自1992年起，一批批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的女性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從事家務勞動，在維持台灣家庭的美滿與清潔的同時，她們也在改造台灣的人口面貌與文化地景。本書作者以數年時間，訪談超過百位的印菲幫傭和台灣雇主，探索勞雇雙方在家庭屋簷下所面臨的權力關係、結構困境。書中用「跨國灰姑娘」的比喻彰顯東南亞移工的處境。她們或為了擺脫貧窮與壓力，或為了擴展人生視野及探索現代世界而跨國工作，來到異鄉卻發現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視為「用完就丟」的勞動力，灰姑娘的美滿結局仍如童話般夢幻。藍佩嘉提出「畫界」理論，來詮釋並檢視勞雇雙方如何跨越國族與社會界線來認同自身與「他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藍佩嘉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性別研究、勞動研究、跨國遷移工、質性研究方法。著有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國灰姑娘：家務移工與台灣新富雇主》、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總序╱王泰升導讀：從日常生活細節看到社會的不平等╱王宏仁台大版序：再訪跨國灰姑娘自序：洗衣籃與香水信紙導論當女主人沒有白皮膚家務服務的歷史側影當東南亞移工遇見台灣雇主田野告白界線為何重要？章節地圖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亞洲的客工制度台灣的外勞政策菲律賓：輸出「移工英雄」印尼：現代性的朝聖地球村中的勞力仲介契約束縛與債務腳鐐有國界的全球市場第二章 誰是「外勞」？新與舊的族群他者種族歧視的修辭學聰明刁鑽的菲傭vs.單純溫順的印傭？打造理想僕人移工之間的分化階層化的他者第三章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跟父權討價還價女主人為何吹毛求疵？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見人厭？階層化的母職勞動婆婆也焦慮媳婦熬成雇主婆第四章 跨越國界與性別藩籬經濟誘因的再思考海外生活的文化想像從持家到養家單親重擔與婚姻枷鎖我們跟女主人差不多乖女兒與老處女從外籍女傭變成外籍新娘女傭還是女主人？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後台家作為工作前台週日的後台領域灰姑娘的行動電話全球城市裡的邊緣客人跨越多國的旅程多層次的前台與後台第六章 屋簷下的全球化雇主的畫界工作移工的畫界工作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沒有額外功課屋簷下的認同政治結論愈全球，愈分化界線的模糊與不連續行動方向與政策建議附錄：研究方法參考文獻索引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作者以數年時間，訪談超過百位的印菲幫傭和台灣雇主，探索勞雇雙方在家庭屋簷下所面臨的權力關係、結構困境。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從日常生活細節看到社會的不平等（摘錄）

王宏仁（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

《跨國灰姑娘》產生的社會背景

人類其實都是不斷在遷徙，古早時候遷徙的最大阻礙是來自於自然條件。但是自從各個地方出現「國家」這個制度後，遷徙最大的障礙則是人為的。台灣人在日本帝國統治時期，可以自由地走到朝鮮、滿洲國、日本、華南。戰後的全球冷戰架構，則把台灣或者其他亞洲資本主義國家，變成反共的堡壘，國民黨為了防止中國共產黨的滲透，嚴格控制人口流動，不僅外國人來台灣困難重重，台灣人要出國可能更加困難。終戰後到1980年代，國民黨所統治的台灣可以稱為鎖國，當年台灣人所認識的外國，大概只有協防台灣的美國大兵、殖民過台灣的日本，以及只能在課本上認識的歷史跟神話中國。

當台灣進入世界經濟大幅重組的1980年代時，多數的台灣人可能已經忘記還有東南亞的存在。不過資本具有最靈敏的嗅覺，在嫌棄台灣工資太高、環保太嚴格、工人太受保護後，在國家還沒改變政策之前，就開始把工廠遷往東南亞。為了避免台灣資本繼續出走，台灣政府積極協助資本家找尋比台灣工人更廉價的勞動力：從東南亞引進勞工。此外，為了應付家庭再生產的困境，國家也允許個人家庭引進家庭幫傭跟看護工，這些在各個工業區、社區鄰里出現的東南亞勞工，早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地景，而這也是台灣人重新開始學習如何跟異文化相處的時刻。佩嘉的《跨國灰姑娘》社會背景就在此，它講的就是台灣人跟東南亞家庭幫傭╱看護相互接觸的故事。

當我們跟陌生人相處時，一定都是先以自己的文化角度來觀察對方，區別你╱我，在《跨國灰姑娘》此書中，佩嘉最令人激賞的理論概念就是「畫界」，用此概念貫穿全書，不管是階級的畫界，還是種族的、性別的，書中的每個角色，在面對不管是人或社會的規範，都試著為自己畫出一個邊界，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另一方面也是跟他人互動的指導原則。

以「畫界」為核心概念的「跨國灰姑娘」

此書先從亞洲的跨國遷徙開始談起，說明為何台灣需要引入外籍移工，以及台灣的移工政策與歐美不一樣的地方，主要是所謂的「客工制度」。第一章同時說明了，為何東南亞的菲律賓跟印尼，提供世界各地所需的家務勞工、看護以及護士。在供需雙方都出現的情況下，透過仲介的「種族化」媒合，不同國家的家庭幫傭與看護，被送到台灣的各個不同家庭角落。所謂「種族化」，是指某個族，在特定的時空中，被認為具有某些特定的文化特質，彰顯出我們跟他們的差異，但是這些文化指涉，其實都是任意的標籤，例如在台灣的社會脈絡底下，菲律賓女傭就被描繪成刁鑽的，而印尼女傭則是單純溫順甚至有點笨，越南女傭則是共產主義的他者。但是在加拿大的仲介，則把菲律賓女傭塑造成「溫柔有愛心的保母」，顯然這些所謂的「文化特質」都是在特定脈絡下創造出來的。

仲介把幫傭╱看護帶進屋子後，屋簷下的眾多人口，就產生了複雜的社會關係，裡面有老闆、老闆娘、老闆的爸媽、小孩子，每一個人都因為新的外籍幫傭╱看護的到來，而不斷調整自己在家中的位置。聘雇了幫傭的女雇主，就可以每天穿著漂漂亮亮去喝下午茶嗎？沒那麼簡單，如果連照顧老公的事情都交給女傭，那不是證明了女雇主根本不必要存在嗎？佩嘉提供了許多精彩的故事，告訴讀者，女雇主也必須刷存在感，某些事情（例如做早餐給老公吃），就一定要自己來，才能彰顯自己愛的勞動跟女傭是不同的。還有婆婆也必須證明自己還有用，所以不僅跟媳婦關係緊張，還會嫉妒女傭搶走了她的工作，破壞母子關係。

看過八點檔的家庭連續劇「女人何苦為難女人」，佩嘉帶我們進入女傭跨國遷徙的世界。除了經濟考量外，「看看世面」也是重要的現代性想像。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這些移工都必須跟親人分離，而她們在海外的辛苦，故鄉家人卻不一定體諒，形成雙面包抄的壓力。當然，我們也看到有些移工跟台灣人結婚，這樣的身分轉變會比較好嗎？佩嘉也給了很精彩的描述。

女雇主要跟女移工畫界，移工也要把她的生活跟工作，做清楚的畫界，工作上的前台是家庭勞動，後台則是她們的休假時刻，以及雇主視野掃瞄不到的地方。假日跟朋友的聯誼，或者自己的手機，都是雇主無法監控到的地方，而讓移工可以找尋到屬於自己的自由空間。不過這樣的前台後台劃分界線也不是那麼固定，界線會在不同的時刻、空間而有不同的流動，例如現在先在台灣當女傭，接下來的旅程可能就是移民到加拿大、美國，而不會只是固定在台灣當移工而已。

此書另外一個令人讚賞的地方，在於佩嘉並沒有把不同的人物平面化，例如雇主就是面目可憎地剝削工人，移工就是不斷遭到性侵、剝削的可憐人物。在本書的第六章，她區分了不同的雇主類型，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畫界方式╱理由。面對不同雇主的管理方式，移工也發展出不同的畫界策略。同一屋簷下的人們，必須每天見面相處，階級、性別、種族的界線無時無刻都在碰撞，很個體微觀的個體，其行動經常是被這些無形的社會界線所結構、限制。

以研究跨國婚姻遷徙知名的學者Nicole Constable這樣子形容《跨國灰姑娘》：此書是民族誌與理論分析並重，同時兼顧了全球的普遍性與在地的特殊歷史文化。就田野訪談資料來看，佩嘉從台灣到菲律賓到印尼，看到不同族群的女性，如何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寫出許多精彩的故事，不管是已婚的印尼女性，或者是未婚的菲律賓看護，或者是台灣的科技新貴太太，她信手拈來，都是一個個精彩的故事。閱讀的過程，很容易就像看小說一樣，不知不覺就
讀到最後一頁。

不滿足的讀者還希望讀到什麼？

當然，家中有聘請移工來照顧老人的讀者可能會問：雇主╱被照顧者跟移工之間，只有「畫界」嗎？行動者之間都一直在努力維持特定的社會界線嗎？不會出現「跨界」的情形嗎？雖然佩嘉在第六章提到「相互滲透」的情形，但是對於情感跨界的部分似乎沒有描述。過去關於性工作的研究，很多都在討論性工作者的勞動過程，會努力將工作跟慾望劃清界線，但是最近的研究則呈現，在性交易的過程中，其實包含了許多感情的成分在裡頭，例如談戀愛的感覺，或者透過伴遊而發展戀情關係，甚至在跨國「假結婚」的關係裡頭，也可能發展出新的戀情。這樣的「跨界」情感，本書並沒有處理。我認為會忽略「跨界」的現象，一方面是在特定的理論脈絡下，很難將不同的理論觀點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社會學本身就很少處理情感的議題，要特別處理感情跨界並不是那麼容易。

此外，書中提到的階級、族群、性別畫界，除了「語言資本」造成的位階逆轉外，其他的論述都立基在全球南北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父權的架構下討論。但是我們都知道，台灣在全球政治體系的位置是處於南方，雖然「外勞政策」可以讓台灣政府操作一點國際政治的槓桿，但是利用輸入移工來增加國際談判的能力卻很有限。例如迄今為止，柬埔寨政府完全禁止台灣在該國設立官方的辦事處，台灣男子跟柬埔寨女子結婚，必須到越南去面談；最近幾年菲律賓政府開始強制仲介必須返還超收的仲介費給移工，並且在台灣嚴格執行，這幾乎等於在控管台灣的仲介了；越南政府仍拒絕在台灣護照上蓋章。在這樣的國際政治體系中，作為經濟北方、政治南方的台灣，可說是處於矛盾結構位置，那麼這對於在微觀日常生活必須與台灣社會互動的移工，是否也會造成位階逆轉的情形呢？

最後一點，就是「文化」對於行動者的影響。書中可以看到台灣性別╱父權文化對於家庭關係的作用，但是越南的半儒家文化、印尼的伊斯蘭文化、菲律賓的基督教文化，對於移居台灣工作的移工難道不會有影響嗎？如果有的話，那麼不同文化背景的移工，其面對台灣雇主的行為模式也應該會有所不同。人類學者常常笑社會學者忘記文化的存在，或許這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一個課題。

從跨國灰姑娘到「親職實踐」，到充滿希望的未來

佩嘉可以說是台灣二十年來，社會學界生產力最高的學者之一，她的研究手法一以貫之，就是研究「在全球化脈絡下，微觀生活層次的社會不平等」。第一個十年，她完成了《跨國灰姑娘》；第二個十年，她完成了「台灣親職實踐」研究；她說，她的第三個十年還在摸索。我們高度期待她的第三十年，一樣為台灣社會學帶來新鮮、有趣且極具社會意義的研究。

試閱文字

自序 : 「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總序

王泰升（臺大出版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成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今年（2018）適逢台大創校九十週年。九十年，於個人而言，是高壽；但對一所大學來說，應屬「年輕」。回顧台大過往的九十年，校園外大環境的政治、社會變遷極為鉅大；校園內的建制、組織、空間也隨著時空變化，有延續也有更替。台大從初始的文政與理農兩個學部、第一屆學生59人，在數個世代、全校師生的共同耕耘之下，逐步茁壯發展。一代代的莘莘學子，在傅鐘聲裡入學，於椰林樹影中畢業，如今的台大已成為11個學院、3個專業學院的綜合型研究大學，學生3萬3千多人，不僅是台灣第一學府、高等教育的代表，也是國際知名大學，更是引領台灣社會發展的動力源頭。

作為台大一級行政單位的出版中心，要如何慶祝本校創校九十週年？

很自然地，我們會從出版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我們認為，大學存在的兩大目標，一是追求真理，一是作育英才；反映在出版品上，前者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學術著作，後者是教學必備工具――教科書。因而，我們特別從這兩個角度，精選自1928年迄今具有代表性、屬經典之作的學術著作與具創新、影響力的教科書共10種，以「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為套書名稱（以下簡稱「選輯」），予以出版，以資慶祝。選輯的作者，限於現任或曾任台大的教師或畢業之校友。

九十年來的台大，曾醞釀出無數優秀的學者、名師，也為國家社會培養出眾多傑出人才。他們的著作，在各自的學術領域中稱得上是重要者，多不勝數。要從中選出具「代表性」、「影響力」的作品，並不容易。為慎重起見，出版中心敦請校內各領域的學者，成立一專責的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成員有：高涌泉（理學院物理學系教授、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張育森（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郭瑞祥（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教授、管理學院院長）、陳光華（文學院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圖書館館長）、陳為堅（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教授）、陳弱水（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謝尚賢（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教授、系主任）、蘇國賢（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以及擔任出版中心主任的本人（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教授）。

選書的程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確定推薦書單，主要是透過三種方式蒐集：一、請本校各學院推薦其學院所屬領域符合上揭期待的學術著作或教科書，至多三本；二、出版中心就各重要學術領域，從歷年出版及代銷的書目中，羅列出符合前述要求者；三、編委會的編委，亦可補充推薦。有了推薦書單之後，進入第二階段，由編委們從推薦書單中挑選出最終的10種書。第一階段產生出的推薦書單共計43種，其中各學院及出版中心推薦者39種，編委補充推薦者4種。接著，由出版中心召開編委會議，委員們共聚一堂，選出最終書單。因選輯著重在作者與著作本身對台大及該學術領域的「經典之作」，編委們第一步就先排除了圖鑑、工具書、事典等形式的著作，再就所剩書單逐一討論，最終選出10種書，依各書之初版日期可排列如下：

•《增補水稻耕種法講演》（磯永吉著，日文）
•《沒有顏色的思想：殷海光與自由主義讀本》（殷海光著）
•《管理學》（許士軍著）
•《經濟學：理論與實際》（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著）
•《公共衛生學》（王榮德、江東亮、陳為堅、詹長權編）
•《程序制度機能論》（民事程序法之理論與實務 第一卷）（邱聯恭著）
•Semiconductor Devices: Physics and Technology (2nd Edition)（施敏著）
•《華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楊國樞著）
•《中國文學史》（臺靜農著）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藍佩嘉著）

上述10種書，皆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有其重要性與深遠影響力。書單中，學術著作5種，文集1種，教科書4種；部分教科書因有分冊，故選輯總數是10種13冊。在編輯上，選輯皆保留各書的原有內容，重新裝幀設計出版，有幾種因授權緣故為限量發行。要特別說明的是：磯永吉的《增補水稻耕種法講演》，是作為台北帝大時期的代表作收入選輯，以日文複刻方式出版，為選輯中唯一的直排書。臺靜農的《中國文學史》，之前曾收入「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選輯」，這次編委們一致認為臺老師的著作不應在這個重要的選輯中缺席，出版中心在編輯上特別把它上下冊合而為一，且配合晚近學界的習慣採取橫排的方式，內容雖同但版本有異，提供讀者另一選擇。殷海光的著作，原本列在推薦書單上是他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但經討論，決議選錄殷海光關於自由主義的重要文章輯為一冊，以彰顯這位1950、1960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是編委們討論的另一熱點，主因它是最近的出版品（2008），最後仍決定收入選輯以彰顯學術傳承之意義。

這套選輯中，有的是作者自行出版的書，有的則是其他出版社擁有出版權。對出版中心而言，最大的困難處是取得作者或出版社的同意，讓我們收入選輯。出乎意料的是，洽談過程極為順利，不論是作者或是出版社，都非常願意並隨即同意授權給出版中心，讓我們得以出版發行。在此，我要代表出版中心向選輯的作者及同意授權的出版社（單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他們是：磯永吉學會；臺益公先生；邱聯恭教授；楊國樞及居中聯絡的瞿海源兩位教授，以及桂冠出版社；藍佩嘉教授及行人出版社；殷海光基金會；施敏教授及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許士軍教授及東華出版社；張清溪、許嘉棟、吳惠林（劉鶯釧著作財產權繼承人）、吳聰敏等四位教授；陳拱北基金會。沒有他們的熱心幫忙與慨允，這套選輯不可能在台大九十週年校慶時順利出版。

透過這套書的出版，我們期盼：它能呈現九十年來台大在學術研究及教學上，對人類知識及社會國家的貢獻。同時，它也是對獻身於研究、教學的作者個人成就的最佳禮讚。當然，對出版中心本身而言，這套書的出版另具有「標竿出版品」的意義。它不只是我們的出版目標，也展現了努力與堅持的方向！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台大版序：再訪跨國灰姑娘

《跨國灰姑娘》一書出版已屆十年，台灣面臨的人口老化與照顧短缺越形險峻。由於生育率持續低迷，老年人口比率預期在2026年將會達到五分之一，2051年後可能接近四成。在此同時，外籍監護工（或被政府稱之為「社福外勞」）的人數持續成長，2018年初已逾25萬。

本書很榮幸被收錄至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叢書，也感謝行人出版社慷慨授權。在這篇新版序言中，我將檢視近十年來相關制度的變化，運用近來學者提出「照顧體制」與「遷移體制」這兩個概念，探討台灣社會如何組織照顧的供給與需求，以及管理公民與移民之間的界線。其次，我也重新檢視雇傭關係中的微觀政治，尤其是書中的「全球照顧鏈」、「外包孝道」等概念，透過反省本書分析的限制與不足，提出未來的研究議程與方向。

照顧體制：孝親勞動與社會福利的外包近來研究社會政策的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照顧體制（care regime）的概念，描述鑲嵌照顧工作的特定政策邏輯與文化腳本，前者分配照顧工作在國家、市場、家庭、自願服務等部門之間的比重，後者涉及性別分工與代間關係，如何成就特定社會認為理想的照顧（Williams 2012）。

台灣傳統上視照顧老人為兒子和媳婦的孝順義務，三代同堂被認為是理想的居住安排，目前也仍然有將近六成的台灣長者和成年子女同住（衛生福利部2014）。我提出「外包孝道」的概念，描述成年子女藉由僱用看護工作為虛擬家人、執行日常照護，來維持三代同堂的家庭型態與孝親的道德地位。這種「家庭裡的移工」（migrant-in-the-family）的模式不只出現在台灣和其他東亞國，在南歐也相當普遍，同樣仰賴照顧移工來支撐家庭主義的文化傳統（Bettio, Simonazzi and Villa 2006）。

然而，照顧文化腳本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社會轉型與政策介入的影響下持續變遷。舉例而言，日本的老年照護在過去三十年來經歷了「去家庭化」的轉向，日本老人和已婚子女同住的比例大幅下降，核心家庭變成了主流模式。關鍵在於日本於2000年引入長照保險，透過補助服務的全民保險制度，由養護機構與具專業證照的看護工提供相當比例的老人照顧（Peng 2002; Lan 2016）。

過去十年來，台灣政策持續維持老人照顧的雙軌架構。一方面，台灣持續招募女性移工作為「福利外勞」，鞏固福利的私有化與家庭化。雖然民進黨政府在2000 年執政後，曾宣布預期每年減少15,000名外籍移工，然而，不論透過配額管制或巴氏量表評估，都沒有減緩照顧移工的成長（梁莉芳2016）。勞動部在2015年後更進一步放寬八十五歲以上老人的聘用資格限制。

另一方面，公營的長照系統開始逐步建立，但規模相當受限。內政部在2007年釋出長照十年計畫，宣布在未來提供普遍、可負擔的照顧服務，立法院也在2015年5月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長照系統的建立是否能夠重塑台灣的照顧體制，造成類似日本的「去家庭化」轉向？許多制度的細節仍在辯論中，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府無法解決稅收不足的資金問題，長照服務範圍將會明顯受限。

台灣社會持續依賴「便宜又好用」的外籍監護工，其實付出其他看不見的社會成本。當照顧工作被貼上「外勞工作」的標籤，連帶造成不佳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也阻礙了專業化進程與本勞的參與意願。截至2016年底，雖有超過11萬人接受了居家服務員的培訓，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2016年三萬多人）留在這個行業（許家瑜、鄧桂芬2017）。隨著日本等新興市場的開放、移工母國的工資提升，台灣未來將越來越難吸引高品質的移工。我們必須正視家庭主義照顧體制的變化，如何建立普遍、永續的長照體系，並保障本國與外籍的照顧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是當務之急。

遷移體制：垂直分化、水平分工

移民學者提出遷移體制（migration regime）的概念來描繪接納移工的脈絡（receiving context），包括促進或阻礙移工與移民入境和就業的各種國家管制，以及管理公民與外國人的界線的制度與規範（Lutz 2008; Williams 2012）。台灣向來採取嚴格的移民政策，包括血統主義的公民身分。在2000年國籍法修前，外國人難以歸化為台灣公民，除了嫁給台灣男人的外國女性，因為她們協助繁衍父系血統。根據新的國籍法，外國人在合法居留五年後且擁有足夠的財產或專業技能，就可以申請歸化。1999年頒布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也規定外國人在台灣居留七年後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然而，東南亞移工卻被排除在上述制度之外。他們被剝奪了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也無權在台和家人團聚、永久居留或歸化。他們的工作許可期限一開始只有三年，但已經逐漸延長到現在的十四年。

本書用「階層化的他者化」來描述台灣的遷移體制基於階級、國籍和性別的偏好，規範誰可以被納入或排除於國籍和公民身分的想像共同體。東南亞移工的差異被放大和種族化成「低劣他者」，但來自日本、北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專業移民，卻被視為「優越他者」，得以享有永久居留、歸化公民的機會，呈現所謂「正向的種族主義」的文化邏輯（Lan 2011）。這樣的多階層的種族主義體現了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半邊陲地位、充斥後殖民色彩的族裔文化階序。

與台灣在文化上親近、但政治上對立的中國，是遷移體制中的異數。政府對各個階層的中國勞工都關上大門，因為台灣社會擔心他們會很快、容易地同化。相比之下，東南亞與台灣在語言與外表上的差異，使得雇主國更容易監管這些種族他者，並鞏固他們的從屬地位。強調種族差異的可見性，讓台灣的遷移體制與其他鄰近國家大不相同。例如，韓國政府雖已開始招聘東南亞移工到工廠工作，但家務勞動和照顧工作仍保留給了朝鮮族（韓國裔的中國公民），因為偏好民族和語言上的親近（Lee 2017）。

除了外籍監護工，婚姻移民也成為台灣招募低照顧人力的機制。2003年的就業服務法修改，開放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外籍配偶（不包括中國籍配偶）享有工作權。2009年進一步鬆綁大陸配偶的就業管制。根據內政部調查，移民配偶的就業率明顯高於台灣婦女的就業率，絕大部分從事服務業（陳芬苓2014）。通曉中文的大陸配偶，是醫院和養護機構的看護人力重要來源。雖然本地看護的工資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於枯燥的處境和長工時，很少非移民勞工願意投入。此外，許多大陸配偶也是老榮民的無償照顧者（趙彥寧2008），政府默許這種「照顧婚姻」作為一種福利外包的機制，強化了照顧的「再家庭化」（Ogawa 2018）。

簡言之，台灣的遷移體制是一個垂直分化、水平分工的系統。雖然政府和社會歡迎來自核心國的專業移民歸化，但這樣的移民政策在緩解低生育率的「國安危機」方面效果有限，因為極少數專業移民願意放棄母國的護照。來自東南亞的「客工」，卻被永久地賦予了「暫時合法」的地位，儘管很多人在台灣度過超過十年的青壯歲月。中國勞工由於語言和文化的親近而被禁止進入，但是，大陸配偶填補了親密照顧工作的勞動力短缺，將婚姻移民變成了事實上的低端勞動移民。

重新思考全球照顧鏈與孝親照顧鏈

Rhacel Parrenas（2001）的研究發展出「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的概念，描述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擔起了由富裕國家中產階級女性所移轉出來的照顧工作，與此同時，她們留在家鄉的小孩，由來自更貧窮家庭的當地勞動女性來照顧。Arlie Hochschild（2000）也應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分析從第三世界母親到第一世界小孩身上的情緒與愛的移轉，視之為「情緒剩餘價值」或「全球性愛心移植」的不正義剝削。

這個有力概念啟發了相當多的後續研究，但也引起不同面向的批評。首先，全球照顧鏈假設了轉移與搾取照顧勞動的線性模型，並視之為單向的運輸，無法闡明這些移工母親如何在跨國分離的處境中用持續但不同的方式來照顧自己的小孩（Yeates 2005）。其次，全球照顧鏈將情緒視為固定、穩定的商品，未能注意到遷移旅程與跨國勞雇關係裡，其實衍生多重的情感與情緒的連結（Brown 2015）。第三，全球照顧鏈優先關注有小孩的移民女性經驗，忽略了單身女性與男性家務工作者的經驗。這樣一來，全球照顧鏈被侷限在核心家庭的序列中（Yeates 2005），強化了異性戀常規的假設。如Martin Manalansan（2006）所批評：這個概念物化了照顧與情感的性別化刻板印象，且將生理母親與對小孩的愛之間的連結視為理所自然。最後，這個概念也強化了地理上與意識形態上的兩極，例如北方╱南方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分野（Brown 2015; Kofman and Raghuram 2012）。

我在台灣也觀察到「孝親照顧的轉包鏈」，包含兩個環節的運作：第一環將照顧義務從兒子移轉到媳婦身上的性別轉包，第二環從媳婦移轉到非家庭成員的監護工的市場轉包。這個概念受到全球照顧鏈的啟發，但指涉內容有所不同。不像全球照顧鏈偏重核心家庭的序列，孝親照顧鏈以父系的延伸家庭為焦點，並凸顯跨越世代與性別分工的權力政治。本書也特別關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內部的多樣性與流動性，打破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兩極分野。

然而，孝親照顧鏈面臨了和全球照顧鏈類似的分析限制，容我在此篇新版序言中延伸補充。首先，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是媳婦或兒子，老人也未必是單純的受照顧者。儘管三代同堂仍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居住模式，但在都市區域中，有越來越多的年長父母是與已婚女兒同住，或是由女兒（不論已婚或未婚）提供主要的照顧。此外，也有很多外籍監護工其實是被聘來照顧與長者同住的其他家屬，尤其是孫子女。現今許多台灣家庭維持延伸家庭的居住形式，其實呈現雙向的代間照顧與資源交換。成年子女可能因為晚婚或不婚而與父母同住。已婚子女面對停滯薪資與高漲房價，也可能為了省下房租和房貸和父母同住，或委由父母照顧孫子女。換言之，經濟與身體條件良好的年長父母，逐漸扮演照顧分擔者而非照顧接受者的角色。

照顧分工與情感經濟

其次，「外包孝道」的隱喻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似乎這些成年子女將勞心勞力的工作都丟給移工，自己免除了孝親的責任。雖然有些家庭的情況可能如此，但大多數雇主，不管是兒子、女兒或是媳婦，仍然負擔相當部分的照顧作，如規劃醫療和照顧的例行安排、監督外籍監護工的表現。他們也要提供多重的情緒勞動，不僅要體恤長輩，也要因應長輩的固執與難搞，來安撫移工的情緒。換言之，他們的孝親義務與照顧工作並不像移轉鏈的線性模式所暗示的簡單外包，而是在跨國勞雇的人際互動中，不斷調整、協商、轉變並延續。

「外包孝道」的安排未必會降低照護的品質，也有可能提供更完善的照顧。成年子女可能跟照顧移工發展出階層化的勞動分工，例如，讓監護工負責比較瑣碎或勞力的照顧勞動（這些工作通常需要較有限的文化與語言能力），讓雇主可以聚焦在比較管理的或精神層面的照顧，如陪長輩看病、規劃膳食、採買烹飪，以及透過溝通與休閒來提升情感連結。或者，親屬與擬似親屬的照顧者之間可能形成水平合作網絡，例如，有些子女認為，更換尿片或協助如廁等貼身照顧，給非家庭成員執行其實比較好，以避免年邁父母讓小孩服務會覺得尷尬或失去尊嚴，畢竟世代間的階層地位起了很大的翻轉。換言之，花錢換取專業照顧，或是照顧工作的市場化，不必然地破壞或腐蝕親密關係，外包特定部分的照顧工作有時反而有助維持接受照顧者的尊嚴。

第三，由於《跨國灰姑娘》的分析還是傾向將經濟活動跟親密關係視為對立，使得本書未能進一步分析照顧外包的情感經濟與倫理。Viviana Zelizer（2005）批評許多學術與常識論述都傾向將經濟活動跟親密關係視為「分立領域」（separate spheres）或「敵對世界」（hostile worlds），而未能探究兩者之間如何構成「互聯生活」（connected lives），在其中道德可以藉由市場的補充、協助而得到肯定與確認。本書論及當移工與接受照顧者建立緊密的情感關係時，可能成為搾取他們體力與情緒勞動的工具。固然，有些雇主確實以此要求移工超時工作，但側重勞動剝削的權力分析，讓本書未能用更多篇幅探討跨國人際互動衍生的複雜情感樣態。

我在當時的田野工作裡，觀察到許多外籍監護工與他們照顧的阿嬤或阿公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非常訝異。當菲律賓或印尼的照顧者輕吻他們的臉頰，或緊緊擁抱他們並說著「我愛你」時，這些台灣長輩會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呵呵笑著回應：「我也愛你！」儘管，這些長輩可能從來沒有透過口語或肢體向他們自己的小孩這樣明確地表達愛意。有些移工告訴我：「不是我在這裡照顧阿嬤，阿嬤可憐，沒人睬。」、「阿嬤跟我不像工人、女傭這樣，她叫我女兒，她叫我她的孩子。」當移工因為返鄉假期或是合約結束要離開時，被照顧的長輩用沉默或流淚的方式表達難過，而移工們也安慰他們：「阿嬤，我帶妳去印尼，好不好？」

非親人的照顧關係，與家族情感糾結或傳統文化包袱容易脫勾，有可能產生新的親密關係與情感形式。年邁長輩與外籍監護工，基於不同原因同處於社會性的脆弱狀態，有可能強化彼此互惠、互賴的結盟（趙彥寧2015）。對於被照顧者的家人，尤其是女性，看護的分勞也能卸下很多身體和心理上的重擔（張晉芬2016）。

跨國女兒角色

最後，孝親照顧鏈的框架未能涵括照護移工的遷移對其母國代間關係造成的影響。既有文獻的分析焦點多放在已婚的女性移工與其核心家庭（配偶、子女）的關係變化。相對於「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豐碩研究成果，較少研究探討「跨國女兒角色」（transnational daughterhood）的主題，也就是移工女兒如何在跨國處境中用持續但不同的方式照顧在家鄉的父母。

有不少未婚女性利用海外工作的機會，逃離父母在家的控制，與海外的同性或異性伴侶探索解禁的情慾空間（Constable 2014; Lan 2008; Sim 2009）。但也有些移工女兒認為海外工作剝奪了他們就近照顧自己父母的機會，而感到情緒上的折磨。二十三歲的單身印尼女性Suna告訴我，在台灣得到較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對於父母的物質匱乏感到難過，強化了她在家人生活中缺席的負面情緒：

在這裡我很浪費，我買衣服，我想到爸爸媽媽那邊賺錢不好。有時候想到，我工作，買爸爸媽媽東西。像〔之前我〕去阿拉伯，吃那個barbecue羊，很好吃，我想到爸爸媽媽在家裡做什麼。我們吃東西好多，我爸爸媽媽在印尼都沒有吃那麼好。我老闆這樣子〔註：指苛刻食物〕，我不管他，我吃東西都想他們，爸爸媽媽很愛我，啊〔哽咽〕。

許多移民女兒像Suna一樣，藉由匯款與寄禮物回家，補償她們的肉身缺席。報答父母的方式還包括購入土地、房屋，或是翻修老家，以及協助家中兄弟或其他手足在教育上的花費與經濟上的投資，例如購入交通工具、協助開設雜貨店或網咖這類小生意。

在海外照顧他人的父母時，移工女兒可能在此過程中強化了他們對於孝親傳統的信念。來自印尼的Jenny受僱照顧一名癱瘓的台灣阿公。她批評雇主（阿公子女）對父母照顧不周，付出情感微乎其微，也為台灣的長輩感到同情：

我老闆一年來這裡五次，他老婆帶吃的來，不管阿公有沒有吃。我剛剛來，很多髒衣服，房子亂七八糟。我每個月只能放假兩天。我放假，沒有人照顧阿公⋯⋯台灣不好〔搖頭〕，印尼，我們不會把爸爸媽媽給別人〔照顧〕。

Jenny批評台灣隨著物質富裕而孝道式微，同時，她也讚揚並肯認自己的母國文化，包括孝親照顧的穩固傳統以及對於延伸家庭的情感連帶。換言之，孝親照顧鏈不必然在轉包鏈末端的輸出國，造成照顧與情緒上的剝奪。跨國女兒的身分與角色，可能藉由遷移的經驗，反而強化了親屬連帶及代間關係。

結論：照顧的全球迴路

為了取代線性的「全球照顧鏈」或「孝順照顧鏈」等模型，我提出「照顧的全球迴路」（global care circuits）這個概念，來描述跨國與跨世代的互賴、交換與互惠的關係。迴路的概念連結處於不同地理與社會空間的行動者們，描述他們之間形成的勞動、情緒與資源的交換網絡。如前文所揭示，成年子女與年邁父母之間、照顧接受者與照顧提供者之間，以及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的照顧資源，並非單向的提供╱接受或是移轉╱搾取的關係。年邁的父母既是照顧的接受者，但也協助成年子女照顧孫子女；外籍看護跟台灣長輩可以在道德經濟的領域中培養出情感連帶；海外工作的女兒也持續用跨國親密關係照顧著她們的父母。全球照顧迴路這個概念不再聚焦於核心家庭，而涵納了各式各樣的家庭與親密關係的形式，包括延伸家庭、單身女性與同性伴侶的移民網絡。它打開了一系列的可能性，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在移民與全球化的脈絡下，探索不同方向的勞動、情緒與資源的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