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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盟.保釣: 風雲歲月四十年

作者 愛盟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愛盟.保釣: 風雲歲月四十年:當年熱血反共愛國的青年,為保衛釣魚台而聚集在一起,四十年過後,保釣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四十年前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們肩挑家國命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當年熱血反共愛國的青年,為保衛釣魚台而聚集在一起,四十年過後,保釣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四十年前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們肩挑家國命脈 愛國運動裡,沒有英雄,只有滿腔的熱血與無私的奉獻 四十年後,他們未忘初衷,持續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付出心力 保釣運動的結束,才是故事的開始…… 當年,他們曾喚起整個時代的愛國意識 為了國家的尊嚴,熱血激昂、走上街頭 他們吶喊:「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 這個島上有一條小溪,由南向北緩緩入海。 海鳥經常在小溪駐足,海風吹過,落葉便飄落溪畔。 每至夏季,凌晨三時半就見天光。 烈日當空時,海鳥與魚,似乎都沉睡了。 全島一片寧靜。 而每當春天到來,島上野花盛開,鳥飛魚躍,青山流水。 漁船們趕春汛而來,整個海疆一片生機。 因為有花有鳥,漁民亦稱之為花鳥島。 花鳥島,就是引爆海外留學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政治運動的 ──釣魚台。 四十年後,保釣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年輕時的熱血並未冷卻 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 是愛盟人一生中神聖莊嚴,彌足珍貴的歷史追憶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愛盟編著愛盟編著:一九七○年代,由於中日之間對於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引發了海內外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在那段熱血激盪的歲月中,為了維護國格與尊嚴,一群由台灣留學海外的青年學子,積極投入這場保釣之役;一九七一年耶誕節,在美國華府召開反共愛國會議,毅然成立「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當盟旗招展,頓如春雷乍起,八方響應,成為發揚中華民族精神、愛國救國的盛舉。 二○一一年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吉慶,也正是愛盟成立四十周年的盟慶,愛盟人緬懷國父及先烈先賢倡導革命、創建民國的艱辛,誓願追隨其後,為實踐中山先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想及先賢先烈追求「民主、自由、均富」國家的目標而奮鬥不懈。轉瞬40年,愛盟人也感念歲月不饒人,盟員們已自青壯年華逐漸步入退休暮年,但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仍是愛盟人一生中神聖莊嚴,彌足珍貴的歷史追憶。謹願真誠地敞開心胸,伸出雙臂,熱誠地歡迎認同愛盟宗旨、發揚愛盟精神的各界精英及青年朋友們加入這個熱愛中華民國的團體,薪火相傳、血脈相續,擴大發揮我們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

商品規格

書名 / 愛盟.保釣: 風雲歲月四十年
作者 / 愛盟
簡介 / 愛盟.保釣: 風雲歲月四十年:當年熱血反共愛國的青年,為保衛釣魚台而聚集在一起,四十年過後,保釣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四十年前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們肩挑家國命
出版社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861468334
ISBN10 / 9861468331
EAN / 9789861468334
誠品26碼 / 2680643482005
頁數 / 416
開數 / 25K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級別 / N:無

試閱文字

內文 : 那些年,他們肩挑家國氣運 童永昌
仔細回想起來,父親從未深談過海外的故事。營區高聳的松樹、筆直的將軍道,以及營房裡揮之不去的、夾雜噴漆與汽油的味道,是我們對他事業的主要記憶。反共愛國聯盟則具現化為每年的聚會。在這些日子,父親會換上便服,帶我們出席充滿歡笑、美食與溫馨的會場,偶爾參加一點抽獎,還有歌唱。
這樣,愛盟在我們的童年記憶中,便與愉悅劃上等號。那是父親難得放鬆的場合,也是他忙碌的軍旅生涯中,少數能闔家同樂的機會。
民國八十九年,我們的國家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朝野上下對新世局表達的各種疑惑、不安或喜悅,與我們在那年年中感受的衝擊相比,多少有些不真實。父親在病床上,看著電視宣布在野黨勝選,輕輕說了一句:「正好可以休息一下了。」誰知卻是永遠的休息。大國家面臨重組之際,我們的這個小小家庭,也正歷經巨變。
整理遺物是一個重建的過程,但也就在這些時候,看著父親過去的文件、照片與檔案,才深覺自己的一無所知。偶然的機會裡,課堂要求學生任選一份雜誌,詳述其始末,正在苦思對象時,想起書房裡數大卷的《人與社會》月刊,父親既列名創刊委員,或許正可藉此機會,探尋他的過去足跡。
報告的成果無足道,但過程卻彌足珍貴。父親有兩篇保釣運動的紀錄,一為刊登在《人與社會》月刊六卷三期的〈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以報告書的形式,條列記載釣運各階段事件;復於民國七十四年撰寫〈沒有英雄的歲月〉,收錄於愛盟的回顧文集《風雲的年代》,以較為感性的筆法,重述當年的愛國運動。這兩份文件以及《人與社會》、《風雲的年代》收錄的文章,即是我當年對釣運與愛盟歷史的全部認識。
愛盟源自保釣,保釣則源自中日兩國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論。「固有疆域」的取得,既是國際法問題,也是歷史問題,中日兩國孰先發現釣魚台、是否持續佔據,既有爭論,亦難有共識。但日本於清廷割讓台灣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將「尖閣群島」判屬「台北州」所有,應無疑義。台北州既歸還中國為台灣省,尖閣群島改為中屬之釣魚台群島,實亦有法律依據。但歷經戰後局勢的改變,美國實際掌控東亞的政治秩序,已有意將釣魚台歸屬最欲拉攏的盟友日本;而中華民國政府則因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全賴美國的支持,對於美日的行動,雖有不滿,卻難有實際行動。一九六九年開始,日美既有歸還琉球的共識,而釣魚台則依日本主張,歸屬琉球;自由中國此時卻面臨共產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步步進逼,聯合國之席位既賴美國保全,更難以強硬姿態向美日抗議。
父親於一九七○年春天,以上尉軍階赴密蘇里大學就讀,面對的就是此山雨欲來的局勢。政府既困於時局,毫無作為,留學生難免心急如焚,深恐誤國,各地紛紛成立保釣組織,期能發揮影響力。在當年末,父親趁寒假由密蘇里出發,先西再東,旅遊各州,順便聯繫同志。在得知全美各地將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舉辦遊行後,即聯繫密州各地,成立行動委員會,遊行順利舉行,也使活動主辦人信心大增。
「一.卅」遊行是保釣運動初試啼聲,國內固然引發回響,亦促使海外學人進一步構思更大規模的行動。然而這種樂觀氣氛,並非沒有隱憂。回顧當年參與者的紀錄,都指出保釣成員左、右、獨派紛雜,雖然短暫統一在捍衛國土的主張下,實則暗潮洶湧,伺機而動,其中自以左派學生著力最深。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顧忌國際局勢,不得不「持重」;留學生抗議、遊行等行動,在當時國內保守風氣看來,又不免有動盪、激進之慮,甚且指學生將「為匪所利用」,海外工作單位亦反應遲緩,政府「懼亂」而不能「用亂」,其結果是錯失民氣,喪失了保釣運動的主導權。這種現象頗令學生憂心忡忡。父親在一封給大使館武官的信件中,也明白告知此問題:

本運動因主題意識及口號之響亮,引致留學生廣大之反響,由於事前並未及時疏導,事起後徒以壓制、不合作、不參與之方法進行,反而引致反感,芝加哥區之受攻擊最烈,此為最大原因。……但如吾人以全盤作用觀之,亦足可因勢利導此一團結力量,走向有利方向,如僅處處防範,適足以授人以柄,而行動反處處受制,被動必敗,非兵事而已。

信中尚有建議數條,周書楷大使函覆,僅稱「交本館有關單位參研」,考量到當時國內的基調是務必持重,使館人員自然消極以對。
這封信反映了當時愛國學生面臨的困境。他們既主張國府享有中國正統,但又無法為政府的軟弱作為辯護,不免使自己在對抗左派學生統戰時屈居劣勢,更有甚者,國內時時透過關係加以勸阻,前有強梁,後有誤解,真可謂腹背受敵。部分人士遂趨於淡漠,而釣運組織遂漸由左派學生掌握。釣運分裂並變質,已是時間問題。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的「四.十」遊行,是美國保釣運動的最高峰,也是最後的一次大團結行動。遊行由紐約保釣會主導,全美各地留學生蜂擁而至,父親大約在此時也參與了相關會議,而據觀察,左派學生既著力攻擊政府,總結的會議也有一盤散沙、茫然莫從之感。但左右兩派學生的矛盾,已越見明朗,釣運的主軸即將轉變,使留學生界走向全然不同的方向。
今天回頭評論政府的作為,「錯失先機」大概無疑義。理性而言,釣魚台之喪失,即將成為國際現實;我國在聯國的席位,亦朝不保夕,值此不可為之局面,政府之持重,自有考量;反之,左派學生之全面倒戈,亦僅是時間問題。然而,群眾運動本是情緒行為,既不能泯於未行,又不能導於已發,舉措失當,徒使留學生與政府反目,彼此誤解,虛耗力氣,既然席位終不可爭,何妨與留學生同聲氣?但若從大環境而言,這卻又在情理之中。政府在長期的保守環境下,固然善於理性為政,但卻不能掌握百姓的觀感與心態,在國內尚可依靠治安法律、新聞管制製造和諧,在國外就難以平復留學生情緒。倘不能從中習得教訓,海外聲望恐將一敗塗地。
「四.十」遊行雖是重大活動,但參與者到底佔海外學界多大比例,仍有疑問。雖有留學生熱中國是,但亦不乏潔身自愛者,而釣運由民族主義情懷,一轉而為政治上的「排我納匪」後,大部份非左派的留學生心灰意冷,大約都影響了此時同學參與活動的意願。四.十遊行結束後,除短暫因車禍療養外,父親繼續在密大辦理各種活動,諸如中國之夜、中華文物的展示、國片播放等,這些行動既在推動國民外交,亦在標榜中華正統。結束密大學業後,則一方面繼續聯繫各地學生,一方面持續參加愛國運動。一份他拜託同學幫忙的信函,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氛圍:

謹寄上「致美友人書」信稿一份,請以最快方式送交當地報館,最好約幾位同學一起去,欲求時效,不得已也,拜託:請於刊出後,寄下下報紙一份(刊出刊就行),擬彙集後送交尼克森及國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伙伴向來愛國不後人,舉手之勞,量必能共襄此舉,也不致令我有白開幾天夜車之感,謝謝。……黃石行,人太少了點,伙伴,伙伴,能來就來,長考頻頻,會走火入魔的。

「致美友人書」內容為何,今已不可考。想是希望動用輿論,聊盡人事。黃石行則是當年稍晚在黃石公園舉辦的大會。此信的對象是台灣同學,從中也不難推斷,同學對這些政治行動興趣缺缺。這或許也反映了一部分留學生的看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至五日在密西根安娜堡召開的國是大會,在今天被視作左右兩派決裂的分水嶺,從各種材料來看,政府實已掌握了相關動向,並且不願重蹈該年的覆轍,積極投入指導,提供對策。父親寄給芝加哥副領事的信件,提及需要「知己知彼」,可見此時愛國學生已有較多的資源,並且有聯繫、組織,以備九月的大戰。然而即便部分愛國學生參與其中,仍無法阻止國是大會最終左傾,甚至提出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等決議。隨著中共在十月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釣運的左右之爭看似大勢底定,左派的學生獲得了最終勝利。
當我打出「最終勝利」這四個字時,不免是感到有些趣味的。在我們成長的一九九○年代,自由中國地區正以高所得、高文明的形象,遙遙領先共產中國。另一方面,當年參與保釣運動的愛國學生,大部分學成歸國,成就卓著。也因此,直到自己進入大學,開始閱讀歷史,才「驚覺」釣運當年,竟是由左派學生取得優勢,而愛國學生其實頗有喪家之感。
這個誤解,顯然是因沒有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當下,當中共取得聯合國席次,全球皆認為中華民國即將消滅之際,左派的學生早已抱定中共的大腿,積極學習馬列毛主義,準備投身「新中國」;另一些對中共素無好感的學生,也只能徒發悲觀主義的論調,一邊「唱衰」中華民國,一邊打算定居海外。所謂的愛國學生,其所抱持的國家主義情懷,並非趾高氣昂的勝利者之姿,而是四面楚歌的孤臣孽子之態。父親在十月廿五日當晚的紀錄,是很好的寫照:

十月廿五日我國被「迫離」聯合國,當晚我走在加拿大首府渥太華冰霜滿地、淒冷的河邊,遙看加國電視以“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報導國內木然肅立唱國歌的小學生,並以憐憫的口吻「悼念」台灣即將就此消失,那時內心的隱痛、機動無以復加。我發誓此生絕不讓邪惡得逞,中華民國的歷史永不會留白。

在左派學生歡天喜地,與中共代表團共慶勝利的同時,愛國學生反而因激憤,找到了新的動力,經過十二月廿五日的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會議,匯集成反共愛國聯盟,其效率之高,意志之堅,氣勢之盛,恐非安娜堡國是會議可以匹敵,亦非釣運一開始的參與者所能預料。
平心而論,在「保衛中華民國」與「保衛釣魚台」兩個議題,前者自比後者易獲得留學生回響。留學生在國內已受多年的反共教育,雖然到海外改變態度者不少,但中共政權的負面形象,仍是多數學生熟悉的課題。「仇日」固然有之,「仇共」豈在少數。此外,留學生既來自台灣,亦不願家鄉同胞受中共摧殘,左派的態度越驕傲,越否定國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越會激起反感。從政府的著力而言,保土運動既有民族主義色彩,在中共獨霸民族主義大纛後,我國很難加以辨析,但若將議題鎖定反共,則可跳脫民族主義困境,運作起來自也較為有利。
然而這種客觀分析,不能完全說明愛盟的出現。留學生的憤慨仍是因深切體認到國家的危急存亡。左派學生在當年是否受到中共的實際操控,不得而知,但至少就當事人的角度而言,他們也自認是一片赤誠,然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難免令人覺得是落井下石,更何況,大部分學生還是受台灣政府栽培才能留學海外;相形之下,愛國學生雖然後來在國內成就非凡,但在七○年代當下,他們多半沒有顯赫出身,在美國本可安家立業,卻願意在國家危難之際,雪中送炭。與左派學生勝利者的姿態不同,愛國學生「退一步即無死所」的領悟,或許更是關鍵。許多早期置身事外的學生,因此契機,投身愛國運動,在今天保留的紀錄中,他們不乏受學業、事業所困,自顧不暇者,但人人奮不顧身,以國家為己任;出錢出力,唯恐後人。
中共在進入聯合國、與日建交後,即因外交考量,不再積極爭取釣魚台,多少打了左派學生一耳光;鐵幕傳出的文革訊息,也扭轉了海外對共產中國的認識,多位當年熱烈支持中共的海外學者,不少人如今也羞於回顧,僅能顧影自憐地回味年少輕狂。與之相比,本被國際認為即將滅亡的中華民國,卻在七○年代一片團結自強的氛圍中,屹立不搖,歷史的嘲弄在此,至少在這個案例中,歷史也還了公道。

父親在一九七二年春天,亦即愛盟成立的隔年返國,但仍持續關注愛國運動。除參與《人與社會》月刊刊務,也與盟員保持聯繫。一九七八年美中關係動搖,卡特總統似有與中共建交企圖。國內逢此山雨欲來之態,提供愛國運動發揮空間。一九七八年八月,回國留學生召開自立自強大會,《人與社會》月刊也於當月刊出《保釣運動》專號,期使再興當年的反共愛國氣象。愛盟成員再度聚首,成立回國盟員聯誼會。十二月十日,反共愛國大會在僑光堂舉行,卡特宣布斷交後,愛盟也隨即參加中視錄影,發布聲明,並主持中南部的愛國大會。當美國代表團抵台時,愛盟也負責居間協調,疏導抗議學生,以掌控場面、穩定人心。在後來的自強年元旦升旗、各種愛國教育場合,都有愛盟的身影。一如一九七一年,當國家動盪之際,愛盟再度投身護國運動。
這段期間的愛國運動有兩個重點,簡言之為外抗中共,內抗黨外。抗擊中共自不待言;黨外人士主張衝撞體制,也不能容許。愛盟的核心理念,既是保衛中華民國,在黨國一體的環境中,難免倒向國民黨。在此背景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呼籲體制內改革等右派、保守作為,也在情理之中。
對黨外的批判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七○年代釣運中仍聊備一格的台獨勢力,隨八○年代黨外運動的勃興,已挑戰愛國運動的本質。呼籲改革,容或歸屬言論自由的範疇;但主張獨立,不啻危及中華民國的存在,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比中共威脅更大。既然台獨與中共都危及中華民國的生存,指責黨外人士為「中共同路人」,也是當時的特點。在一黨獨大的時代,國家又因危難意識,上下一心,反共愛國既是主調,縱使有歧見,也難有發揮空間。愛盟的理念儼然成為社會主流,所向披靡。
但九○年代一系列的巨變,對愛盟卻彷彿不太友善。
蔣經國總統在一九八八年去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一開始,李政府似乎仍意圖沿襲早期的國家方向,並曾接見愛盟成員,但一連串的政治變革,似乎已經暗示,愛盟所熟悉的八○年代,將會一去不返。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例,從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與其說是終結兩岸的敵對狀態,毋寧說是宣告我國放棄與中共爭奪中國的正統。連帶後來的本土化教育、新台灣人認同,再到兩國論,我們似乎可以判定,廢除戡亂條例本與和平無關,「關係正常化」實在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鋪路。政府既無意續爭正統,在九○年代初成立政團的愛盟,竟反而成為媒體口中的「特殊立場團體」,甚至令主流政黨領袖避之唯恐不及。黨外團體則在解除黨禁後,組織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逐步挑戰國民黨政權,在攻城掠地之餘,也推廣理念,台獨登堂入室,成為可以大方討論的主張,這難免讓當年奮勇鏖戰的愛盟成員,有昨是今非之感。
外在大環境變動,挑戰著愛盟的信念;第三黨運動導致的分裂,也讓許多成員困擾。不滿於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以及國民黨的腐化,成立於一九九三年的新黨以新銳之姿挑戰國民黨的霸權,部分愛盟成員加入其中,引起分裂。這段不愉快的過往,早隨時間推移、時局改變而消失,政治是一時,友誼可永久,且從今天來看,愛盟成員就令有不同黨籍,其核心理念,仍可謂為同志。
無論如何,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從某個角度看來,或許是宣告「美好的時代已過去」,隨著民進黨在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大獲全勝,國民黨即使取得省長與首次總統直選的勝利,卻似乎已日暮西山。另一方面,兩岸的互動頻繁,交流日盛,面對這個敵我逐漸模糊的「和解時代」,既反共,又反獨的愛盟似乎也有點茫然。任孝琦女士在《有愛無悔》一書〈和解時代的迷惘〉一章的最後,引述了劉志同先生的一段話:「危機或許也是轉機,現在是愛盟人思考未來要走哪個方向的時候了。」
《有愛無悔》出版於一九九七年,是愛盟二十五年活動的一個總回顧,但當年所謂的「危機」,包括國民黨的本土化、新黨運動、總統直選、兩岸飛彈危機等等,和二○○○年相比,似乎都顯得小巫見大巫。
公元二○○○年,民進黨以未過半的選票,在三組候選人中領先,贏得選舉。此舉引發國民黨內討伐李登輝的聲浪,指控李扶植台獨勢力,分裂國民黨,使國民黨丟掉政權。李最終在壓力下辭去主席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就像各新興國家的「萬年執政黨」一樣,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國民黨雖非一無可取,但也難逃腐敗、顢頇的命運。在野黨在歷次選舉中站穩清廉、改革等正面評價,最終取得政權。事後來看,二○○○年的政黨輪替幾乎無可避免,因為執政黨的候選人得票最少,即使在另兩組候選人中發生「棄保」,執政黨仍難以延續政權。
但與各新興國家不同的是,除了政府效能以外,政黨尚有國家認同的重大差異。五十年的一黨獨大,多少有點國隨黨生的印象,而國民黨在九○年代的本土化,則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認同,隨著國民黨交出政權,中國認同也看似搖搖欲墜。
新政府著力剜除國民黨時代的符號,代之以新的意識形態。中國認同成為禁忌,民國歷史也成為「他者」,國家以一種陌生的方式,重新塑造認同,對於任何參與早年愛國運動的人士而言,大概都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轉變。這種集體的焦慮,在二○○四年的大選攀至高峰。緊繃的選情被一顆子彈攪動,執政黨哀慟不已,在野黨卻認為是自導自演,最終政府連任,在野黨則佔據總統府前的廣場,展開長期的違法抗議。
遊行抗議,本來是釣運的常態;但違法抗爭,對於早年呼籲穩健理性的愛國人士而言,大概是全新體驗,而呼籲以大局為重的政府高層,在當年卻提倡衝撞體制。我猶記得在某次愛盟聚會結束後,成員信步到廣場的經驗,那也是首次,七年級的我們接觸到抗爭的實況;而電視上出現的,愛盟長輩在宣傳車上發表言論的畫面,也令人深為動容。政黨輪替造成的主客易位,也連帶翻轉了習以為常的政治文化。二○○六年的紅衫軍運動,更出現在野黨擾亂國慶等舉止,過去看似荒唐的行動,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卻找到了合理性。
世局的變動,很容易讓人迷惘。當年左派的學生回顧歷史,不免悵然,而愛國學生或許亦作如是觀。反共的「共」變了,愛國的「國」也變了。早年捍衛中華民國的鬥士被打為「共黨同路人」,而反政府成員搖身一變成為建國烈士。愛台灣本與愛中國不牴觸,如今後者成了禁忌;而當年的大敵中共,卻陰錯陽差,「看似」成了中華民國的好友。
但觀念會變,論述會變,「實踐」卻不會。
在一次愛盟的聚會中,趙林先生曾指出,愛盟的政治主張,未必實現,「釣魚台到今天還在日本人手裡」,但愛盟人對國家建設付出的心血,卻有目共睹,這是確論。呼喊「愛國」並不困難,假愛國之名行惡,更大有人在;真正的愛國除了言說,還有實踐。部份左派人士在數十年後,雖然也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錯誤,但在抱怨自己多年被列入黑名單之餘,對於愛盟成員在國內的發展,未嘗沒有一絲怨懟;而黨外人士則指愛盟為國民黨打手,反民主的幫兇。
平心而論,國民黨政府對反政府人士的策略,自有失當之處,但當年左派學生選擇親共,卻非國府強迫所致;反之,愛國學生在危急存亡之秋,願意返國協助建設,又豈能逆料後來的發展?至於指責愛盟專為國民黨打手,既高估了愛盟與國民黨主流的關係,也罔顧了一項基本事實:愛盟成員投入國家建設數十年,與黨外人士相比,其貢獻孰重孰輕?在國家發展的路程上,民主建設自有其比重,但除了反政府,恐怕尚有許多重要工作,需人努力,而愛盟在此過程中,大約亦問心無愧,因為他們始終站穩守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即使在和解時代,與民進黨、共產黨不再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但原則既把持住,愛國的根本理念也未動搖。
但這些關於變動與理念的看法,我已礙難從父親口中得知。二○○○年新政府宣示就職八天後,他溘然長逝。即使在人生的最後十多年,也因職務關係,很少參與政治活動,對此,愛盟也深為體諒。他未及給予我們任何思想上的引領,但今天保留下來的這些文件,以及愛盟各位長輩的經驗傳遞,卻成了我們這一代,思索國家未來方向時,極好的參考座標。
愛盟成立至今,已四十年,長輩們當年面臨的世局,與八○年代出生、成長於九○年代的我們相比,有異有同。相同之處,是中華民國地位岌岌可危;相異之處,除了兩次的政黨輪替,還有兩岸關係的大幅進展,除此之外,最令愛盟陌生的,或許是中國認同的退潮。在歷次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遠不能與自認「台灣人」者相比,甚至「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也在極度萎縮。
雖然有些人會將中國認同的退潮,歸因於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二十年的本土化運動,但平心而論,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徹底接納資本主義,走上新加坡式開明極權的路線,已有大國崛起之勢。其以中國正統自居,比四十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政府欲與其爭正統,可著力處卻不如四十年前更多。復因中共於國際上處處打壓我國地位,民眾固然因情緒憤慨,不願被劃歸「中國」;政府領袖亦須於中共限制之中,圖一解套辦法。李登輝時代的兩國論是其一,陳水扁時代的獨立是其一,馬英九政府的一中各表也是其一。中共獨占「中國性」越強,中華民國的「台灣性」也會越強,這在客觀上壯大了台獨思想。
主觀情感上,兩岸分隔六十年,在本省人而言,本與大陸感情不深;即便外省第二、三代,對大陸亦缺乏情感認同,七○年代的愛國人士,大有可能出生於大陸,但其子嗣未必保存對「故土」的信念。弔詭的是,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反而可能因接觸而深覺雙方差異過深。「因陌生而認同,因認識而分開」,兩岸關係,未嘗不如此。另一方面,國民黨早年治台的政策、與黨外運動的衝突,也是當前仇中意識的重要原因。七○年代,猶可以「台獨沒有道理」一以蔽之;二○一一年的當下,要說服民眾,恐怕沒有如此簡單。
一九九○到二○○八二十年間,政府意圖建立新的國家認同,卻反而製造了更強烈的分化與隔閡,直到如今,國家認同還是社會的唯一議題,所有其他關於經濟、環保、教育的重大政策,在認同問題前,都顯得不甚重要,乏人問津。候選人沒有政策辯論,只有國族對抗,而民眾也懶得深入思考政策,關心政治僅僅意味關心認同,而關心認同,又往往爭執於是否插國旗,是否使用「Chinese Taipei」而非「China」,以致於重回國際社會、取得免簽,反被稱為「出賣」;因經濟政策失當造成競爭力銳減,卻無人究責。對照當年某些人批評國民黨政府不應退出聯合國,實在令人驚嘆。
認同是否重要,見仁見智,基於各種情仇,我們大概礙難尋求一致的認同,但這實無妨我們持續貢獻心力於台灣社會。台灣人、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這些身分的認同若無高下,那麼何須主張只有某種認同才可以參與國家建設?至於基於認同引致的,對國家未來的不同看法,或統或獨,則仰賴理性的辯論與協商,又豈能說凡主張某一認同,便只能接受某種主張?中華民國是當前的最大公約數,此雖是老生常談,但也是政治現實。既然我們不能肯定,台獨必然會帶來完整的國際法人格;而一九四九年前後聯繫的感情、記憶與歷史,又不可能完全切割,實不需揚棄中華民國,另換國號。另一方面,中共既不願放棄統一台灣,我國又不可能如某些人士主張,不涉世事、只顧自己,則維持中國國號,亦可在兩岸互動中,爭取有利籌碼,這顯然都比貿然獨立,更有利於國計民生。當年輕人徘徊於中國與台灣的零和認同時,愛盟四十年的歷史,正好驗證中華民國路線可長可久之道。
兩岸的發展是統是獨,或者是否有統獨之外第三條路的可能,尚未可知,並且仍繫於中共的態度,非台灣一廂情願可以解決。但隨著經濟起飛、民智開化,中國大陸也正經歷急速變動。共產黨的統治表面上與時俱進,但民眾對一黨獨大體制的懷疑、不滿,也與日俱增。就在這篇文章完稿之際,溫州發生了重大的動車追撞意外,官方的顢頇無情,與網路世界的憤怒形成強烈對比。兩岸「八零後」的交流,也在逐步拓展,武力上「反攻大陸」固然難以實現,但思想與生活的潛移默化,卻正在發生。某年在台招待大陸學生,在經歷一週的遊訪後,這名有意報考大陸公職的青年說:「這裡太好了,還是就這樣吧,別被大陸拿走了。」這簡單的一句話,或許也為兩岸的未來,寫下無限可能。
歷史的當下,總令人深感震撼;但遺忘的速度,也往往讓人吃驚。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也是愛盟成立的四十周年紀念,長輩們既有重出文集、留下紀錄的打算,身為一個八十年以後出生的晚輩,未曾親見當年的風雨,本來沒有資格撰寫任何文字的。但既曾言及願意貢獻心力,也難違陳義揚校長的抬舉,遂提筆(實則是「按鍵」)寫下這數千字心得。這篇文章,因為個人材料的限制,是以父親為中心。父親當年曾在〈沒有英雄的歲月〉中,提及愛國運動沒有英雄,而是全體的投入奉獻;但反過來說,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其實人人都是英雄,我亦以得識英雄,與有榮焉。
謹以此文向愛盟的長輩致敬,敬他們的無私奉獻;也敬他們那些年,肩挑家國命脈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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