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記憶

前後大概採訪了七十多人，他們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他們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祀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

他們有的用漢語講述，有的用藏語講述。同意錄音的，我在事後根據錄音一一整理；不願意錄音的，我只能通過回憶儘量記錄。聽不懂的，我請母親幫助翻譯，逐字逐句地聽，不放過哪怕一聲歎息。

在採訪中，我曾經寫下這樣的感受：

假如……不，我當然不可能目擊當時。除非時光倒流，而我須得保持如今的狀態和心態，我並不願意成為其中一員。在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有過那個當年的他們漸漸面目模糊。雖然很多時候，他們的語調和神情亦如往常，但總會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記憶之門突然開啟，通向一個埋葬在記憶深處的世界，而在那劇變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單地佇立著他或她的青春時節的身影：驚詫，興奮，昏了頭，甚至迷狂間形影混亂。這身影如此突兀的顯現使他們無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穩重，終於難以控制而突然語不成句，突然淚光閃爍，但都是瞬間即逝。

他們有的是足夠的歎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將殘留的恐懼蔓延到今天的時局，用一句「不敢說」就為那一段歷史挽上一個不易解開的結。但說實話，我很少從他們中的哪個人身上，看到誰擁有比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過對那一段歷史的回顧和總結，我們所要尋找的僅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尋找一個人的良心，進而擴大到尋找一個民族的良心？然而，這個「良心」何以鑑別？它是否僅僅是一種對於「是非善惡的評判」？有時候，似乎只能從一個小人物的行為上看到這一點。比如，洛旺叔叔這個「當權派」（文革中對官員的通稱）在挨批鬥時，一個不知名的炊事迢悄悄地給他送上一缸子盛滿糌粑和酥油的熱乎乎的茶。

不過，尋找良心就是我們探究那一段歷史的目的嗎？何況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來進行這種審判性的工作？假如……我們生逢其時，毫無疑問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員，肯定誰也逃脫不過、洗刷不掉，肯定誰都是那被當然選擇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選擇的。或者說，我們在工作中應該記住的，只是這樣一句話：「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法國歷史學家勒費爾）。換言之，假如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即努力地「解釋事故」，那已經是極其難得。而這顯然困難重重，所需依憑的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記錄，記錄；越來越多的記錄，方方面面的記錄；那一個個「事故」才會從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以無數個「偏」，漸漸地概括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全」來？

對於認識和解釋西藏的文革，困難的並不是說清從外部施加給藏民族的重重災難，而是如何看待藏民族內部做出的反應。其中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藏人成為毛澤東的追隨者，並在文革期間鬥喇嘛、砸寺廟、燒經書？毫無疑問，在恐懼和毀滅的魔咒下，許多人只能在兩難中選擇保全自己；雖然也有不少藏人以生命捍衛藏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祖祖輩輩恪守佛教信仰的民眾之間，出現如此嚴重的分化甚至決裂，卻不是用一句「那時人都瘋了」就可以解脫的，也不是從此不再提起就可以忘懷的。

在採訪中，聽說中共西藏自治區的最高當權者郭金龍（現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曾在一次會議上發脾氣：國外總說我們破壞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廟，可是，難道是我們嗎？是解放軍去砸的嗎？是漢族去砸的嗎？

說出這種話真夠無恥！但更令人堪憂的是，當事實僅僅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當人們至今依然習慣不得不沈默的生活，事實本身必將面目全非。

漢人作家王力雄在他一九九八年寫的文章《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中，對西藏文革提出了一個解釋框架。他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二二年在英國雜誌《新左派觀察》（New Left Review）上發表。居住英國的藏人學者次仁夏加隨之發表了反駁王力雄的文章〈血染的雪域〉（Blood in the Snows）。他們二人的不同觀點，在我的採訪中都可以得到印證。我把他們的文章收入附錄，請讀者自己判斷。

感謝友人林猛為我把次仁夏加先生的文章從英文翻譯成中文；感謝我的母親次仁玉珍在我採訪的數年中不厭其煩地幫我翻譯；感謝宋永毅先生提供的西藏文革文獻資料；感謝臺灣大塊文化出版公司的郝明義先生讓這本書得以問世。

誠如我一再表達的，最應該感謝的是六年來接受我採訪的那些長輩。在這本書裏僅收入了對其中二十三位的採訪，遠不足以再現西藏的文革面貌，無非是一些人在人生中最為值得紀念的故事。但這些故事有太多的歎息和淚水，都是每個人心中的重負，當我傾聽，當我記錄，當我公布，最大的希望就是讓更多的人記住，而不是忘卻。發生在西藏的文革，其實存在於千家萬戶的故事裏，存在於民間每個角落的記憶中。

「一看見五星紅旗心裏就害怕」

久吉（化名），女，藏人，六十多歲，拉薩人，木如居委會的居民。

訪談時間：
第一次，二００三年三月七日下午
第二次，二００三年三月八日晚上

有一天居委會通知我們，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要穿上盛裝去開會，要帶上鋤頭、十字鎬和背兜，家裏一個人也不准留下，也不准請假，誰要是不去的話，就取消戶口和糧卡。於是早早地都去了，也不知道要去做什麼。居委會挨家挨戶地點人數，看人來齊沒有，然後開會，宣布要「破四舊」（文革期間對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簡稱）。然後讓所有人排隊出發。那麼到哪裏去呢？原來是把一部分人帶到「赤巴拉康」，一部分人帶到「居麥」，一部分人帶到「希珠拉康」。「赤巴拉康」在小昭寺的隔壁，是一個佛殿。「希珠拉康」是吉崩崗附近的一個小佛殿。「居麥」是下密宗學院，又叫木如寺。它們都是屬於木如居委會的。居委會的紅衛兵和積極分子衝在最前面，把兩個佛殿和「居麥」都給砸了，我們這些人就把砸碎了的佛像裝在背兜裏，去倒在路上和街道上，把經書也一張張地撒在馬路上，讓過路人踩。居委會就是這樣安排的。我也是其中揹著背兜倒佛像的人。不去是不行的，不但會挨罵，而且還會受到更嚴重的處罰，那就是取消戶口和糧卡。所以全部人都去了，沒有一個人膽敢不去。很多人都是出於恐懼不得不去這樣做的。除了那些積極分子以外沒有一個人願意這麼做。

二居（第二居民委迢，是吉崩崗居委會的簡稱）的任務是砸小昭寺。小昭寺裏供奉的「覺仁波切」是當年尼泊爾公主帶來的，是金屬做的，不像其他佛像是泥塑的，砸爛以後可以倒在路上，所以就被鋸成了兩半，扔在拉薩的一個倉庫裏。文革結束後竟然在北京發現了上半身，班欽仁波切（十世班禪喇嘛）派人送回拉薩，跟下半身重新拼湊在一起，又供奉在小昭寺裏面了。

心裏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時候，每次踩著經書和佛像走路的時候，心裏面的那個害怕啊，實在是說不出來。但是沒有辦法呀。天哪，那時候還把夾經書的木板拿去蓋廁所。那木板上面還刻的有經文。「貢覺松」（藏語：向三寶發誓）！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啊。這樣的廁所在木如寺那裏蓋了一個，在小昭寺那裏蓋了一個，在木如居委會那裏也蓋了一個。人們都害怕去那裏解手，可是不去的話，居委會的幹部要罵。

當時這些都是居委會安排的。而居委會這麼做也是城關區安排的。城關區的上面又有拉薩市。

像自己家裏供奉的佛像，如果是泥塑的就砸爛了然後扔了，如果是金屬造的就交給收購站了。當時商業局專門有一個收購站，設在百貨公司，是收那些金屬佛像的。我的一個朋友，她的家裏有一尊很大的金屬造的觀世音佛像，她就像揹小孩一樣揹著佛像去收購站了。我也帶了幾個佛像裝在麻袋裏一起去了。可是收購站那裏排著長隊，有很多人在賣佛像，我們只好回去了，第二天起了一個大早又去收購站了，這才算把佛像處理了。不然家裏是不准留下佛像的。

有些人沒有把家裏的佛像送去收購站賣，而是晚上悄悄地丟到拉薩河裏。有些「卡幾」（藏語：穆斯林）就下河去打撈佛像，水都淹到胸口那裏，他們也要撈。他們撈了佛像幹什麼呢？他們悄悄地送到尼泊爾去賣，這樣他們很快就暴富了。好些「卡擦拉」（藏語：專指與尼泊爾籍人士結婚後生下的子女）就是這樣富起來的。

久吉 (二)

唐卡（藏語：卷軸佛畫）也得燒。所以燒了很多很多的唐卡。

家裏那些放酥油茶碗的托架（一般都是金銀做的）也是「四舊」，晚上用石頭把這些托架砸扁，第二天送到銀行去。銀行是收購金銀的。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嘎烏」（西藏人用來安放佛像或其他宗教神聖物的小型佛龕），是純金做的，我把上面鑲的綠松石、紅珊瑚和其他寶石取下來，把純金的「嘎烏」賣給銀行，才給了我十六元錢。又把取下來的珠寶和一些首飾交到另外一個收購珠寶的地方，我的這些東西有滿滿的一大捧，結果只換回了兩塊肥皂和幾塊冰糖。這些東西都得趕緊去交，不然會被抄家的，如果抄家的時候發現私藏了這些東西那就完了。心裏面都不願意這麼做，誰願意這麼做啊？可是不敢不這麼做啊。一到晚上，居委會的積極分子、紅衛兵、民兵之類的就要抄家、檢查，他們經常來的。

居委會壞得很。居委會的那些幹部都是藏族，可是真夠壞的。當時我們每個人每個月只有二十六斤糧食，其中十斤灰麵，十六斤糌粑。如果不聽從居委會的安排，把糧卡取消了，沒有糌粑吃了，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懲罰更厲害？當時像現在這樣隨便到處都能買到糧食是不可能的。

居委會的權力大得很。不去開會也要挨罵。只有那些貧苦的、特別積極的人才能當上居委會的幹部。所以我們每天都是膽戰心驚地生活著。就是現在也害怕。我只有到了尼泊爾，心裏反倒一點也不害怕，晚上睡得也很踏實。可是只要回到樟木，一看見五星紅旗心裏就害怕，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看見當兵的也害怕。可能是過去留下的陰影吧，到了現在也害怕。

那時候悄悄信佛的人也還是有的。可是即使是不出聲唸佛吧，如果被看見嘴巴在動，也會被鬥的。有的人在水瓶裏面點酥油燈，把水瓶的瓶膽取出來，水瓶的空殼裏面放上酥油燈，這樣來供佛。有的人在空的水缸裏面點酥油燈。有的人在櫃子裏面點酥油燈。

不久把我們送到農村勞動。農村裏也分了兩派。也有「坎諾」（藏語：「造總」，即「拉薩革命造反總部」）和「良則」（藏語：「大聯指」，即「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但我們哪派都不能參加，那時候我被劃成了「策任巴」（藏語「成分」的意思，專指成分不好的人），屬於改造對象，兩派都可以叫我們去幹這個幹那個。

我們奉命去大昭寺（位於拉薩中心，被公認是西藏最重要的寺廟）送豬飼料時，看見大昭寺裏面豬多得很，當兵的還在裏面殺豬。整個寺院除了「覺仁波切」（藏語，指大昭寺的主供佛像，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一個佛像也沒了，全都被砸光了。「覺」身上所有的裝飾都被拿走了，除了厚厚的灰塵，什麼也沒有。「覺」的膝蓋上有一個洞，本來不大，但因為經常有人拿著勺子又挖又掏的，所以那洞好像變得有點大了。從那洞裏掏出來的是一種像黑炭一樣的渣滓，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很珍貴的藏藥，叫「佐臺」。當時我和大貴族拉魯‧次旺多吉（貴族，曾當過西藏噶政府的噶倫和藏軍總司令，現為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在一塊兒勞動，他叮囑我，去大昭寺送飼料時，記住要帶勺子。我問他，帶勺子幹什麼？他說可以從「覺」腿上的那個洞裏掏出「琴典」（藏語：法藥），加持力很大。拉魯屬於勞動改造對象，也去大昭寺送過豬飼料，他說他每次去都要帶上勺子，掏些「琴典」來吃。

久吉 (三)

文革時候最難受的是人死的時候，不能像過去那樣辦後事。就是自己媽媽去世了，也得自己揹著送到天葬臺。那時候連天葬師也沒有，得自己想辦法處理屍體。不過後來有色拉寺的一個喇嘛悄悄來幫忙，這樣稍微好一點。我經常幫別人這樣去過。文革時候最壞的事情莫過於此了。而且人死了，不能放在家裏，馬上就得送走。醫生阿旺啦的爸啦剛斷氣就送到天葬臺了，結果屍體被劃開時居然還是熱的，這說明人還可能沒有死，只是昏死過去了。洛嘎市長的父親是一個「阿達」，被鬥的時候，有個人使勁地戳他的鼻子，他倒在地上昏過去了，可是卻被人說成是死了，立即送到天葬臺去了，結果劃開時也是熱乎乎的，說明人沒有死。可是這些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時候給誰去說呢？沒有說理的地方啊。

那時候經常槍斃人。只要說去印度就要被槍斃。槍斃了人還要問家裏人要子彈費。大貴族桑頗（桑頗‧才旺仁增，擔任過噶政府的一系列官職，因與中共合作，在一九五年代被授與西藏軍區副司令的虛職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的小兒子被槍斃了，就因為他想「叛逃」。當時跟他一起逃跑的還有朗東蘇巴的女兒和她的弟弟，還有一個喇嘛。這個喇嘛打了卦，說是可以跑脫。朗東女兒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曾經在一起勞動過，她在走的前一天還叫我去「高級灑康」吃飯，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印度，我說不去，我要留在拉薩。七天以後想不到他們被抓了，在「波林卡」（拉薩人民體育場）開了大會，三個人被槍斃了，女孩判了二十年的徒刑，八五年時到了印度達吉嶺，後來去了美國，現在已經去世了。那三個人都很年輕。桑頗的小兒子好像還不到二十歲，是一個瘸子，他逃跑的時候可能桑頗本人並不知道。實際上他在被槍斃之前已經死了，有人說他是自殺的，但就這樣還是被槍斃了。那桑頗，他可是一位「愛國人士」哦，還當過西藏軍區的副司令員，結果連自己的兒子也保不住。

文革結束後，有很多當年的積極分子又變得很信佛。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害怕吧。到底害怕什麼呢？也許是怕死吧，可是很多人都已經死了，這是因為因果報應啊。印度不是有個達吉林嗎？那裏過去也發生過砸寺院、毀佛像的事情，就像我們這邊的文化大革命一樣。那些人現在都投胎變成了很怪的人，有的人三條腿，有的人有兩個腦袋，都是奇形怪狀的人，當然有人會看出來的，像那些有修行成就的人，他們就看得出來，說這就是因果報應。聽說有一個在砸大昭寺時去砸「土幾欽波」（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人，後來就在武鬥時被一槍打死在「土幾欽波」的門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那個「六‧七大昭寺事件」中，那個人是「造總」的，他被解放軍的槍打死在「土幾欽波」門口 。這是真的。

達蘭薩拉當年修建大昭寺，在塑「土幾欽波」佛像時，每次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總是這裏那裏有毛病似的，沒法順利地塑造成功。於是，就說可能是沒到時機吧，先放下再說。當西藏這邊發生文化大革命時，大昭寺的「土幾欽波」被砸了，當時正好印度那邊又重新塑佛像，沒想到這一次很順利，很快就塑好了。後來，當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西藏這邊的人去印度時，說起這件事，居然時間是一致的，這表明西藏這邊佛像的靈魂去了那邊。 毛主席最大的錯誤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毛主席也幫助了很多人。達賴喇嘛也說了，沒有這樣的人，世界也不行。有些人很富裕，有些人很貧窮，連吃的也沒有，以前的西藏就是這樣。所以現在尼泊爾有不少支持毛主席的人。毛主席的革命改變了一切。但他的錯誤也很大，甚至比錯誤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