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復原一段被遮蔽的記憶，我用了幾年的時間，帶著我父親留下的數百張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但有時也猶豫，不敢把照片從包裏拿出來，畢竟文革在今天的西藏，仍然是官方和許多當事人的忌諱。
前後大概採訪了七十多人，他們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他們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祀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
他們有的用漢語講述，有的用藏語講述。同意錄音的，我在事後根據錄音一一整理；不願意錄音的，我只能通過回憶儘量記錄。聽不懂的，我請母親幫助翻譯，逐字逐句地聽，不放過哪怕一聲歎息。
在採訪中，我曾經寫下這樣的感受：
假如……不，我當然不可能目擊當時。除非時光倒流，而我須得保持如今的狀態和心態，我並不願意成為其中一員。在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有過那個當年的他們漸漸面目模糊。雖然很多時候，他們的語調和神情亦如往常，但總會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記憶之門突然開啟，通向一個埋葬在記憶深處的世界，而在那劇變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單地佇立著他或她的青春時節的身影：驚詫，興奮，昏了頭，甚至迷狂間形影混亂。這身影如此突兀的顯現使他們無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穩重，終於難以控制而突然語不成句，突然淚光閃爍，但都是瞬間即逝。
他們有的是足夠的歎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將殘留的恐懼蔓延到今天的時局，用一句「不敢說」就為那一段歷史挽上一個不易解開的結。但說實話，我很少從他們中的哪個人身上，看到誰擁有比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過對那一段歷史的回顧和總結，我們所要尋找的僅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尋找一個人的良心，進而擴大到尋找一個民族的良心？然而，這個「良心」何以鑑別？它是否僅僅是一種對於「是非善惡的評判」？有時候，似乎只能從一個小人物的行為上看到這一點。比如，洛旺叔叔這個「當權派」（文革中對官員的通稱）在挨批鬥時，一個不知名的炊事迢悄悄地給他送上一缸子盛滿糌粑和酥油的熱乎乎的茶。
不過，尋找良心就是我們探究那一段歷史的目的嗎？何況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來進行這種審判性的工作？假如……我們生逢其時，毫無疑問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員，肯定誰也逃脫不過、洗刷不掉，肯定誰都是那被當然選擇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選擇的。或者說，我們在工作中應該記住的，只是這樣一句話：「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法國歷史學家勒費爾）。換言之，假如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即努力地「解釋事故」，那已經是極其難得。而這顯然困難重重，所需依憑的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記錄，記錄；越來越多的記錄，方方面面的記錄；那一個個「事故」才會從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以無數個「偏」，漸漸地概括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全」來？
對於認識和解釋西藏的文革，困難的並不是說清從外部施加給藏民族的重重災難，而是如何看待藏民族內部做出的反應。其中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藏人成為毛澤東的追隨者，並在文革期間鬥喇嘛、砸寺廟、燒經書？毫無疑問，在恐懼和毀滅的魔咒下，許多人只能在兩難中選擇保全自己；雖然也有不少藏人以生命捍衛藏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祖祖輩輩恪守佛教信仰的民眾之間，出現如此嚴重的分化甚至決裂，卻不是用一句「那時人都瘋了」就可以解脫的，也不是從此不再提起就可以忘懷的。
在採訪中，聽說中共西藏自治區的最高當權者郭金龍（現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曾在一次會議上發脾氣：國外總說我們破壞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廟，可是，難道是我們嗎？是解放軍去砸的嗎？是漢族去砸的嗎？
說出這種話真夠無恥！但更令人堪憂的是，當事實僅僅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當人們至今依然習慣不得不沈默的生活，事實本身必將面目全非。
漢人作家王力雄在他一九九八年寫的文章《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中，對西藏文革提出了一個解釋框架。他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二二年在英國雜誌《新左派觀察》（New Left Review）上發表。居住英國的藏人學者次仁夏加隨之發表了反駁王力雄的文章〈血染的雪域〉（Blood in the Snows）。他們二人的不同觀點，在我的採訪中都可以得到印證。我把他們的文章收入附錄，請讀者自己判斷。
感謝友人林猛為我把次仁夏加先生的文章從英文翻譯成中文；感謝我的母親次仁玉珍在我採訪的數年中不厭其煩地幫我翻譯；感謝宋永毅先生提供的西藏文革文獻資料；感謝臺灣大塊文化出版公司的郝明義先生讓這本書得以問世。
誠如我一再表達的，最應該感謝的是六年來接受我採訪的那些長輩。在這本書裏僅收入了對其中二十三位的採訪，遠不足以再現西藏的文革面貌，無非是一些人在人生中最為值得紀念的故事。但這些故事有太多的歎息和淚水，都是每個人心中的重負，當我傾聽，當我記錄，當我公布，最大的希望就是讓更多的人記住，而不是忘卻。發生在西藏的文革，其實存在於千家萬戶的故事裏，存在於民間每個角落的記憶中。
需要說明的是，這二十三人絕大多數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對其中九人使用了化名（六位男子以藏語的星期日期替代，三位女子以藏語的二位數字替代）。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