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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未亮

天未亮

追憶一九四六年四六事件

作者  /  藍博洲

出版社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00/03/31

商品語言 / 中文/繁體

裝訂 / 平裝

定價 / NT$380

售價 / 9折, NT$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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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未亮 其它優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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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般認為,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是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正因為如此,在長期的反共戒嚴 體制下,此一影響台灣學界與文藝思潮極其深遠的歷史事件,就像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一般, 成為台灣社會不敢碰觸的的隱疾。在這樣那樣的政治禁忌之下,這個歷史事件也就成為人們聽之彷若天方夜 譚般地歷史神話。儘管人證、史料俱在,可對年輕一代的台灣學子來說,它卻是一段不曾聽過,也無從打聽 的校園神話。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日晚上臺大與師範學院兩學生的「單車雙載事件」,引起警方與學生衝突風波,四月六 日天未亮時分的大逮捕事件即由此展開……。 1949年 03.20 台大、師院學生數百人,因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不當,前往第四分局交涉,搶救被拘禁的兩位 學生。 03.21 台大、師院學生數百人,因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不當,遊行抗議警察暴行,列隊前往市警局請 願。 03.29 台大、師院兩校學生自治會,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並宣布等視全省性 的學生聯合會。 04.05 師院校方突然接到上級通知,清明節放假一天(以往不放假)。警備總部電令台大、師院兩校,拘 訊「不法」學生十餘人。 04.06 警備總司令部拘捕師院學生,約二百人被捕及自動隨車受捕,是為「四六事件」。省府電令師範學 院即日停課,聽候整頓。 1950年 05.10 前台灣省保案司令部以「涉嫌叛亂」之由,陸續逮捕台大及師院學生四十幾名,其餘學生聞訊紛 紛展開長達幾年的逃亡生涯。 01.29 師院學生陳水木等十八人被槍決,其餘被補學生分別判處十五年以下不等刑期。 本書整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始末,並採訪當時目擊事件發展或身陷其中的見證人,拭清一段在過去隱 約呈現的台灣歷史,悼記一群歷史必然下的受害者,烙印一頁對歷史負責、對真理和正義負責的轟烈青春。 ◎作者簡介: 台灣社會運動歷史的報導紀錄者 藍博洲,一九六○年生於台灣苗栗,一九八四年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一九八七年三月,進入《人間》雜誌, 開始關於「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報導寫作。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八年一 月,擔任T.V.B.S「台灣思想起──關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電視紀錄片」節目製作人,拍攝帶526支, 播出四十集。現居苗栗鄉間,繼續為完成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書籍著作:《沉 屍、流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日據時期台灣的學生運動,1913-1945年》(時報)、《白色恐怖》(揚智)、 《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時報)、《人間正道是滄桑》(苗栗文化中心)、《共產青年李登輝》(紅岩)。 ◎作者後記: 《天未亮》後記 一般認為,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是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正因為如此,在 長期的反共戒嚴體制下,此一影響台灣學界與文藝思潮極其深遠的歷史事件,就像二二八及 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一般,成為台灣社會不敢碰觸的的隱疾。在這樣那樣的政治禁忌之 下,這個歷史事件也就成為人們聽之彷若天方夜譚般地歷史神話。儘管人證、史料俱在,可 對年輕一代的台灣學子來說,它卻是一段不曾聽過,也無從打聽的校園神話。 回想起來,我開始知道台灣曾經有過那麼一場驚天動地的校園學生運動,應該是在八○ 年代初葉的事了。而我基於「做為台灣人當知台灣史」的認知,開始尋訪這段被湮滅的台 灣人與台灣史,應該是在探觸到台灣近現代史禁區──五○年代白色恐怖──的一九八七 年吧! 然而,真正比較具體深入地認識到「四六事件」的內容,卻已經是一九九○年四月的事 了。那時候,為了尋訪二二八的歷史證言,我第一次到北京採訪流亡大陸的歷史見證人吳 克泰、陳炳基等人;同時,也通過當年台大學生自治會聯合會主席方生(本名陳實)所提 供的一篇文章,第一次系統地讀到關於「四六事件」的報導;這篇文章題為〈一九四九台 北四‧六學生運動〉,作者署名「一貫」,原載一九七五年四月的美國《台聲》雜誌第五期。 後來,我又在台北、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京都……等地陸續採訪了盧兆麟、 張以淮、孫達人、朱商彝、曾文華……等「四六事件」受難者;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九月廿 四日,在上海採訪了原師院英語系學生朱乃長後,關於師院(今師大)部分的「四六」證 言採集工作,才告一段落。 收錄在《天未亮》一書的歷史證言,就是這十年來四處尋訪所得關於師院部分「四六事 件」實況;至於台大的部分,我將在下一本題為《麥浪歌詠隊》的書中呈現。 最後,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書中諸位接受採訪的前輩;提供我密集採訪條件的T.V.B.S. 的葛福鴻小姐;以及幫忙整理錄音初稿的劉小書、甘惠如、宋文揚與林靈等小姐先生。 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對人們認識被湮滅的台灣史有一點貢獻! 藍博洲二○○○年二月廿九日,苗栗五湖。 天未亮 --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份) 目次: 卷一 天未亮──記錄四六事件 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 卷二 無悔的青春──四六事件真言錄 歷史必然下的受害者--洪敏麟的證言 他們在課堂上把我帶走--盧兆麟訪談錄 一生列管四十年--李松盛的證言 但願犧牲的英靈安息--陳丁旺的證言 我怎麼會是共匪呢--謝培元的證言 我是尾巴的尾巴--黃正道訪談錄 惡夢一場十年醒--涂炳榔的證言 一刑下去沒有也變有--蔡德本訪談錄 附錄一 關於《天未亮》改編/蔡德本 附錄二 《天未亮》演出座談會/歌雷等 流亡的銀鈴--朱實 附錄三 本省作者的努力與希望 --新文學運動在台灣的意義/朱實 我的人生旅程從此改變了--朱乃長的證言 無怨無悔的青春--曾文華及其妻子訪談錄 四六事件大事年表 後記 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日,晚上九點十五分左右,臺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 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派出所的謝延長警員看 見;謝姓警員認為這兩名學生違反交通規則,於是上前取締;因而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被 警員打了好幾下,並於十點左右,押送臺北市第四警察分局拘押,事態即由此展開。 搶救被拘禁的同學 大約十一點十分,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的師院學生,集合了兩三百人,趕抵肇事警察所屬的 臺北市第四警察分局交涉;他們沿途唱歌,經過新生南路臺大男生宿舍(當時的大同中學, 曾一度改為市女中、金華女中,現在是金華國中)時,聽到歌聲的臺大學生,於是也集合 參加,出動了四五百名。 到了第四分局,兩校學生便要求警方釋放何、李兩名學生,並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劉監烈出 來向學生道歉。也許是迫於學生的群眾壓力,第四分局局長林修瑜立刻將何、李兩名學生 釋放,並將肇警員拘押,一面搖電話向總局請示。學生們於是耐心的等候總局長出面。過 了一個多鐘頭左右,學生情緒漸漸不耐起來;這時候,台大訓導長鄭通和也乘著傅斯年校 長的小汽車趕到現場,疏勸學生;可是學生還是堅決要見總局長。第四分局長又搖了幾次 電話,但都沒有結果。不久,警察局的督察長龔經笥趕到現場,代表總局長前來調解,但 是學生仍然監持要由總局長親自解決。 到了廿一日凌晨三點左右,大家覺得再等下去並沒有結果,於是共同決定先回宿舍。之後, 學生們就偕同龔經笥和林修瑜回到新生南路台大宿舍的廣場,談事情的始末經過。過了好 一會,天已將亮,有些學生支持不下,便提議解散。 遊行抗議警察暴行 三月廿一日,上午八點左右,住在公園路宿舍的台大學生首先整隊出發,由女生領先,走 到羅斯福路校本部;師院學生也整隊出發。兩校學生經過一度會商,選出台大學生王惠敏 (民)等十二名和師院學生趙制陽等六名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向劉監烈局長請願。 學生隊伍約千餘人,經整隊後,由台大校本部出發,經南昌街,進入市區;沿途合唱「團 結就是力量」歌,並呼口號;碰到經過的車輛都用粉筆寫上:「反迫害」、「保障人身自由」、 「反對警察打人」、「反對官僚作風」等標語。十一點,學生隊伍抵達市警局門口。學生們 有的坐在路上,有的站立著;圍觀的路人將所有空地都佔滿了。一時之間,警局廣場的空 氣頗為緊張。後來,由主席團成員代表學生進入警局,在樓上會議室,向劉監烈局長交涉。 在商談的過程中,學生代表提出了五項要求: 一、嚴懲肇事人員 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 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 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 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 針對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劉監烈局長先是表示要向上峰請示,但是學生代表卻要求他在 十分鐘內答覆;結果,劉監烈就在學生的壓力下,當場在那五項要求的書面上簽了字。最 後,他又在學生代表的要求下,親自下樓,向廣場上的學生道歉說: 各位今天到本局來,給予我們很多的指示,各位是智識份子,社會中堅…… 他剛說到這裡,底下的學生就有人抗議說,這種「訓話」式的話,他們不愛聽。劉監烈局 於是改以簡短的語氣表示:肇事警員已經看管起來;登報道歉完全照辦。學生們得到了圓 滿答覆,十二點十分,兩校學生於是又整隊,由中華路走回學校。龔經笥督察長和第四分 局長林修瑜也離開台大宿舍的閱覽室,回到警局。這場風波才算平息。[1] 兩校學生敬告各界 當「反對警察暴行」的遊行請願結束以後,兩校學生又以「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 會」和「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名義,共同發表了一份題為〈為何李二同學被 毆事敬告各界〉的公開聲明。兩天後(三月廿三日),《公論報》以「讀者的話」為名,全 文刊載了這則聲明。 敬愛的父老們: 我們不得不向你們報告一件似甚平常而又極沉痛的事件,即於本月二十日臺大何景岳師院 李元勳二同學,乘腳踏車經過中正東路時被臺北市第四分局中正東路派出所的警員謝延長 毆傷。當時何李二同學力辯無效,反被拘送到第四分局,師院同學聞訊,即派代表十餘人 乘車趕至第四分局要求立釋放被捕同學,該分局竟一口否認,不予理睬。是夜十時師院住 校同學全體集隊趕至,該分局林局長見勢不佳,乃承認拘捕同學並立刻釋放了何李二同學, 且將警員謝延長綁至該分局門首,欲加體刑,藉以疏導眾怒,此時隊伍中反對之聲大起, 同學並標明立場,我們對事不對人,絕對不要刑罰一個無知的警士,而要主管當局負起平 素訓教不嚴之咎。適時臺大同學趕至,繼續交涉,共同要求:一、嚴辦肇事警員,二、賠 償被傷害同學損失及醫藥費,三、由總局登報道歉,四、由總局長公開向二位被傷害同學 道歉,五、由總局登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警察打人事件。這合理的要求,第四分局表示不 能負責,一再電催總局局長,親自答覆同學要求,截至夜二時許卻來了一位「冒牌」的局 長,結果被同學發覺,一致認為警局欺騙,大家非常憤慨,事情更僵持不決,直至四時左 右仍不得要領。 今天早上臺大師院全體同學為著迅速解決問題,集合於臺大操場,由大會決定產生主席團, 並議決直接到總局交涉,十一時許,隊伍到達總局,由主席團向總局長重申上述五項要求, 結果由局長簽字答應,當時全體同學一致要求局長當面向同學及在場民眾保證,確實履行 五項條件,此事至此大致解決。 父老們:當我們說完這次事件的經過後,我們是被非常沉痛的心情逼迫著,我們知道警察 是人民供養的,是用來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現在反而變為迫害人民的工具,我們 站在人民的立場,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我們反對任何無理欺凌人民大眾的行為,我們要 永遠為人民說話,我們呼籲「人權至上,自由第一!」我們深信公正而又慈愛的地方父老 們,必能予我們以深切的同情與有力的聲援。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同啟 三月二十一 日 從內容來看,針對這場遊行事件的起因與經過,學生的說法與媒體的報導顯然頗有出入。 警員投書反駁學生 針對學生的公開聲明,警察當局立即有了不同立場的回應。同樣是在《公論報》的「讀者 的話」一欄,第二天(廿四日)立即刊登了一則署名「一警員」投書: 編者先生: 我們一位同志因執行公務而遭到臺大、師院兩校的學生糾集數百乃至千人以上於前昨兩天 曾一再搗毀警察第四分局,並強抓警察長,林分局長於臺大宿舍不法監禁一晝夜另外毆傷 總局警備隊長等無情無理而擾亂社會治安行為,這種毀法亂紀的舉動這幾天由報紙上輿論 間盡人皆知,並且也是彰彰的事實;但是我們因職務賦予的使命乃以維持社會秩序為要旨, 故忍辱負重,不願將事擴大,孰知該兩校的學生竟得寸進尺,更無理要求我們向彼等道歉, 總局最為弭爭息事,竟忍痛應諾,本為我們全體員警所不認可,同樣預備實行罷勤,並與 臺大、師院兩校學生據理力爭,不達目的決不中輟。嗣經游市長,警務處長諄諄告誡,再 三慰勉,我們於是打消原意,仍舊固守崗位,照常執行勤務,豈知臺大、師院兩校學生竟 歪曲事實,於今(二十三日)貴報「讀者的話」欄內,濫放一面之辭,蓋我們才作此嚴正 說明。 現在我們要問:該案糾紛之起因,責任無論誰屬,但我們卻被迫而問臺、師學生道歉,然 彼等之糾眾搗毀第四分局,毆傷警備隊長,是否應負賠償責任?並且其何景岳、李元勳兩 生違章事實是否應該給予其應得的處分?否則,不但以後我們無法執行任務,更養成我們 忍讓而使彼等認為僥倖得勝旳「傲慢」錯誤心理,殆無疑問。 最後,我們要向社會說明:臺灣大學,師範學院是得天獨厚的最高學府,也是每一個勞苦 甚至受飢寒的國民(我們自己在內)的一滴滴血汗所累成的機構,乃冀培育如許知識分子, 優秀青年,將來為國家社會而效忠!作人民的準繩,然而,他們今天不但沒有做到標準的 國民,他們更沒盡到服從國家法律的義務,反而毀法亂紀,破壞社會秩序。試想,這樣所 謂「堂堂的大學」豈不等於虛設,所以由此次糾紛的教訓,固然我們要檢討今後的工作態 度,可是教育當局若不嚴格糾正臺大、師院兩校的「少數不肖」學生的胡作妄為的行為則 其教育前途,不問可知!以上數語敬祈披露,以正視聽,則不勝感激。 一警員啟 從「一警員」這則與學生針鋒相對的投書看來,因為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而引起的警員 與學生的糾紛,雖然在表面上已經「圓滿解決」了;但是,警察與學生之間潛存的矛盾, 顯然並沒有就此化解。 如何看待青年運動 就在刊登「一警員」投書的同一天,《公論報》也以題為〈青年運動〉的社論,就此事件可 能引發的「不可控制的後果」,對「當局者」和「青年運動的從事者」分別提出忠告。 該篇社論開頭就指出:「青年運動自來就是一個國族中的新生力量。」 對於青年運動,它有兩個看法;第一:「它是進步的力量,同時它必不可免地帶有感情用事 底成份。」第二:「它雖然必有感情越過理智的地方,然而它本身底進步意義是不容否定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它建議當局,對於青年運動的「合理的要求」應該採取「同情底考慮」 的態度;對於青年運動「逾越理智底感情因素」則應作出能夠令人心服底「適當的解釋」。 否則,要求改革的潛在爆炸力將加大,而這種得到理論基礎的奔放的感情,也將繼續高漲。 因此,它又特別鄭重的向當局指出:「切不可嘗試用壓服或拆散群眾的嘗試來處理這種運 動。因為它是國族底生機所繫,當局者無權摧傷國族的元氣。」 站在支持「青年運動」的立場上,它也建議「青年運動的從事者」,「應該先對本身運動底 意義和領導作徹底的檢討」;因為「當前國家事令人憤怨的是太多了」。但是,它認為「那 是轉形(型)期中必有的痛楚,一個落後的殘破的封建帝國要變成進步的、民主的現代國 家,其過程當然不會順利。半世紀以來,我們經歷著意料中和意料外的苦難現在還難以立 刻結束。」所以,它呼籲:「青年,未來社會的中堅,應當使自己的運動充分把握住時代的 使命。」 然而,什麼是「時代的使命呢?它說,那就是「一切為了進步,一切為了民主。」 從這篇社論的內容看來,它顯然是看到事情正在朝向「不可控制的後果」發展,因而在「一 切為了進步與民生」的立論基礎上,呼籲當局千萬不可以暴壓的方式處理「青年運動」,以 免摧傷國族的生機元氣! 最後,它又語重心長地呼籲「青年運動的從事者」:「不應當把小圈子裡的利害看得比生民 疾苦重,也不可讓感情過份氾濫,而召(招)致不可控制的後果。」 但是,歷史的進程顯然是朝著人們「所不忍見的」方向前進著。 三‧二九的營火晚會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九日,「單車雙載事件」引起的學生抗議風潮過後一個星期,以臺大和師 院為主的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自治會,以「紀念黃花崗革命烈士」的名義,在臺大 法學院廣場舉行了一場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師院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的指揮下,排成四行縱隊,女生領前,男生殿後, 高唱著革命歌曲,走向會場,雄壯的氣勢贏得了友校同學的歡呼和鼓掌。[2] 除了台大和師院兩校的學生,臺北市各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也都熱烈參加;另外,臺中農 學院和臺南工學院的代表也遠來赴會。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臺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外,還演 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及〈王大娘補缸〉……等大陸學生搞學運時常唱的歌曲。 當天的晚會簡直成了公開的「解放局」了!當「麥浪」成員在臺上唱〈王大娘補缸〉的時 候,全場連秧歌都扭起了……。[3] 最後,大會宣佈:要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北市學生聯合會」,以「爭取生 存權利」,「反對饑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口號,號召全省學生的聯結。 然而,當臺灣的學生運動正一波又一波地朝向組織化的縱深發展時;在內戰中節節敗退、 大勢已去的國民黨黨政要員,也一批又一批地從大陸撤到臺灣;同時,為了防止共產黨對 這塊淨土的滲透,據傳,各系統的特工也利用這個機會,換成平民身分打入臺灣。 事實上,當「單車雙載事件」引起警方與學生的衝突風波之後,「敏感的記者已競相預測學 潮勢將有擴大可能,並預示這是本省自三十六年冬學生反美大遊行示威運動以來的另一次 大規模風潮到來的朕兆。」[4] 治安情報機關則認為:「臺灣社會運動的過程之中,類似『學潮』的發生,尚以這次為濫觴, 以毫無社會運動基礎的學生,決不可能發生如此有條不紊地大規模的學潮,而且從這製造 學潮的方式來看,它的發展演變過程,完全與大陸上中共的手法相同。」 [5] 當臺灣的學運被這樣定性之後,它的被鎮壓也只是遲早之事了。 風暴是從海峽彼岸的大陸吹過來的。 從南京飄來的血腥氣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介石發表文告,表示為「彌戰銷兵解民倒懸」,宣佈引退;由李 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四月一日,南京派出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與共產黨 議和,希望隔江而治。也就在這樣和戰不定的政治悶局下,南京各大專院校的近萬名學生, 為了貫徹真正的和平,於是在代表團塔機啟程之時,齊集在總統府門前,舉行一場堅決反 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然而,當和談代表們的座機剛剛降落北平機場時,南京的空氣 中卻已經瀰漫起衝天的血腥氣味。「學生隊伍遊行經過的柏油路面上,到處是遺落的鞋子及 濕漉漉的猩紅鮮血……鮮血從上午十時緩緩地流向下午五時,然後從南京流向全國。」[6] 這時候,三月十六日應代理總統李宗仁電召,到南京述職的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 返台。當他聽完下屬報告處理臺北學運的經過後,當場大發雷霆;面對大陸的頹勢,銜命 整肅後方臺灣的他,於是下令由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主謀份子」,準備抓人。 這時候,學生們也發現一些特務潛入校園,偷看學生的壁報和招貼,刺探學生的活動的情 況;師院連續兩任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於是一再通知同學們,一旦發現形跡可疑的 陌生人,一定要問清來意,必要時,馬上通知學生會。[7] 一時之間,臺北的大學區便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風暴即將吹來的威脅之下,到處風聲鶴唳, 學生人人自危。 四月五日,恰逢清明節師院貼出:「清明節放假一天」的布告。許多本省學生就回家過節, 外省學生也有不少人外出;第一宿舍裡剩下不很多在複習功課的學生。 這時候,南京的血腥氣終於跨越海峽,飄到台北。陳誠指令的逮捕行動展開,頭一個被捕 的對象便是:師範學院新選出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當天中午,師院第一宿舍的同學首先聽到,三‧二十遊行師院主席團委員之一的趙制陽在 火車站被捕的傳聞[8],各寢室於是議論紛紛;然而,因為消息並不十分確切,所以一時之 間並沒有採取行動。 到了傍晚,兩名便衣特務來到龍第一宿舍泉街口的師院學生宿舍,然後向一個正在附近的 小雜貨店買東西的劉姓學生搭訕道:「我們是周慎源的親戚,剛從南部上來,想看看他,請 你回宿舍叫他出來。」這名學生不疑有詐就跑回宿舍去叫周慎源。周慎源也以為真有親戚 來訪,很快就出來;當他來到雜貨店門前,還沒來得及看這兩名「親戚」時,就被架上停 在一邊的三輪車。 周慎源知道上當了,於是就表現得非常馴服,特務的戒備也就漸漸鬆弛下來;當車子經過 公園路的臺大學生宿舍時,學過柔道的周慎源就趁機掙脫夾坐兩邊的特務,奮身跳下行進 中的三輪車,向宿舍奔逃,並一路大喊:「特務抓人!」那兩名特務沒有提防到周慎源會突 然跳車,連忙拔槍追趕,並且開槍示警;但是因為許多學生已聞聲趕來,他們不敢貿然衝 進學生宿舍,只好「夾著尾巴離去」。[9] 台大醫學院的學生然後就打電話給師院第一宿舍的同學,告知周慎源被捕獲救的經過,並 要師院同學派人去接。師院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後,群情激憤;學生自治會糾察隊立刻派 了三十位同學,各騎一輛腳踏車,奔赴醫學院宿舍,迎接周慎源;台大醫學院的學生也出 動了三十輛腳踏車,加入護送周慎源的行列;不久,周慎源就在六十名騎著腳踏車的學生 護送下,回到師院第一宿舍。同學聞訊,莫不群情激憤,慷慨激昂。 這時候,師院的一些先進學生才警覺到,清明節放假,是「反動政府」鎮壓學生預謀的第 一個步驟。因為「遍查中國學校史,清明節向來不放假」,可是政府摸清了大學生一放假就 東奔西走的習慣,於是一面宣布放假,一面在學院周圍張布羅網,針對他們要捕捉的目標, 各別地秘密逮捕;這樣,其他同學既無從打聽「失蹤」的同學的消息,也就營救無門。而 趙制陽與周慎源在同一天被捕的事實,正說明了他們已展開鎮壓學生的第二個步驟了。同 時,也因為周慎源的脫逃破壞了他們秘密逮捕,各個擊破的預謀,一場更大規模、更加激 烈的鎮壓行動,也就不可避免了。 當天晚上,師院第一宿舍的學生群集在宿舍的大飯廳召開緊急會議;第二宿舍的同學也派 代表來參加。周慎源披垂著蓬鬆的頭髮報告了他被誘捕和脫險的經過,並亮出「一副亮堂 的手銬」;學生們的情緒因而激動得幾乎不能控制,大家「爭先發表意見,抒發激情」。經 過一個多鐘頭「似乎沒有人主持會議,又似乎大家都是會議主席」的會議後,通過決議: 一、無期限罷課; 二、天亮之後,上街遊行,抗議綁架學生的暴行。 同時,安排周慎源更換房間,住到一年級同學的寢室。 會議之後,師院第一宿舍的學生送走了第二宿舍的代表,然後「熱血沸騰,精神旺盛」地 繼續籌劃明天罷課遊行的事宜;為了壯大第二天的聲勢,又決定連夜通知師院女生宿舍和 台大新生南路宿舍,公園路的醫學院、法學院宿舍等九個學生宿舍的學生。[10] 就在這時候,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接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陳誠發出的「特 字第貳號代電」,指名要逮捕「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六 名學生;同一個時間,台大校長傅斯年想必也接到了同一電令。據報載,台大被點名的學 生名單包括:曹潛、陳實、許華江、周自強、朱光權、盧秀如、孫達人、王惠民、林火鍊、 許冀湯、王耀華、簡文宣、陳琴、宋承治等十四名學生。 電文指控這些學生:「首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 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肆行不法殊屬居心叵測」。接著又說:「該生等本(五)日晚復又糾眾 集議希圖實施擴大擾亂」;因此,警備總司令部基於「維護社會安全保障多數純潔青年學生 之學業起見應即予以拘逮」;最後,電文命令兩校當局立即將這些學生「按名指交到案以肅 法紀至于其他學生希善為撫慰安心照常上課幸勿盲從附和致干法究」。[11] 從電文的內容看來,這份代電應是偵悉學生們將於第二天早上發動示威遊行而緊急發出的 吧。而人們也可根據這份電文的白紙黑字判定:它既是引發「四‧六事件(慘案)」的導火 線,也是當局蓄意製造「四‧六事件(慘案)」的證據。 彭孟緝證實說,陳誠也在當天晚上,找了他和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及台大校長傅斯年, 到陳誠家裡開會,並決定當天晚上驅離學生。[12] 對此,多年以後謝東閔解釋說:「(四六)事件爆發前一天晚上,我和傅校長以及當時的警 備司令,名字我也忘了。我們三個人開會,提出因應之道;警備司令部堅持要動用軍隊進 入校園內抓人,我和傅校長主張學生的事可以慢慢勸,不要用軍隊;後來司令部仍堅持軍 隊抓人,我就告訴他,那能不能槍裡頭不要填子彈。」[13] 但是,關於他們三人當天晚上的態度,彭孟緝的說法和謝東閔卻有很大的出入。根據彭孟 緝所說,謝東閔並沒有像也自己所說的那樣--主張不要用軍隊抓學生。彭孟緝只提到:「謝 東閔先生向陳辭公(陳誠)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同時,傅斯年對 彭孟緝講:「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 拼命!」彭孟緝就對傅斯年說:「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彭孟緝又說,後來他就「調來 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 學生」。[14] 但是,彭孟緝關於部隊「不拿槍」的說法,證諸事件當時身在現場的所有學生的證言,顯 然有極大的出入。 四月六日的大逮捕 四月五日晚上,負責聯絡其他宿舍學生明天遊行事宜的師院第一宿舍學生代表剛走出宿 舍,就遇到便衣特務的包圍、阻擋,不得已又退回餐廳;接著,幾名代表和學生自治會的 糾察隊手挽著手,往前衝去,還是被擋了回來;他們想要打電話通知,可電話線早已被特 務切斷,撥不出去了。這時,那些學生們才感到第一宿舍已經陷入特務的重重包圍之中了。 這時候,夜已深了,再加上風雨淒淒,外頭又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只有宿舍和餐廳 燈火輝煌。幾個學生幹部判斷,「反動派」一定會利用從深夜到天亮前的幾個鐘頭,展開鎮 壓行動;他們應該設法在黑暗中突圍奮戰。因此,他們採取了「輪流站崗守衛」的行動。 師院第一宿舍有兩幢樓,南樓和北樓,各兩層,樓上住二年級學生(每間六人),樓下住一 年級學生(每間八人),樓正中設樓梯,樓梯向東向西各十間寢室,一共四十間寢室。 學生們於是在南樓、北樓各組一班「站崗守衛」的巡邏隊,每班十人,一次一小時,以暗 號輪流交接班;只要發現狀況就敲面盆示警;聽到敲面盆的聲音,大家立刻起來,一起戰 鬥。儘管採取自動報告的方式,住在第一宿舍不分省籍的學生,仍然爭先報名;大家都認 為守夜站崗是最偉大光榮的任務。 到了半夜,也就是四月六日的凌晨一點以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大多數的學生們都在危 疑不定的心情中進入夢鄉。突然間,一陣又一陣急促而激動的面盆聲響徹靜寂的夜空。學 生們紛紛披衣起來,往窗外探看究竟。這時,他們看到路燈下,頭戴鋼盔,手持上了刺刀 的步槍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正一排排、一隊隊向南樓逼近。不久以後,睡覺醒來的學生和守 夜站崗的學生,紛紛集中到餐廳;大家的臉孔都顯得十分嚴肅和緊張。這時候,由莊輝彰 組織起來的糾察隊就在餐廳的周圍放哨,保護其他同學。 然而,軍隊越逼越近了;軍隊前面又出現了穿黑制服的警察、佩帶短槍的憲兵與穿便衣的 特務,黑壓壓一大片、一大堆。由於餐廳的四面全是玻璃窗,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學生的 活動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學生們於是決定:餐廳與南樓由糾察隊防守,其他學生退出餐 廳,轉移到北樓。因為寡不敵眾,不久,餐廳南樓先後失守。學生覺得光靠糾察隊,力量 不夠,不如也撤離北樓樓下,依仗樓的「險要」,只守北樓樓上,全體投入戰鬥。學生們很 快地修築好防禦工事--把課桌椅搬到樓梯口,重重阻擋堆疊;同時把餐廳的所有碗筷搬 去,準備必要時當石頭來丟。[15] 後來,警備總司令部遞進來一份以周慎源為首的黑名單,同時表示:只要把人交出來,就 平安無事。學生們商量以後,決定抗爭到底,以便爭取時間,讓被點名的同學脫逃。 起初,雙方只是在樓上、樓下對峙,互相喊話;學生們不斷地喊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同志們辛苦了,回家吧!保障人權,反對特務抓人!……」並且一直唱著〈團結就是力量〉 歌。軍警部隊也向學生們喊話說:「你們只要把周慎源等人交出來就沒事了。」 在對峙中,師院代理院長先後兩次上樓,苦言勸告學生們交出周慎源等「黑名單」上的同 學。但是,謝東閔的勸導不但得不到學生的依從,而且還遭到學生的批判。 「以鄭鴻溪為首的學生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原師院 學生自治會學術部長,名列師院黑名單之一的朱商彝說:「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他 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然後狼狽不堪地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 [16] 謝東閔無功退之後不久,學生們就警覺到憲警準備動手抓人了。 多年以後,謝東閔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提到:「因為我知道軍方的態度,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 告訴學生,你們把少數幾個職業學生交出來,事情就可以解決了。但是學生不從,所以軍 隊進來之後就開始抓人。」[17] 黎明前,一名排長沉不位氣地對空開了一槍,把情勢突然升高了起來。那些軍警見學生沒 有下樓的意思,於是開始搬動堵在樓梯口的桌椅,以十餘人為先鋒,硬衝上來;為了自保, 學生們也就拿起碗筷、椅子,咂下去;到後來,連墨水瓶都派上用場了!最後,還是被他 們衝上樓來,他們見了人就打,然後學生們一個個綁起來,串成一列,押到等在路邊的軍 卡車上,每裝滿一車就開往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今中正紀念堂)。[18] 當天,住在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的學生,也同時遭到集體逮捕。 那天,宿舍跟往常一樣。大概是早上六點左右吧!許多學生在睡夢中被寢室外頭鉲啦鉲啦 的皮鞋聲吵醒。他們才知道宿舍四周已經被包圍了。他們手持著步槍,把新生南路到後面 巷子的周圍都包圍起來,不讓學生離開宿舍。因為走廊是水泥地,那些軍警跑來跑去的, 所以很大聲。後來,他們從門縫裡塞進來一張條子,上頭有一、二十個他們要抓的人的名 單。其他同學不願意交出這些,就紛紛起來鬧了。 後來,學生們就到走廊的洗手台刷牙、洗臉;然後走到餐廳吃早餐。當學生們在吃飯的時 候,那些兵就乘機縮小包圍圈,把他們團團圍在餐廳裡頭。學生們吃過飯後,那些兵也不 讓他們離開餐廳;除非他們把名單上的同學交出去。這樣,雙方僵持了大概半個鐘頭到一 個小時後,有一個叫陳錢潮的同學就舉著手喊說:「我們一定要衝出去!」他這麼一喊,大 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就鬧起來了。陳錢潮一衝出去就首先被捕了。這時候,那些軍人也緊 張了,乾脆就一個一個抓起來。 當那些軍人在抓人的時候,學校收發室那個管理信件的人,就躲在他們的背後指指點點的。 這個人年紀很輕,平常經常穿著軍裝;這時,學生們才知道,他原來是國民黨的特務。當 時,大部份的學生因為在大陸的同學很多,互相的信函往來也很多;有時候是從安徽大學、 政大、交大,甚至還有更遠旳地方寄來的。那些平常信很多的同學,一定早就是他特別注 意的人了。事實上,那些軍人並不認識名單上的同學;因為,他在管信,他認識學生,所 以,一定要通過他的指認,他們才知道要抓誰吧!當然,他還是有不認識的人,所以他們 也錯抓了一些並不在名單上的同學。 學生們被捕以後,就一個個由四、五個持槍的兵押走。到了新生南路的宿舍門口,那些兵 就把他們押向左轉,踩著新生南路上的碎石子路,走到現在的信義路、新生南路口(那裡 剛好是八路公車的終點站)。當時,那裡已經停了幾部十輪大卡車,學生們就一個個被推上 卡車;上了車,那些兵立刻就用繩索把他們五花大綁。幾個先被抓的學生,就這樣動彈不 得地,看著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把其他同學抓來。大概是過了好幾個小時吧!快要中午了, 他的抓人行動才告一段落;學生們於是就一車一車地被載離現場。當卡車就要開動時,那 名收發員還在車下指指點點的。[19] 據官方後來發布的消息,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入獄;[20]但 是,彭孟緝在上述訪談中卻說「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21] 此一事件就是一般所說的「四六事件」或「四六慘案」。 整頓中上學校學風 四月六日清晨的逮捕行動結束以後,陳誠特別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的身分, 向社會各界發表「整頓學風」的聲明。他說:「台省學風,向甚淳樸,惟近來台大及師院有 少數外來學生,迭次張貼破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鼓動風潮之傳單,甚至搗毀官署,私擅 拘禁公務人員,凡此種種違法干紀之行動,絕非學生所應為,本部為維持公共治安保障大 多數純潔青年學生起見,經查報確實,業將首謀者予以拘捕,依法處理中」;接著,他又向 「社會各方」說明,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此種措施,為青年前途及本省前途計,實出於 萬不得已」;最後,他再度警告說:「學風之敗壞,自非一朝一夕,政府與學校當局,及學 生與其家長,均難辭其咎,政府整頓學風,已具決心,尚望今後各方皆能善盡其責,務使 不再有此類事情發生………」。 四月七日當天,作為官方喉舌的《中央日報》,除了刊登陳誠的「聲明」全文之外,也刊載 了一篇批判學生、擁護政府,題為《法紀與治安》的短評。首先,它說:「在全國動亂的局 面下,臺灣至今仍是一個比較安定的省分。這誰也不能否認是臺省全體人民的幸福。」它 認為:「臺省之所以比較能保持安定,並在安定中求經濟的發展,謀民生的改進,一半誠然 是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民情純樸,法紀較易維持,治安較易確保的原 故。」而「維持法紀,確保治安,是全體人民的要求,也是政府的責任。沒有一個求安定 人民會贊成妨礙法治的舉動,沒有一個政府應該容忍破壞法紀的陰謀。……」但是「不幸 近來有少數學生,竟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進而擾亂治安, 破壞法紀。」短評強調:「這種情形,如果聽任其發展,臺灣的安定,便將毀損無遺。」因 此,「為著全省人民的福利,省政當局遂以必要的措施,來抑制這種種不良風氣。」 最後,短評呼籲全省人民,支持省政當局這種「不得已的」措施;同時,它也「竭誠盼望, 大部份的青年學生能夠以人民的希望為希望,以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不要隨風附和,為人 利用,類此的事情,就一定不致再度發生」;而它「更盼望學生的家長們,如果發現子弟染 有不良的習氣,應該盡力勸導,重建純樸的學風。[22] 從陳誠的「聲明」與中央日報的「短評」內容看來,官方顯然是把這次的大逮捕行動,定 性為主要是針對「少數」所謂「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的 「台大及師院外來學生」;也就是彭孟緝在上述訪談中所說的「職業學生」、「共產黨」。 另外,四月六日當天,台灣省政府也在逮捕行動之後,以同樣的理由,電令師範學院「即 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同時還通令全省中學以上學校:「務希剴切告誡學生,安心求學, 不得再有越軌行動,違者應由該校開除學籍,政府亦必加以有效制裁。」[23] 就在陳誠的「聲明」發表以後的當天下午,立刻就有部份據云對於台北「學潮」「甚感憂慮」 的學生家長,在中山堂集會,「討論如何協助政府整頓校風」。並於四月七日,以「台北市 各級學校家長會」的名義,聯合發表〈告各家長及在校同學會〉,除了表示「對於當局此種 不得已之處置,深為同情」之外;並希望在校青年「均能體念時艱及政府苦衷,各安本位, 努力學業,勿受外界誘惑,勿以感情用事,讀書以外,心毋他求」;尤望全體家長「對於子 弟嚴加管束,時予訓誡,一切囂張言行,皆宜勤阻,毋令流為越軌行動」。[24] 同一天,作為台灣民意最高代表機構的台灣省參議會,針對學生被捕事件,也發表了四點 書面談話,表明態度: 一、本自過去學風,頗稱淳樸優良,光復後仍保持此種敦美風氣,年來因內地戰禍瀰漫, 各省學生均紛紛來臺就學,其間不無摻雜極少數輕率份子,不時鼓動風潮,行動逾越常軌, 致使素稱社會安定之臺灣,亦感不安,多數臺灣學生,亦被捲入漩渦,深表遺憾。 二、目前國步艱困,政治未上軌道,經濟波動,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難,青年學生亦屬 如此,本會對此素極關懷,本省學生向極純潔,甚望共守秩序,度此難關,在此較安定環 境中,運用理智,檢束自己,並盼各家長教導子弟,安心求學,以冀將來造福人群。 三、關於此次政府所拘捕之學生,其屬於善良者,希迅予訊明釋放,其確有違法者,亦盼 依照法律途徑辦理。 四、國立臺灣大學,三年來更換校長四次,而省立師範學院,自去年迄今,尚未派定專任 院長,當局不無失當與疏忽之處,此後政府除整頓校風外,應特別確立人事制度,謀校長 教授工作之安定。[25] 四月八日,臺灣省教育會也緊跟著發表「擁護整頓學風」的〈告教育界同仁書〉,宣稱:「臺 灣教育發達,學風淳樸,……但近年以來,少數學生習於澆薄,每藉細故,鼓動風潮,由 小而大,而漸及深,起初只是搖旗吶喊,口講筆畫,最近更聚眾要挾,目無法紀,以致學 風敗壞,研讀的風氣一天不如一天」;該會認為,此種學風「如不速加整頓,不僅廣大青年 的學業被犧牲,社會治安受影響,而在此環境中薰染出來的青年,是否能成就擔當國家未 來重任的健全國民,頗堪憂慮。」因此,「站在愛護臺灣教育,愛護青年前途的立場,」他 們認為省政府「最近決心大加整頓,採取斷然處置」的措施,「實屬必要。……」[26] 陳誠的兩手策略 為了有效地「整頓學風」,陳誠除了一手採取強硬的逮捕政策之外,同時也另一手採取懷柔 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大和師院兩校的教職員。 首先,在四月八日上午九時舉行的省府第九十三次例會上,他以省府主席的身分,對臺灣 今後的教育,作了三點指示: 一、教育計劃應該和施政方針配合,以解決學生出路問題。 二、設法改善教職員生活,使能安心教學。改善辦法包括:配售各校教職員家屬米、煤、 油、鹽、糖、布等生活必需品;加發職務加給與研究費等。 三、各校學生務須嚴予管教,定期招生,嚴格考試,並須有家長保證。[27] 四月九日中午十二時,陳誠又在中山堂光復廳邀集台大教授餐敘,傅斯年校長、鄭通和訓 導長、各學院院長及科系主任、教授等一百七十餘人出席。餐後,陳誠首先致詞表示:「此 次整頓學風,承各位諒解協助,實深感謝。此種舉措事非得已,殊深歉憾。吾人之共同出 發點為愛護青年,使大多數學生皆能安心讀書,故決定將幾個首謀不法學生,以公開方式 與不流血方法,依法迅予處理,以免影響大多數學生之課業。以後希望不再有同樣事件發 生,否則政府為貫徹整頓學風之決心,對於不良分子,仍非繼續法辦不可。」 陳誠批判了「幾個首謀不法學生」之後,接著,他又表示非常關切各校教職員的生活,他 「以堅定的口吻」說:「最近期內決定配售生活必需品,先從教職員家屬做起,同時加發教 職員之職務加給及研究費。」 最後,陳氏並簡略地說明本省的經濟情形。 陳誠的致詞結束以後,先前住宅被搜查過的台大教授會代表蘇薌雨,立即起來答謝,同時 表示:「此次少數學生,行為不法,事前未能加以管教,深感歉疚。」接著,工學院長彭九 生、訓導長鄭通和及傅斯年校長相繼起來致詞,他們一致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 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 望能協助解決」等等。談話一直到下午兩點才結束。[28] 台大的教授們擺平之後,兩天後(四月十一日),陳誠接著又在同一時間與地點宴請師院教 授;一共有劉真院長及各科系教授九十餘人出席。陳誠在即席致詞時同樣表示:「整頓學風 實非得已!」並且強調:「師院為本省最高師資訓練機關,學生不法行為,如不嚴加糾正, 則畢業後何以為人師表」;最後,為了安撫教授們,陳誠同樣表示,他非常關切各校教職員 生活之艱苦,並且同樣「以堅定的口吻」說:「除加發教職員之職務加以及研究費外,決於 最近期間配售實物,以期逐漸改善教職員生活。」[29] 香港《大公報》與島內學生的聲援 從當年島內各大報的報導看來,輿論顯然是一面倒地批判台大及師院的「少數外來學生」; 只有遠在香港《大公報》,在四月五日,通過「台北通訊」的方式,以<戰犯陳誠在台灣製 造屠殺人民的「四六慘案」>為題,報導了從「三月二十日學生被警察無理毆打」起,一 直到「四月六日清晨」大逮捕的「四六慘案」經過。 《大公報》的報導提到:當師院學生數人被警備總部派出的大批軍警「架走」以後,「有百 餘同學自願與被捕同學共患難,分乘六輛警備車而去。新生南路台大宿舍學生為反抗這種 無理迫害,曾與軍警衝突,一說學生三人重傷身死,但因附近交通隔絕,無法證實。公園 路台大宿舍內則歌聲嘹亮,一次又一次地交熾著堅決的呼喊『團結就是力量!』『為人權自 由奮鬥!』武裝軍警堅持要交出被拘學生,直到深夜,四處仍緊密包圍,交通斷絕,甚至 台大教授蘇某[30]等住宅亦被無理搜查。」[31] 除了遠在台中的幾名農學院學生之外,我們更看不到,島內有任何聲援學生的言論或行動, 公開出現。 當台中農學院的學生聽到「四六慘案」的消息時,「群情激憤」。一個下著小雨的深夜,福 建莆仙籍的農經系女學生薛秋帆,與進步學生社團《便當》社同學呂從周(高雄縣人)、秦 長江,摸黑到學校「民主牆」,貼上寫著大字的標語:「抗議當局逮捕學生的反動暴行」,「支 援台大、師院同學的正義鬥爭!」 第二天,這些抗議標語在學生間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學校當局也感到十分震驚。 第三天晚上,大約九點左右,正當薛秋帆、呂從周及秦長江與一批同學在宿舍樓上討論如 何支援台北兄弟學校同學的鬥爭時,忽然,有名莆仙籍的台大學生跑來通知薛秋帆說,台 北形勢緊張,要她也趕緊離開。台中農學院學生的聲援行動,因而也才停頓下來。[32] 師院學生的營救行動 四月六日,住在師院第二宿舍,倖免於被捕的原師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主席前身)的 陳玉成,立刻與同學林慶清、黃旭東,共同組織了「四‧六事件」營救會。[33] 陳玉成在題為《台灣師院學生活動片段》的回憶文章中指出: 「四‧六事件」發生了,我眼睜睜地看見共同戰鬥的二百多同學,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逮 捕、毆打等殘酷的鎮壓,「義憤填膺,痛心疾首」。早晨十時許,我和第二宿舍同學林慶清、 黃旭東三人,組織了「四‧六事件」營救會,推選我為主席,林慶清、黃旭東為委員。我 們決定先印發傳單,揭露、控訴陳誠迫害學生的罪行真相。呼籲社會各界人民聲援,這份 《為陳誠迫害台灣學生告全國同胞書》的傳單,由黃旭東同學主筆。我負責對外聯絡,發 動募捐,進行慰問。[34] 四月九日,校園裡頭的學生已經秘密流傳著一份由「台灣學生控訴『四五暴行』聯合會」 發表的、控訴陳誠暴行的<告全國同學同胞書>: 同學們!同胞們! 戰犯和劊子手們剛在南京製造了「四一慘案」,接著便在台北市演出了「四五暴行」。四月 五日晚上十點鐘時,反動政府動員了大隊的軍警憲包圍和平東路的師範學院宿舍和新生南 路與公園路的台灣大學宿舍,荷槍實彈封鎖交通,如臨大敵。包圍以後即分頭衝入,要求 交出所謂「黑名單」上的學生。同學們因為這些學生們正是最善良、最能為同學謀福利的 人,拒絕交出。武裝的匪徒們乃持木棍鐵尺,衝入房內,並開槍示威,同學們赤手空拳被 打得頭破血淋,結果師院捕去二百餘人,台大被捕去四十餘人,都綑綁上銬,途中棍拳交 加。同學們被捕時在卡車上英勇地唱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歌子。有很多人是自動爬上卡 車,願意陪伴被捕同學的,旁觀的人民都搖頭嘆息,婦女有流淚者。 同學被捕後大批武裝人員仍舊駐在宿舍內,翻箱倒篋恣意搜查,自來水筆手錶鈔要,大都 易手。迄八日晚封鎖仍未解除,被捕的二百餘人,仍舊拘禁在警備旅內。戰犯陳誠更於六 日發表強詞奪理、歪曲事實的談話,並令師範學院停課,聽候整頓。御用參議會非但不能 站在道義的立場上為人民講話,反幫著反動政府,甘心作幫兇的工具。 同學們!同胞們!反動政府於一夜間,非法逮捕二百餘大學生,並濫施非刑,軍警封鎖達 三天之久。這種暴行,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中所未有,而在「光復」三年 後的今天乃見之。 同學們!同胞們!我們不用抗議,我們不用呼籲,向劊子手和幫兇們抗議和呼籲有什麼用 呢?我們要控訴,向全省、全國、全世界的正義人士們控訴,大聲地控訴這種非人的暴行, 我們要把憤怒深深的埋在心頭,等到最後一次的爆炸。[35] 據陳培基說,這份傳單主要由薛愛蘭、李德育、張森元、劉永生、王登寅等同學負責分發 和郵寄各地。後來,薛愛蘭和李德育也因此而先後被捕。 薛愛蘭在寄給大阪╳╳大學的弟弟那份傳單的信封上,寫上個「蘭」寄字,暗示是自己的 姐姐寄的,這封信,被特務郵檢了,他們議定「蘭」字,一定是女學生寄的,特務查遍台 大女學生,沒有一個叫「蘭」的,師院女學生有叫「蘭」的,台灣的軍警就包圍師院女生 宿舍,進行大搜查。薛愛蘭面對突然的搜查,迅速將剩下的一張傳單揉成一團從樓窗中扔 出,卻不意被樓下的軍警拾得,他們立即逮捕她。可薛愛蘭始終供認是在路上撿到的,從 未洩露過營救委員會和傳單的撰稿人、印刷場所等,堅貞地掩護了參加營救的所有同學。 為了營救被捕同學,陳玉成等人除了出面向同學、教授員工等募捐之外,同時也多方打聽 受難同學被關押的所在。後來,當他們探知同學被關押在東門警備司令部軍營內,便組織 一些學生代表,陪同王德昭、謝似顏和黃肅秋等教授,前往慰問被捕同學,鼓舞他們的鬥 志。表示廣大同學都在支持他們,全國人民也都在支持他們。[36] 四月廿一日,「人民解放軍」分三路渡江;一夕之間,江南變色。 陳培基說:「五月中旬,師院方生社讀書會會長陳澤論和學生自治會秘書長鄧傳青離開台灣 到了廈門時,又印發一個《為「四‧六事件」告全國同胞書》。」[37] 然而,由於歷史的動盪,這份珍貴的文獻並沒有被保留下來。但是,我們仍然在被湮滅的 斷簡殘篇中找到一份由「台灣全省大中學生聯合會」署名,於五月十日發表的「告全國父 老兄弟姊妹們」宣言: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 當人民解放軍就要徹底解放全國人民於苦難的今天,國民黨反動政府戰犯陳誠正在加緊進 行剝削殘害我台灣人民,掠奪我台灣所有資源,企圖建立反動的最後堡壘,反抗全國人民 到底。為了壓制我同學正義的呼聲,到處利用流氓特務的恐怖手段橫加迫害。「四六」血案 發生以後,這批在人民審判下落魄逃亡的奴才,更瘋狂地大批逮捕虐殺我大中學生,接著 整頓學風,師範學院橫遭解散,全省各地學生相繼失蹤,紛紛被迫離校逃亡。文化流氓傅 斯年、靠豢養特務起家的陳雪屏、鄭通和以及陳誠的忠實走狗劉真之流,狼狽為奸,大加 獻媚主子,想繼承法西斯匪徒的衣缽,對我台灣學生加緊壓迫奴化,甚至挑撥省內省外同 學間感情,收買少數敗類,勾結美、日帝國主義,作著賣身投靠的無恥勾當。 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我台灣人民五十一年中,血腥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慘痛的。 光復三年多來,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特務槍桿子的統治下,我們的回憶是更加沉痛啊!但是, 歷年來全國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和一切解放運動給了我們莫大的鼓舞和無比堅強的信念。 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和拯救我台灣文化教育於淪亡,我們台灣十萬大中學生只有在學聯的 組織下,團結一致,加緊學習,為台灣的徹底解放而奮鬥,為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而 努力向前! 今天,從遼遠的海島上,在我們十萬大中學生的大團結下,我們含著滿眶興奮的眼淚,悲 壯地發出了迎台解放的呼聲,我們正熱切地需要著全國同胞的鼓勵和援助![38] 台大學生的營救行動 除了學生證言所提的營救活動之外,另一方面,據報載,台大和師院兩校學生在大逮捕之 後,也在四月八日採取休課行動,以示抗議;但教授仍照常上課。當天,兩校學生也相繼 集會,討論營救事宜。台大學生並且組織了「四六」事件營救委員會。[39] 陳培基的回憶文章也指出:兩校的營救會,互有聯繫;台大的聯絡人是匡敏,師院的聯絡 人則是匡介人。 根據當年台大歷史系學生樊軍的回憶文章《四六風暴》所提,台大學生的營救活動,大致 如下: 四月六日 上午十時許,倖免於被捕的台大學生們,在文學院大廳召開了學生大會,經討論作出了如 下決定: 一、成立「台大、師院『四‧六事件』營救會」,由文、理、農、工、醫、法六學院各選派 學生代表一名組成大會主席團,進行集體領導,主席團下設報導、糾察、總務三組,分頭 負責各項具體工作。 二、由主席團出面找校長傅斯年,要他立即出面和台灣當局就相關事宜進行交涉,並允許 學生代表立即慰問被圍被捕同學,向他們提供生活物品。 上午11時許,學生大會再次召開,經過一番緊急討論,大會推舉出主席團,並由報導組的 十餘名同學負責編輯《營救快報》,撰寫說明此次事件真相、控訴台灣當局暴行的《告全國 同胞書》、《告全校師生員工書》、《告寄讀同學書》,同時向台灣各報記者散發《書面談話》, 並進行營救動態和實況採訪。 晚六時許,由於校方和警總交涉的結果,台大師生被允組團向被圍宿舍慰問並運送生活物 資。 四月七日 清晨,細雨濛濛,台大校園,人潮洶湧,人流如織,一時達2000多人。除了在市區住宿的 同學們,大多是來自台灣中南部和東部各縣市未在校住宿的同學。大家對國民黨的惡政與 暴行極為憤恨,紛紛表示要和台灣當局鬥爭到底。 九時以後,主席團見校園人數激增,再次召開學生大會。主席團介紹了昨夜慰問、採訪經 過,然後宣布全校學生罷課、教授罷教、校工罷工,並要求與會同學充分發表意見,共商 營救之策。大會一致決定,向台灣當局提出六點要求: 一、立即解除兩校學生宿舍戒嚴,恢復市區正常交通。 二、對根據省警備總部命令被捕的同學,不得刑訊施暴,確保其人身安全,由情報處移送 法院,依照司法程序處理,不得搞「莫須有」。 三、立即無條件釋放師院全部被捕同學。 四、立即無條件釋放在警總搜捕中與軍警衝突的全部被捕同學。 五、允許學生代表團慰問根據省警備總部命令被捕的同學,並向他們提供生活物資。 六、台灣當局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大會一致決定,仍由台大代表團負責出面與台灣當局交涉。 上午十點半,代表團銜命出發。會談是在台北市重慶南路警總進行的。經過師生們和彭孟 緝一番唇槍舌劍,據理力爭,總算從彭孟緝嘴裡得到了以下承諾:「你們提出的六點要求, 我們將向陳主席請示加以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你們必須馬上復課,停止 一切抗議活動。」 代表團歸來,主席團立即召開學生大會,通報談判情況,並號召廣大同學為實現自己的正 義要求,繼續堅持不懈的抗爭。 四月八日 早上,台北市東區的戒嚴解除,市內交通恢復,新生南路和公園路宿舍已解圍,全部同學 已來校……。連日來全體師生全力以赴的營救工作,總算取得了初步成果。 九時許,又傳來消息說:台灣當局已允許學生明天去看望根據命令被捕的同學,並將五日 夜因衛護自己的同學而被抓的學生全部釋放,要代表團明天下午備車去延平北路警察總局 領回。 中午,《營救快報》的「號外」一出,學校內外,一片歡騰。 四月九日 上午十時,代表團車載慰問品去上海路警備旅營房慰問被捕的同學後,立即又由幾位師生 備車去延平北路警察局,接送因與軍警搏鬥被抓的同學回學校。 當接運同學的兩輛救護車到達校本部所在的羅斯福路四段時,即聽到校門內外人聲鼎沸, 鑼鼓喧天,炮竹之聲,不絕於耳,一派喜慶氣象,連附近的台北市民,亦為之夾道歡呼不 已。 進入校園,每從車上下來一個同學,大家便一擁而上,把他們用肩膀高高架起,一口氣抬 到設在食堂大餐廳的會場。布置得五光十色的會場裡,燈光輝煌,蒙難而回的同學被安排 在主席台前就座,享受著全體與會者的鼓掌歡呼。 本來寬敞明亮的會場,被參加歡迎的同學們擠得水泄不通,連兩面窗台上都站滿了人。主 席團報告了連日來營救工作的經過,被捕歸來的同學則用他們的切身感受,控訴了台灣當 局的暴行。會上,群情激昂,紛紛仗義發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後一定要和台灣當局繼續 交涉,直到所有被捕同學恢復自由,重返學校。 大會在慷慨激昂的氣氛中一直進行到深夜,最後,在全體同學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 聲中結束。 持續五天的「四‧六」風暴,像一場強勁的颱風,終於過去了。台大校園裡,又逐漸恢復 了往日的平靜。但國民黨當局對愛國進步學生的迫害卻仍在進行之中。[40] 分批釋放學生 彭孟緝說,四六當天的大逮捕,「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以後我每天早上把學生 叫到操場上,跟他們一同做早操、一同吃飯」;他並且說:「職業學生、共產黨一定要出來。」 [41] 另外,據這些被抓的學生說,那座還沒有拆掉的日據時代的兵營,是日本人拿台北城牆的 石頭來蓋的,所以,圍牆都是一塊塊很好的大石頭蓋的。學生們被抓進去時,眼睛都被矇 著。學生們被抓進去以後,就兩個人一個手銬,一個人一隻手,一個左手一個右手,銬起 來!然後,就把他們隨便堆在地上躺著不管。當天下午,他們就被一個個地分別偵訊。偵 訊的內容不外就是:有沒有人煽動他們去遊行?有沒有發覺同學裡有共產黨的活動或組 織?幕後主謀者是誰?等等了無新意的問題。因為人數多,每個人的審問都只有幾分鐘就 結束了。一般被捕的學生也認為,軍警單位主要的目的還是要抓名單上面的那些人,當然, 也借這個機會看看,有沒有其他「非法分子」?同時也想多打聽一些校園情況。所以,只 有叫去問話,沒有刑求。[42] 謝東閔也說:「學生被抓的次日,我怕學生出事,帶著香蕉、橘子探望學生。他們有些人還 笑嘻嘻的說,院長你來看我們喔,我說,你們實在是太調皮了。」[43] 三天後,部份被認為沒有問題的學生開始由家長具保領回。 然而,據四月八日報載,警備總部發言人又對外宣稱:「該部拘捕臺大及師院非法學生,當 時原將應行拘捕姓名送請學校當局指交,臺大業已照辦,惟師院方面學生拒絕,不得已乃 由憲警入內查拘,當時自知將受拘捕之少數學生,故意造成混亂,鼓動全體學生擁上車, 致使憲警不得不將所有上車學生一齊帶回,以便清理。」清查結果,除了「因無學生證或 身分證,正向學校當局查詢」的學生之外,已將臺大學生十二名,師院學生一○五名,通 知家長,領回管教;並已備文將「原定拘捕(的)極少數份子」--「周自強、莊輝彰、 許華江、王耀華、丘宏義(仁)、黃金揚(榮)、盧秀如、許冀湯、趙制陽、孫達人(又名 孫志煜)、陳錢潮、張光真(直)、申德建、陳琴、藍世豪、徐桂屯、鮑世渚、方啟明、陳 炳章」等十九名「拘訊」學生,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如罪證確鑿絕依法懲辦」。另 外,史習枚(《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歌雷)與董佩璜(《中華日報》記者)二人,也已另 案移交法院。[44] 然而,第二天各報又刊載了一則臺大當局的「來涵登照」。臺大方面針對警備總部發言人: 「該部拘捕臺大學生,當時原將應行拘捕姓名送請學校當局指交,臺大業已照辦。」的發 言,指稱「全非事實」,並聲明「此次警備司令部在本校拘捕學生,全係警備司令部自行辦 理」。[45] 四月八日,警備總部發言人又對外宣稱:「對於師院學生繼續清理完畢,除極少數非法學生 移送法院依法辦理,以及非師院學生當晚住在師院情節可疑者,計臺大學生吳汎修、歐龍 雲、許嘉煢、鄭文憲、駱濱濱,成功中學學生傅昭柱、李思陶等,須續加偵訊外,其餘一 概由該部通知各家長至臺北市上海路警備旅旅部領回。」據報載,該部同時公佈「百餘名」 已通知家長領回的學生名單;據悉,名單公布的當天,就有不少家長前往領回。[46] 四月十二日,警備總司令部發表處理學生事件經過,宣稱:「此次事件,純依法定手續,迅 捷處理,目下所有學生,除十四名解送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依法辦理外,餘均已由家長或 該兩校當局領回管教」。由於釋放名單並沒有公布,我們因而無從得知,原先送交臺北地檢 處「依法辦理」的十九名學生當中,有哪五名已經被釋放? 針對警備總司令部四月十二日宣稱的:「此次事件,純依法定手續,迅捷處理,目下所有學 生,除十四名解送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依法辦理外,餘均已由家長或該兩校當局領回管教」 的說法,臺灣大學學生自治會於四月十五日上午,在學生食堂舉行記者招待會,招待會主 席首先向各媒體記者報告說:「在本校同學周自強等二十八名,及師院的三百多同學被捕 後,本校全體三千多同學乃被捲入恐怖的浪潮中。我們是有熱情有正義感的青年,雖然我 們不能不顧到本身的安全,但同時我們更沒有忘懷被捕同學的鐵窗之苦。在同學們一致的 要求下,我們的營救會就宣告成立了。我們並不願擴大事態,造成血案,我們誠心實意地 企圖將此次事件,通過學校當局和政府的交涉,大事化小,使已波及於本校三千同學獲得 自由和安全。」[47] 然後,學生又針對當局所謂「少數外來學生鼓動學潮」的說法澄清說:「本校同學無論本省 外省,根據以往的事實,在學習上都是密切砥礪,互相觀摩,在感情上親愛互助,並無任 何裂痕。」[48] 接著,他們又向記者報告營救工作的狀況:「在六日到十二日的一星期內,我們沒有一天沒 有一小時不是為了被捕同學的自由而奔波。終至在九日下午,名單外之十二名同學,獲得 釋放。」[49] 同時,他們又指出:「對於營救被捕同學,我們當前工作重點只是訴訟上問題,希望當局對 尚未開釋同學早依法辦理,完成偵審,無罪者應即開釋,並希望各界主持正義。」[50] 然而,據同一天報載的傅斯年校長擬具的,即將於十六日起連續三天舉行的校務會議的報 告書全文,卻對學生的呼籲,隻字未提。[51] 另外,同一天,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沙姓首席察官又告訴《中央日報》記者:「該案正積極 偵查,因為證據確鑿,還沒有特別困難,不過因為各方牽涉很多,偵查起來很費時間,現 在他們已商請警備總部派員協同偵查。」[52] 從沙姓首席檢察官的這段談話看來,這十四名送交「依法辦理」的學生命運,終究還是掌 握在警備總部的手上。據四月十三日的《公論報》和《中央日報》根據「中央社訊」的報 導,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在四月十二日「首次偵訊學生案件」的「十四名涉案學生」之後, 隨即把他們「還押看守所」;有關當局並且宣稱:「在押學生每兩人拘一室,所受待遇較一 般嫌疑犯略優,普通嫌疑犯需四人拘一室。按臺北看守所係附屬於臺北監獄之下,其所受 待還亦較臺北監獄略優。」至於,他們的下落如何?我們卻因為在後來的報章媒體上看不 到任何相關的報導而無從得知。一直要到四十五年後的一九九四年六月三日,當時的警備 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在接受中研院學者的採訪時,才透露了這段秘密。針對「四六」被捕 學生的處理情形,彭孟緝是這樣向採訪者說的: 其中師範學院(學生)就解散由家屬領回,台大是國立大學,我們不能管,所以我叫傅斯 年負責台大的學生,後來他也叫家屬來領回去。我清查以後約不到四十人是大陸派來的職 業學生,你們看,四十個人便可搞這麼大的事情。我想這些年輕人雖然其罪不可免,但我 同情他們,我問他們:「願意留在這兒的人我辦個學校訓練一下你們,要回去的就送你們回 去,請你們考慮三天。」結果只有一個人願意回去,後來我也送到馬祖,派個船送他回去。 其餘的三十幾個便在板橋辦了一個「新生訓導處」,請了大學教授來授課,他們也都很感激 我,所以後來有幾個留美的回來,帶了妻子、小孩特地到日本來看我。我這個人是非常善 良的人,我雖然是軍人,但我對敵人很大方,對親人非常愛護……。 [53] 如果「對敵人很大方」的「非常善良的軍人」彭孟緝的說法是事實的話,那麼,當時未被 即時釋放的學生就不只是送交台北地檢處「依法辦理」的周自強等「十四名」學生而己! 而且,當時媒體根據中央社提供的資訊所作的各項報導,顯然也就不符事實了。但是,彭 孟緝的說法又與那「十四名」學生當中的孫達人、張光直等人的證言有很大的出入。 在張光直的記憶裡面,一同被關在情報處的「四六事件的受害者」,一共有「十九個人」。 這十九個人,包括四月八日報載的送交台北地檢處「依法辦理」的周自強等十九名學生當 中的「王耀華、周自強、陳錢潮、盧秀如、黃金榮、許冀湯、許華江、申德建、孫志煜(達 人)、藍世豪、陳琴」等十一名台大學生;以及師院學生「莊輝彰、趙制陽」;成功中學學 生「丘宏仁(義)」;建中學生「張光直(真)」;新聞界的「史習枚(新生報)」和「董佩璜 (中華日報)」;另外,還有原先不在報載名單上的師院學生宋承志和職業不明的王惲。至 於原在報載十九名學生名單中的「徐桂屯、鮑世渚、方啟明、陳炳章」等四人則不知下落? [54] 在沒有確切的檔案資料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歷史的真相究竟怎樣?看來,只有等待官方公 布當時的檔案(如果還有的話),才能真相大白吧! 師院的整頓過程 四月六日當天,台灣省政府即「鑑於近來各校迭有少數學生,行為不法,妨憲公共治安殊 極,而校風之敗壞,尤以省立師範學院為甚」的理由,以「卅八卯魚府字綜機字20252號」 電令師範學院:「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所有學生應一律重行登記,再行定期復課」, 以便「澈底整頓」。同時要該校轉知全體教職員暨各生家長,仰體政府整頓教育之苦心,約 束學生安分守法,不得再有越軌行動。」[55] 四月七日,臺灣省當局為表明整頓本省學風之決心,也組織成立了「師範學院整崸學風委 員會」;委員包括:省參議會代表,臺北市參議會代表,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臺北市 長,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明,劉真,陳蔡煉昌,謝似顏;並指定劉真為主任委員。 與此同時,臺灣省政府也發表師範學院院長的任免令: 一、兼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請辭兼職,應予照准; 二、聘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真,暫行代理師範學院院長。[56] 四月九日,中午十二時,在省主席陳誠「儘速召開會議」的要求下,「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 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游彌堅、劉真、陳蔡煉昌、蘇惟深、周延壽、劉明、謝東閔、謝 似顏、蒲薛鳳等人出席,黃朝琴列席,由主任委員劉真主持。會議討論了以下五項事情並 作出決議: 一、請劉兼代院長即日接事並執行本會決議事項等。 二、整頓範圍以學生為對象;至應復課為止,暫以約二星期為整頓期間。 三、學生學籍重行登記,由謝東閔委員請教育廳負責,于本學期內草擬「台灣省立師範學 院學生學籍重新登記辦法」,經本會通過後,呈請省政府核定施行;「關於不予登記之標準 及名單,以及重行登記手續,由劉主任委員與謝委員東閔研究後,提經本會商討決定之」。 四、本會開會地點可臨時決定;印信請省政府刻製頒發。 五、本會辦公人員由省政府教育廳及師範學院調用之。[57] 四月十一日,劉真接長師範學院。當天,陳誠在中山堂邀宴師院全體教授,表示「整頓學 風實非得已,希望迅速登記早日復課」。[58] 四月十三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記者表示:該會「為整飭學校秩序,維護學 生學業,並樹立良好學風起見」,業經訂定「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行登記辦法」一種,並經 呈奉省政府核准,即可實施,其要點包括:一、所有師院學生須一律重行登記,聽候甄審; 二、自四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在師院辦理申請登記手續,逾期不得申請補登;三、 申請登記時,應繳1.登記表2.保證書3.戶口抄本4.最近二寸半身像片三張;四、經該會 甄審合格者,由師院換發學生證及政章,重行取得正式學籍;五、甄審合格的學生,憑新 發之學生證重行註冊上課,上課日期由學院另定;六、本辦法自公佈之日實行。[59] 整頓學風委員會顯然是想通過學生重新登記、甄審的程序,進行學生之審查;並據此「合 法」的去除「不法學生」。[60] 當天下午三點,師院新任院長劉真特在該院會議室,舉行茶會,招待全校一百二十名教授, 就「學風之整崸,經費之增加,設備之充實,員生之福利」等問題,「熱烈交換意見」。[61] 四月十六日,師院學生開始重行登記學籍。據報載,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為從速辦理登 記,以期早日復課免誤學生學業起見」,除了「預發每人照相費一萬元,以示體恤」以外, 並「在各報發布消息刊登廣告」,同時也「請(省)新聞處利用電臺廣播全省」;該會「復 恐僻遠鄉村不易周知」,又特地「個別函知學生家長,告以登記辦法及日期,請其督促子弟 如期辦竣登記事宜。」經過這樣那樣的努力之後,據統計,當天一共有二百二十四名學生 辦理登記。劉真並且規定,登記期間,所有辦理登記人員,星期日照常辦公。[62] 然而,據四月十九日《中央日報》「學府風光」欄的報導,師院宿舍雖已開放,但是返宿的 學生卻僅及原來人數的五分之一;而且,這些學生都有「不堪回首」的感慨。 四月十九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公告,登記手續於二十五日一定可以辦理完竣,並定五 月一日正式開課。[63] 第二天,該會負責人又對外宣稱:學生登記已達五百餘人,但是,正式復課日期尚待開會 決定。[64] 四月二十五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截止,該會辦事人員「日夜趕辦各項通知復課事宜」。 [65]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在省府秘書長辦公室舉行「師範學院整頓校學風委員會」第三次 會議,出席者有劉真、浦薛鳳、游彌堅、謝東閔、陳蔡煉昌。會中討論決議事項有三: 一、甄審學生計有逾期不來登記學生周慎源等十四人,現在法院有案者朱乃長等十人,教 育部令偽造證件法辦者趙制陽等四人(詳見表一),應個別通知不予合格外,經治安機關偵 明屬重大罪者章志光等十二人。除阮庭瑜一名經陳蔡煉昌先生保證確係優良學生,暫予以 留校察看外,餘十一名(詳見表二)應予以不合格處分。 二、決定四月二十九日正式復課。 三、「學生及宿舍管理員,因四月六日學生與憲警衝突事件遺失衣物錢財,請求救濟」等之 事,決議:「不討論」。 會議結束後,該會隨即以「整頓學風委員會」名義,將處理情形結果函致:「台灣警備總司 令部、(保安處)林(秀欒)處長、警務處」及「台北市警察局」等警政機構: 查省立師範學院學生,經本會甄審不予不合者,計有朱乃長等二十五名(內趙制陽、程皓 蘭、王立榮、徐俊等四人偽造證件,教育部曾令法辦在案),除由會分別通知即日遷離學院 外,相應抄送名單一份函請備查。又學生周慎源等十一人因逾期未來會申請重新登記,亦 經依照規定予以除名,併希查照為荷。 文後並附有「省立台灣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除名學生名單」一份: 一、逾期末重新登記規定應予除名之學生(計十一人): 姓 名 性別 籍 貫   科 系 周慎源 男 台灣台南縣 本科數學系 鄧傳青 男 江西清江縣 本科教育系 鄭鴻溪 男 台灣彰化市 本科教育系 朱商彝 男 台灣彰化市 本科教育系 陳澤諭 男 福建南安縣 本科史地系 李德育 男 河北清苑縣 本科教育系 黃旭初 男 台灣新竹縣 本科教育系 〔師院的學籍資料未見退學記事〕 方孔裕                   〔同上〕 張泰賚  男   台灣台中縣  二年制先修班〔師院的學籍資料記載是因曠課過多而退 學〕 簡素嬌 〔同黃旭初等〕 李淑美 〔同上〕 二、偽造證件經教育部會知法辦之學生(計四人): 姓 名 性別 籍 貫 科 系 趙制陽 男 浙江溫嶺 本科教育系 程皓蘭 女 浙江溫嶺 本科教育系 王立榮 男 浙江紹興 本科教育系 徐 俊 男 浙江富陽 本科教育系 三、甄審不予合格之學生(計二十一年): 姓 名 性別 籍 貫 科 系 朱乃長 男 上海市 本科英語系 〔師院的學籍資料的記載是「未重新登記」〕 宋氶治 男 浙江紹興縣 本科英語系 〔同上〕 莊輝彰 男 台灣高雄縣 本科英語系 〔同上〕 薛愛蘭 女 福建仙遊縣 本科數學系 〔同上〕 毛文昌 男 浙江江山  本科國文系        王俊廷 男 台灣高雄市 本科數學系 〔同上〕 魯教興 男 河北豐潤  本科國文系        郎立巍 男 汀北臨榆  本科國文系        樓必忠 男 浙江義島   本科數學系 〔同上〕 方啟明 男 福建山遊縣 本科國文系 〔師院的學籍資料的記載的為「未重新登 記」〕 章志光 男 浙江永嘉縣 本科教育系 陳光第 男 江蘇武進   本科教育系 譚震中 男 山東威海衛 本科教育系 林加坤 男 福建山游縣 本科史地系 江應楠 男 浙江杭縣   本科英語系 劉君任 男 福建蕭田縣 勞圖專修科 頻義俊 男 浙江溫嶺  本科教育系 連占武 男 福建仙遊縣 本科國文系 匡中人 男 江蘇上海縣  本科英語系 陳錦清 男 福建仙遊縣 本科國文系 樓 高  男 浙江諸暨  本科教育系 總計,在「重新登記甄選」之後,師院學生共有三十六人被除名。[66] 四月二十七日起,該會「按照預定計劃辦理註冊手續」,據報載,「當時秩序進行迅速,一 日之間註冊者即達六百二十人(全院八百餘人)。」二十八日,註冊事宜辦理完畢。[67] 四月二十九日,師範學院正式復課。據報載,清晨五點左右,劉真院長左右,劉真院長就 已經到達學校,並且親自前往各教室、宿舍等處巡視;到了七點,他就「領導全體學生在 大操場舉行業已停頓半年的升旗典禮」,並「作極懇切扼要的講話,勗勉學生應提高學術研 究興趣,養成優良生活習慣及發揮愛護國體之精神。」據載,復課當天,「師生教學情形極 為良好,學校秩序亦已恢復常態。」[68] 十月十五日,「整頓學風委員會」的整頓工作正式結束。「四六事件」以後官方的「學風整 頓」工作,至此告一段落。[69] 恐怖的延續 經過「整頓」後的師院校園,事實上是處在情治機構的監視之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可 以直接行文學校按名指交「不法」學生,學校成為警總的下屬機關。[70] 一九四九年八月,師院學生王家儉、丁權、陳培基和姚清發等人又同時被捕。 據當時《南洋商報》駐台訪特派員蘇菲在《台灣魔窟歷險記》中報導:因為分發《為國民 黨迫害台灣學生及全國同胞書》而被捕的師院學生李德育,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卅日,慘遭 秘密殺害。[71] 一九五○年五月十日起,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又以「涉嫌叛亂」之由,陸續逮捕了陳水木 等四十幾名台大及師院學生,許多「四六事件」的受難學生為恐牽連,聞訊紛紛展開長達 數年的逃亡生涯。十一月二十九日,陳水木與同案共十九名難友被槍決,其餘則被判十五 年以下的不等刑期。 至於名列「黑名單」之首的周慎源,則在流亡當中,在桃園盧竹鄉慘遭特務亂槍擊斃! 註解 : [1]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二日臺北《公論報》。 [2]陳培基《「四.六事件」中的台灣師院》,收錄於福建省台灣大專院校校右會《「四.六」 記代專輯》,一九九九年二月。 [3]胡世璘證言,一九九三年十月,採訪於北京民族飯店。 [4]<鄭要三懺悔錄>,一九五二年《中央日報》。 [5]裴可權《臺共叛亂及覆亡經過紀實》,一九八六年五月,商務出版。 [6]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四、五日臺北《新生報》,及于禁《上海1949》,台北,風雲時代 出版,一九九七年一月。 [7]前引陳培基《「四.六事件中的台灣師院》。 [8]據趙制陽自述,他是在當天傍晚,在師院校門口被捕的;詳見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聯 合報》,報者李青霖專訪《劫後餘生趙制陽憶四六亂象》。 [9]一貫《一九四九台北四.六學生運動》,美國,《台聲》雜誌,一九七五年四月。 [10]陳澤論《回憶「四.六事件」》,收錄於前引福建省台灣大專院校校友會編《「四.六」紀 念專輯》。按,陳澤論當時是師院史地系學生,就讀期間曾經擔任過該校方生社社長、筆聯 會主席及一九四九年師院「二月罷課」委員會委員之一。 [11]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台北《新生報》。又宋承治是師院英語系二年級學生,並非台大學 生。 [12]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第五期,第三 三七至三三八頁,一九九四年六月卅日。 [13]謝公秉專訪<謝東閔:我從頭到尾沒有把學校關掉>,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聯合 報》。 [14]前引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記錄>。 [15]前引陳澤論《回億「四.六事件」》。 [16]朱商□歷史證言,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採訪於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 [17]前引謝公秉專訪<謝東閔:我從頭到尾沒有把學校關掉>。 [18]盧兆麟歷史證言,一九九○年四月六日,探訪於台北盧宅。 [19]孫達人歷史證言,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四日,採訪於台北孫宅。 [20]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台北《中央日報》。 [21]前引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記錄)。 [22]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台北《中央日報》。 [23]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台北《中央日報》。 [24]一九四九年四月七、八日,台北《中央日報》。 [25]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台北《中央日報》。 [26]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台北《中央日報》。 [27]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台北《中央日報》。 [28]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台北《中央日報》。 [29]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台北《中央日報》。 [30]根據四六當時被捕的建中學生張光直在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第五十八頁所載,台 大教授蘇某,應該是指蘇薌雨教授;當時,蘇教授住在溫州街二十巷一號,因為張光直曾經 在那裡住過一段時間,那些軍警為了抓張光直,所以也跑到那裡「搜查」。 [31]轉引自《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台灣問題資料輯錄>第九十二頁,北京 科學出版社。 [32]薛秋帆《我在「四.六事件」的前前後後》,前引福建省台灣大專院校校友會編《「四. 六」紀念專輯》。 [33]前引陳培基《「.四.六事件」中的台灣師院》。 [34]陳玉成《台灣師院學生運動片段》,原載《仙遊文史資料》,一九八四年六月,收錄於 前引福建省台灣大專院校校友會編《「四.六」紀念專輯》。 [35]前引《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台灣問題資料輯錄>第八十九頁。 [36]前引陳玉成《台灣師院學生運動片段》。 [37]前引陳培基《「四.六事件」中的台灣師院》。 [38]前引《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台灣問題資料輯錄>第九十二九頁。 [39]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台北《中央日報》。 [40]樊軍《四.六風暴》,台北《遠望》雜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41]前引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記錄>。 [42]前引孫達人歷史證言。 [43]前引謝公秉專訪<謝東閔:我從頭到尾沒有把學校關掉>。 [44]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台北《中央日報》及《公論報》。 [45]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台北《中央日報》及《公論報》。 [46]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台北《中央日報》及《公論報》。 [47]謝漢儒《關鍵年代(一九四八-一九五二)的歷史見證---台灣省參議會與我》,第七十 一頁,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九八。 [48]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台北《中央日報》。 [49]前引謝漢儒《關鍵年代(一九四八-一九五二)的歷史見證---台灣省參議會與我》。 [50]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台北《中央日報》。 [51]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台北《中央日報》。 [52]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台北《中央日報》。 [53]前引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 [54]前引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第六十三頁。 [55]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台北《中央日報》。 [56]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台北《中央日報》。 [57]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台北《中央日報》。又,據師大「訓導字第11卷第19號」檔案 所載該次會議於四月八日舉行,轉引自《國立師範大學「四六事件」研究報告》。這裡,根 據的是《中央日報》的報導。 [58]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台北《中央日報》。 [59]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台北《中央日報》。及《公論報》。 [60]《國立師範大學「四六事件」研究報告》,第六頁,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 [61]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台北《公論報》。 [62]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台北《新生報》。 [6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台北《中央日報》。 [64]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台北《中央日報》。 [65]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台北《中央日報》。 [66]前引《國立師範大學「四六事件」研究報告》。 [67]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台北《中央日報》。 [68]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報》。 [69]前引《國立師範大學「四六事件」研究報告》。 [70]前引《國立師範大學「四六事件」研究報告》。 [71]前引陳培基《「四.六事件」中的台灣研院》。







詳細資料

誠品26碼 /2611226747006
ISBN 13 /9789575838546
ISBN 10 /9575838548
EAN /9789575838546

頁數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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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類別台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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