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札記》中譯本的出版，我期待已久。當我聽說該書已經譯完的時候，內心滿是喜悅。
首先，《沖繩札記》中譯本是最早的外語版本。而這是一本對我非常重要的書。在還很年輕的時候，我就開始寫小說了。那時，我還沒有下定決心是否把文學與自己的一生聯繫起來。少年時期，母親送給我一些書，我從中發現了小說。即便是孩子，也能感受到那不僅僅是娛樂之物。魯迅的短篇讓我理解了對人性的敬重。而我在大學開始學習法語的時候，以閱讀讓．保羅．沙特為主，也日益堅定了社會介入之心。
雖說從二十多歲就開始寫小說了，然而我實在不能把握：通過自己的閱讀學到的所謂「文學」和「文學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將來的工作中踐行。而立將至之年，智力殘障的長子誕生了。我打算與他共生，也決意去思考到那時為止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活意義。於是就有了《個人的體驗》這樣的小說；接下來創作了《廣島札記》和《沖繩札記》這樣的長篇隨筆。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人類製造了具有大規模殺傷性的核武器，並且供以使用，也就是說，人類第一次面臨滅絕的危機。但是我相信，在遭受原子彈轟炸的人們趨於康復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在人類存續的未來，仍有希望的出路。我就寫下了這種想法。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廢除核武器有多大的可能一直是我評論活動的主題。
而其中論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題的，則是《沖繩札記》。我在書中試圖思考的問題是：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於是我將焦點轉向沖繩。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際，那個一直處於特殊狀態的獨立國家琉球是如何被納入日本這個國家的？在最初的情況調查中，我還接觸到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他在中國的名字叫林世功，在琉球則被稱為名城里之子親雲上）。
在這本書裡，我寫了日本近代化歷史中沖繩和沖繩縣民與日本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作為唯一地面戰的戰場沖繩遭到美軍襲擊的沖繩戰；我還論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的沖繩縣民在戰後的存續狀態。而我也常常把「何謂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種「黯淡的內省」作為人的主題來追問，然而卻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為「自虐」史觀，這也是事實。不過，《沖繩札記》的寫作與歷經大約四十年的被閱讀，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構築了積極的亞洲觀、世界觀同樣是事實。我打算紮根在自己的文學中、作為文學家來走完自己的人生。
五年前，《沖繩札記》被上述的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審判庭。在一審和二審中，我都勝訴了。現在在等待最高法院的判決（就因為在等待，我遲遲沒寫這篇序言，給譯者和出版社帶來了很大麻煩，我表示由衷的歉意）。判決的論爭圍繞本書中所涉及的被日軍強制集體自殺事件展開。很多倖存者的證言向忘記（或者不了解）事實的日本市民傳達了真相。在高等法院的二審中，有證言說，當時在場的少年，他耳聞目睹島上那位可憐的審判長命令島民說：你們不能死！審判長斷定那是謊言。但是，慫恿做偽證的協力者們編纂的教科書今年重新被幾所學校採用，這也是日本的現狀。
我希望學習這種教科書的中學生們通過課堂討論，能夠去思考：在日本、以及在面對亞洲、面對世界的時候，將來如何成為不靠說謊去生活的日本人。而我也相信這樣的希望是能夠實現的。這就是我現在的日本觀和日本人觀。在五年審判期間，法庭內有勇敢而誠實的證言，法庭外則對這些勇敢而誠實的證言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就是我被賦予信心的根據。
大江健三郎 二○○九年八月